涉过无愁河——王鲁湘追忆黄永玉

2006年11月18日下午，《天下凤凰聚凤凰》电视直播将在湘西凤凰古城北门河的码头上开始。作为主持人，对于直播要谈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只能现场见机行事，指东说东，指西说西了。

好在有黄永玉。

我唯一知道的是这位凤凰老精怪这会儿回来了，并且答应做现场嘉宾。有他老人家在，那是绝不会冷场，也不会无趣的。

《天下凤凰聚凤凰》电视直播现场

我是上午陪老板刘长乐先生从长沙乘坐远大号商务机到达的凯里，再从凯里坐车到的凤凰。吃过中饭，我想在下午直播前到街上走走。

一下酒店的楼梯，就看到一个熟悉的小老头的身影，孤零零地坐在楼梯口一把木椅子上，人来人往的，却无人搭理他。

这不是黄永玉吗？我先是一愣，后是一惊。“黄老，您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我赶紧过去坐在他身边。“哎，不是下午你们凤凰台要录影吗？”我说还早呢！

一看老先生，居然还穿了双雨靴。原来外面正下着小雨呢。他吃过中饭，就一个人从古城对岸的玉氏山庄走过来了，到了酒店，也无人接待他，他就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息，没想到被我撞上。

在码头上的黄永玉

在北京，在香港这种大都会，你想看到黄永玉无人搭理孤独地枯坐一隅，那是不可能的。虽说冠盖满京华，但斯人却绝不憔悴。凡有黄永玉出现的地方，不说前呼后拥，也必是红男绿女陪伴左右，能贴近他身边的，非富即贵，而他在这富贵锦绣堆中又自有一套“粪土万户侯”的手段，那若即若离的距离感，那不冷不热的温度感，那语含机锋的幽默感，那手把烟斗喷云吐雾的自在感，那把控现场情绪和节奏的主人感，都在显示出他才是这锦绣堆中精神的王者。

而今天，在他自己的家乡，一个小县城里，一间小酒店的楼梯口，初冬的细雨带来阵阵寒意，他孤独一人神情落寞坐在冷冰冰的木椅上，进进出出的人几乎无人知晓他是谁，许多游客一定把他当成了凤凰城的老居民。

此时此地此景，对我而言，却显得多少有些怪诞。当我从楼梯上下来一眼看到他的霎那间，我看到的是一个寂寞孤独的老头儿。

我的突然出现并没有让老头儿感到尴尬，这个老江湖因出现了一个谈话的对手又瞬间恢复常态，神情自如且自信，好像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客厅。

我问他最近的创作重点放在哪儿？他说是写作，继续写他那部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我问写了多少？他说四十来万字吧，才写到四岁。我听了哈哈大笑，说一岁十万字，写到九十岁那不得九百万字！我说您一定会创下长篇小说长度的世界纪录。

黄老也跟着笑笑，话题一转，说最近也常在反思前人说过的话，觉得有些老少皆知的名言未必经得起推敲，因此想做点翻案文字。

比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就经不住细想。我问为什么？他说，一个人活一辈，比如说我吧，八十多岁了，才一个知己朋友，你说我这人活得有多失败？

再比如“学富五车”，汉代的书册是竹木简，一牛车拉的竹木简，文字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万字吧，也就一本书。五车书也就今天的五本书。无论如何，用今天的阅读量来衡量，一个只读过五本书的人也称不上有学问吧？

我们就这么愉快地谈着，突然，黄老说，我要先回去一下，下午直播的时候，我要送一件特别的礼物给刘长乐先生。

这件礼物，就是黄永玉先生当年给凤凰县设计的城标雕塑的原稿，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在直播中间，黄永玉先生亲手将它赠送给了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

电视直播是在露天，北门河边的码头，前面是碧绿的河水，背后是红色砂岩的老城门，两岸是鳞次栉比的吊脚楼，景色奇美。但天公不作美，一直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又冻又湿。雨大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给每位参与直播的嘉宾穿件塑料雨衣。

我注意到，全场只有年纪最大的黄永玉先生表现得最为镇静淡定。他稳坐在椅子上，完全对眼前的雨景视若无物，一动不动，像座雕塑。我想，他可能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在河边看风景，而他，却是沉浸在生命的河流里回忆和咀嚼过往的细节。

用他在《永玉六记·往日故乡的情话》里的话说，就是“故乡的闪念太多。”今天，天南地北的“凤凰人”来到凤凰，陪他河边细雨忆故乡，那么，“山水，生活，隽语，人物，情调，片段的哀乐”，能不“油然生发”？

直播节目现场

我这里摘录一些《往日故乡的情话》中的句子，一些在我看来与直播现场情境最应景的句子，同河边的景致剪辑到一起，叠上黄永玉那野气逼人却又永含忧伤的眼神的特写，让我们一起进入他穿越无忧河的一个个“闪念”：

“毛毛雨，打湿了杜鹃的嗓子。”

“想起河边吊脚楼上窗户里的女孩子，一定个个好看。”

“太阳下山了。田家的十二匹白马过河了。进城了。回家了。”

“夕阳下的城垛上，苗孩子吹他的笛子哩！”

“涨水了，上学的孩子顶着书包泅过河。”

“老营哨的鸡叫，梦里都听见。”

“船上的客人对船夫说：‘快看！竹林山崖上有只豹子！’

 ‘唔！它天天都在那里晒太阳的……’”

  “观音山的钟一敲，云都散了。”

“光屁股的男人在河里洗澡，招呼钓鱼的：你离远点好不好？”

“你们这里的风景真好！”“忙得很，顾不上看它！”

“文昌阁的小学生唱校歌，全城的人都在倾听。”

雨中凤凰

今天，这个阴湿寒冷的下午，我们在黄永玉记忆中的北门河边，倾听他说湘西的过往，全世界的华人都在倾听。

按照约定，直播结束后，我会带着《文化大观园》摄制组去他的玉氏山庄，做一期他的专访。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又折腾了大半天，先让他回去休息，四点我们再去找他。

来凤凰城旅游的人，一半是冲着沈从文和黄永玉叔侄来的。湘西的野，湘西的美，湘西的诡异和传奇，从这叔侄的笔端流出，传播于世，引发人们的惊艳；这叔侄二人，也因了自身传奇的经历和惊世的才情，而成为凤凰的名牌和名片。

说到名牌，美术界都知道黄永玉狂爱所有“名牌”：名牌衣服、名牌帽子、名牌烟斗、名牌汽车、名牌犬……。按他的画作的市值，他也有力量拥有这些。比这些名牌更牛的，是他的名邸。他在北京的万荷园，在凤凰的玉氏山庄，在香港和意大利的住宅，都曾经是美术界的谈资，是画家中“先富起来”的标志。

他也从不掩饰财富，当然也从不掩饰对于财富符号的各种名牌东西的喜好和追逐，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恶俗的趣味。当一切都是智慧与劳动所得时，为何不坦然享受这一切？而且，你享受的这些名牌，是各国人民辛勤劳动与智慧和美感的结晶，为何不用你自己的劳动去与他们交换呢？为何不用你的享用去肯定和赞美他人的劳动、智慧和美感呢？

这个问题我没有同黄永玉老先生讨论，有点可惜，否则的话，以他的睿智与通脱，一定会回答得非常精彩和深刻。

我只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黄永玉有几年避走中国香港和意大利，有国不能归。有一天，张仃先生忽然收到一件寄自意大利的包裹，打开纸盒，是一顶咖啡色的平绒贝雷帽，超级名牌，内附一封信，工工整整的小楷，竖写，是黄永玉的信。这顶贝雷帽，张仃先生一直戴着。

黄永玉不仅自己酷爱名牌，而且希望同老友分享。在我印象中，中国大陆画家最早戴贝雷帽抽烟斗的，好像就是张仃和黄永玉。这显然同他们年轻时混过的圈子有关。这种民国遗留的摩登，也可以看作是某种抵抗改造拒绝遗忘的标志。张仃的标配还有一根斯踢克，而黄永玉没有，他不需要，他有一双湘西山民的健腿。

戴着贝雷帽的黄永玉

玉氏山庄建在与凤凰古城隔河相望的山顶上，控制了北门河两岸的制高点，它本身也成了凤凰城的一个地标，组成了河北岸天际线的一组最亮的音符。

走进玉氏山庄大门，就受到了名犬的高规格接待。黄永玉派出了他最心爱的一条大犬来迎接我们，金黄色的皮毛，高大威猛，我不识犬，只觉得它青春朝气，忠勇可嘉。

黄永玉的爱犬

走过很长的一幅据说是黄老最长的作品，黄永玉先生把我们迎到一间朝西的长条形房子，可以俯瞰半个凤凰古城。

他问到哪儿坐好？我说这里光线不错。他说那就请坐。我一看，是两张特制的木椅，类似转椅，但无脚，跟日本蒲团似的，一屁股坐下去跟坐到地上一样，站起来有些费劲。

我正犹疑，黄老自己双腿一交叉，一屁股就坐下了，还说：“这看起来不好坐，其实坐下来非常好。”于是我也一屁股墩就坐下了，果然，来回转悠，后面还有个小靠，确实有点自在随意的惬意舒服劲儿。看见黄老自得的样子，我忽然明白，这是老人在我们年轻人面前不动声色露了一手：看看，我这八十多的人，腿脚不输于你们吧？

刚才那条金毛犬又乖乖地凑到黄老脚下，黄老像抚摸孩子一样顺了顺它的颈毛。“这不是刚才那一只。那一只是它的儿子。这只最乖，每次见客人我都带它，它乖。”果然，在接下来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中，它都乖乖地趴在黄老脚下，既不乱动，也不哼哼。

房间里回响着普契尼的歌剧。黄永玉还是一个发烧级的西洋古典音乐爱好者，当然，他的音响设备，也是顶级的世界名牌。

我注意到旁边的躺椅上放着一本已经翻开的书，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清人的诗文集，一问，原来是一位凤凰乡贤的诗文集，有大量湘西掌故和民风民俗的记载和描写。

显然，在等我们的时间里，黄老正边听着意大利歌剧，边躺在椅子上读着乡邦文献，为他写作《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做些学术上的准备。

这个边听着西洋音乐，边躺着看书的场景，其实是更真实的黄永玉的一个侧面，一个不为世人所了解和熟悉的侧面。酷爱文学和音乐，可能还在酷爱美术之上；先是一个文学青年，后是一个美术青年；获过国家级大奖的不是美术作品，而是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这恐怕就不是人们所知道的黄永玉了。

黄永玉将文学视为自己最倾心的“行当”，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诸种体裁均有佳作，出版过《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等。

他的文名之所以被画名所掩，要拜1974年的所谓“黑画事件”中首当其冲的作品《猫头鹰》和1980年的猴年邮票设计所赐，当然，也要靠他的画作在艺术品市场上长年不衰的不俗表现支撑。

这位在文学写作上不拘一体的作家，在进入美术领域时，也是一个未受科班训练从而不拘一体的艺术家。事实上，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他全干过，还画过漫画，搞过设计，只要喜欢，有感觉，他就敢抡，而且总能抡出点动静和名堂来。这种不安分，不循规蹈矩的“折腾”脾性，应该同他的身世和经历有关。

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一个土家族读书人家里，在美丽得让人心颤的边城生活了十二年。念小学时，他是一个出了名的淘气学生，绰号“黄逃学”。

十二岁那年，他离开了家乡，到厦门就读著名的集美学校，仍然“恶习不改”，开学第一天，他就把领来的新书给卖了，换了钱买袜子和肥皂。在集美学校，他由“黄逃学”升格为“黄留级”——三年中留级五次，但却读遍了图书馆所有的书，还会画画，会木刻。

看来，这个湘西来的孩子野性太重，终究无法适应体制化的教育，最后，他选择了最适合自己天性的学习方式：初中没有毕业，他就主动退学，揽着木刻板，攥着木刻刀，背着几本书，带着一点钱和几件换洗衣服，开始了一生最漫长的流浪，混过上海滩，到过香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家乡。1953年，29岁，在表叔沈从文的要求下，来到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教师，住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与李可染、王式廓、董希文、张仃等等“比我更老的老头们”为邻，成了院里所有孩子的“孩子头”。

我问黄永玉先生一个问题：“您的灵气，您的美感，您对文字、语言、画面、结构的讲究，是怎么来的？”

黄先生回答：“这个不是很清楚，这是个美学问题。” 他接着又说：“但是美学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你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甚至于马克思，包括以后的人，有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是什么问题呢？人是哪一年才有美的感受的。没有吧？”

我是北京大学美学专业研究生，我承认，就我的美学史知识而言，没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知道，黄永玉先生巧妙而狡猾地转移了我的问题。

他又自问自答：“你说生下来就有？没有。两岁，三岁，四岁，有没有？但美感这个东西，在我们凤凰这里能够体会出来。”

我问怎么讲？

他说：“你比如我们从小就可以看到外面来的报纸、杂志，介绍外头的东西很好。我就对照一下，我们凤凰也有啊！1937年，我13岁到了杭州，到那里一看，我说同我们凤凰也差不多嘛！”

我就说是不是您觉得小时候的凤凰很有文化艺术氛围？

他说：“是啊，文学也好，人生也好，凤凰都给你有一种很诗意的感觉，一种美的感受的基础。小时候我就说，哎呀，河对岸这么美，我长大了，要在那里盖个房子。这么小就被美所感动，要有一种行为，有一种理想。是吧？就希望在那里，在那个被美感动的地方要盖个房子。”

我被他的话震惊了。原来，玉氏山庄这个地方，是黄永玉在10岁以前就看中并立下志向要在这里盖房子的！到八十岁，他在这个小时候触发他美感的地方。真的就盖了个山庄。这个山庄，就成了他每年必回家乡的理由，也因此省去了地方官员迎来送往的客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可以养狗，落个自在。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而且，这个志，竟是缘于童年的一次美的感动。

凤凰景色

黄永玉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他的美感，来源于故乡的山水，来源于童年。所以，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她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岗上的森林？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候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

于是，我把问题换个角度，变得特别实际：“您几岁开始搞艺术创作？然后得到稿费？”

黄永玉先生立马回答：“那是十几岁，抗战的时候，刻木刻，刻木刻得到稿费，得了稿费我不太相信，人家怎么可以随便拿钱给我们呢？你比如说我登一个报纸，我应该拿钱给你呀！你怎么能够拿钱给我呢？结果收到那个稿费不太相信，还要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壮胆，到邮局去拿。进邮局大门的时候，我还叫同学守在门口，不要跑，别跑呀！邮局那个老头也慢吞吞，搞得我心里又着急又有点怕。真把钱给我了！哈哈！大概两块多钱还是三块钱。拿到钱，请同学吃粥。”

人生中这个第一次，黄老记得特别清楚，讲起来也眉飞色舞。

我又问他：“那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搞艺术，以后应该是一个艺术家的？”

他想了想，说：“艺术那个东西，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很高的理想。一定要说得那么高大一点，我想激励我的大概有三条吧？第一，一开始搞艺术我参加的是左派的活动，左翼文化，我是鲁迅这个系统的，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靠它为生，靠它学习，锻炼，成长，自己培养自己。第三，主要的一点，活到80岁，我劝年轻人，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一定要读书，要不停地读书，与书为伴，从不寂寞。是吧？”

我说：“实际上您一生中间最主要的工作可能还是阅读，是吧？”

说到读书，黄老来劲了。他说：“我没有停过一天阅读。没有书看，六神无主。比方有一次，几年前吧，我回到福建安溪，就是我读书那个学校。那个县里招待所什么都没有，睡不着，就找了个当地的电话本来看。那个电话本里面，有日用百科常识啊什么。”

我接话说：“那也能将就着度过一天，否则的话那一天就度不过去。”

黄老很舒服地在椅子上转了转，说：“所以我看书，也不像别的人，我是培养感觉，我是在书里头滚着的，我不是坐在那里看书的，有系统，学者式地看书。我是在书里滚出感觉来，也可以说直觉，把那个书形成直觉。那么到了形成直觉的时候，要搞创作了，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我说：“您也没有上过专门的美术学院？”

黄老摆摆手：“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的艺术上，我就比较宽了。”

“您是不受这种条条框框束缚的。”

“所以我说我在书本里面滚出来的，我不是有系统地做学问的人。”

我注意到，说这一段话时，黄老一直坐在那蒲团似的转椅上来回转着，就像一个淘气的男孩坐在旋转木马上。这个姿态，这个坐相，这种松弛随意的感觉，我想，就是黄永玉一生状态活脱脱的写照。

他选择艺术，是因为艺术可以让他自由地生活；他喜爱读书，是因为读书可以让他不寂寞。前者可以满足他天马行空的野性，后者可以满足他爱热闹好交流的天性。但他从不正襟危坐地读书，而是以最放松的姿式在书里滚，滚出感觉来，滚出直觉来。书是用来给他滚的，这说明他同书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多么不分彼我。

书对于他而言，既非神圣，也非工具。一个“滚”字，说得太形象，太有味道了。滚进书里去，又滚出书里来，滚进滚出，这才有黄永玉。

对于艺术也是这样，他从不把自己束缚在什么“国油版雕”的画种中画地为牢，也从不定义自己是什么“版画家”，“雕塑家”，“漫画家”或“国画家”。一旦他喜欢上什么了，就“滚”进去，然后又“滚”出来。有一次有评论家批评他的彩墨画不像国画，他回了一句:“谁说我画的是国画，我跟谁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黄永玉对各个艺术门类的边界完全不管不顾，恣意胡来。他很明确地跟我讲：“文艺上有很多品种，有自己的范畴，它不能越过的。画，有的人想所谓改良，所谓创新，根本办不到的，是不是？”

虽然办不到，也并不意味着只能墨守成规。黄永玉的办法是，真诚地承认别人的好，别人的正宗，但我行我素，随性而为，有点儿由着性子来的意思。但你也别说我四不像，老子有时候就是闹着玩的。如果连这点游戏之心都没有了，艺术就不自由了。但我是很认真地游戏，很投入地游戏，我把游戏看作自由的象征，比命还重要。

是的，中国画坛上，有谁能比黄永玉更庄重地游戏笔墨丹青呢？

读读《永玉六记》，那些看似随手记下的片言只语，那些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涂抹的配图，中国画坛，有几个画家像他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力求严肃认真地思考”呢？又有哪个中国画家比他更像知识分子呢？或者，比他更像知识分子似地去写作和画画呢？

创作中的黄永玉

刘长乐在黄永玉家乡采风

既然是在凤凰采访黄永玉，话题自然少不了凤凰人。

“凤凰永远是凤凰人的故乡，即使离开了，他们的根仍在此。”家乡是黄永玉最爱的题材之一。他一次又一次地画凤凰那些古朴而出奇美丽的风景，画那些同在这片土地依偎的苗族、土家族的老人和孩子们。他画斗鸡、赛龙舟，画放鸭、赶场，还画打架、挑大粪。在他的作品背后，是凤凰这片充满阳刚之气的土地，同这些奔放、雄健、甚至野蛮血性不怕死的凤凰人。

凤凰人生活在一个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一点的地方，求生存不易，又处重重关山之中，交通闭塞，天高皇帝远，王化不深，历朝亡命之徒多聚啸于此，隐身于此。这个地方又是四省交界的偏僻之地，谁也不管，谁也管不了，而且汉苗土杂处，为生存空间而争斗，械斗成风，所以这个地方民风好勇斗狠，目无王法，民匪难分。一个人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话，必须尚武刚毅，必须在精神和意志上不服输，不怕死，而且还要有坚强的体魄。

我问黄永玉：“凤凰人是不是对生死看得很透，很淡？”

“那是培养出来的。”

黄老接着讲了两个他自己的故事。

“当时在泉州，有一次看电影。那个影院的银幕是布的，不知怎么烧了，看电影的人惊慌失措往外跑。那个门是往里开的，大家挤在大门那儿，门打不开，压死了好几个人。然后救火队来了，打开门，看到我坐在台子边，跟电影院里所有的人相反的方向。就问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说我是从人的肩膀上爬过来的，因为我估计那个银幕烧完了就不会再烧了，我就逆着人流往反方向爬，不去跟他们瞎挤。你看，十几岁的人能够这么从容。”

“还有一次也在泉州，大年初二，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在理发。理发师给我拿肥皂洗头。警报响了，我说得走。理发师就笑，你满头肥皂泡，你怎么走？我说要走，你也赶快走。说完我起身就走了，躲进防空壕。炸弹大炸，炸完了我回去，那个理发师的肠子粘在墙上，肠子、手指头，都粘在墙上。我十六七岁，有时候很从容，尤其在危难的时候很冷静。应该就是小时候见过太多生死了，锻炼了我，至少炼了胆，是吧？对付一些事情，这些事都还没有生死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凤凰人都比较从容。”

黄永玉写过一篇短文，叫《凤凰和凤凰人》，很短，抄录于下：

“看凤凰人的眼睛，你明白什么是忠诚；

看凤凰人的身段，你懂得什么叫辛劳；

看凤凰人的脚，你知道什么叫万水千山；

看凤凰人的手，你清楚什么叫灵巧；

看凤凰人的头发顶起了帽子，你不跑更待何时！”

凤凰人身上有一种让人感觉到很敬畏的气质。眼神阴鸷，深沉，狠。即使像黄永玉这样的文化人，被文明的墨水了洗泡几十年，戴贝雷帽，穿名牌夹克，抽大烟斗，撇京腔，但你看他背着手攥着烟斗走路的背影，还是留着湘西山民走山道的一身匪气。

       他有时看着你，其实心不在焉，但那目光会把一股凉气透进你的脊梁而让你感到背冷。他热情迸发的时候像一团火，他突然沉默的时候像一坨冰。他是百分之八十的文雅加百分之二十的粗野；百分之六十的严肃加百分之四十的不正经；百分之七十的深沉加百分之三十的调侃；百分之九十的爱加百分十的恨；他是一个世界人，也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城里人，也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一个文明人，也是一个野蛮人；他是一个当代人，也是一个民国人——他顽固地用对民国故乡的回忆，顽强抵抗半个世纪的改造；他对那个民国故乡的不断追溯和复原，让我怀疑中间掺杂了太多他自己的爱，他追忆中的那样一个野与美的凤凰，正好是他生命的二重奏。离开了野与美这二重属性，生命也好，艺术也好，对黄永玉来说，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

他说：

“有生命而无感情是不可能的

我深爱这个世界

包括它的悲苦”

他给我讲了三个民国凤凰人的故事。

故事一：凤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将近两个师团的子弟。剩下一个团长，留英的，解放后也被镇压了。他是沈从文的弟弟，同沈从文长的样子不一样。沈从文矮小，他长的高大，漂亮极了，玉树临风，我看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的。写得一手馆阁体的字，工工整整。他打枪打得非常准，枪法好得不得了。他可以打字母，ABC字母，说打A就不打B。还可以打香头。黄昏的时候，把香插在地上，一排，然后一个香头一个香头打，打熄。枪毙他的时候，他很从容，自己铺好毯子，坐好，用手指着心脏的地方，来吧！打这里。很潇洒。

故事二：1940年代，解放前，全省运动会。我们凤凰人参加了排球，打排球，凤凰人赢了，裁判不公道，老判对方赢，结果我们输了。输了不要紧，晚上把那个裁判打死，然后全队徒步都走回，光脚板丫子走回凤凰。

故事三：这个故事可能不应该讲，但是真的。大概1948年，因为战争凤凰牺牲了太多人，那个时候大家穷得没有办法了，又无政府救济。全城的男女老少，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没有砍刀的拿菜刀，刀枪都没有拿竹棍，徒步走到沅陵，沅陵离凤凰一两百公里，也不知道结过什么仇，把沅陵全城洗劫了，然后徒步背了东西走回来。

我说：“走回来？这就是凤凰人。”

黄永玉反问我：“厉害吧？”

我说：“这个厉害。”

他又说：“凤凰人还有个特点，最困难的时候，没吃没喝的，把门关起来，躺在床上，全家！都没有讨饭的。你看到讨饭的，不是本地人。再穷，再饿，躺在床上，都没有讨饭的。”

我说：“这也不知从哪儿传下来的一股贵气，一股傲气！受不得侮辱，凤凰人一点儿不能受侮辱，受侮辱，一定跟你玩命。”

这时候，黄老点起烟斗叭嗒一口，吐出一口浓烟，冷冷地说：“受侮辱可以，但是你得等着，等着。”

这使我想起他写过一篇《警告游客》，是忠告那些来凤凰古城旅游的男人的：

“如果街上有个妹仔看你一眼，或是对你笑一笑，

你千万不要妄想她在爱你，这只是一种礼貌，

要小心，她哥哥可能是个阉猪的！”

黄永玉在凤凰

在北门河转弯的地方，有一处幽静隐谧的山角，林木森森，青苔复石。这里长眠着另一位凤凰骄子，一代文豪沈从文。他的墓简单而自然。没有墓碑，山根岩石上刻着一句话：“一个士兵不是战死疆场，就是回到家乡。”这是黄永玉为表叔亲自撰写的墓志铭。

正如我对作家黄永玉的认识，是从读《永玉三记》开始的，我对画家黄永玉的初识，是从他的荷花系列开始的。记得是刚上大学，看到一本外文杂志中的彩色插页《红荷图》，浓黑的墨色渲染出有点恐怖压抑的环境，一朵绽放的红荷亭亭玉立于暮色之中，如一盏海上航灯，大放光明。笔直的荷梗一笔到底，不偏不倚，正正直直，给我莫名的感动，竟因此激发我写了一篇幼稚的散文，名字就借了《红荷图》。

作为画家的黄永玉是个多面手，涉猎题材广泛，不拘山水、人物、花鸟，但画的最多，名气最响的，还是荷花。他自己也说过荷花是他的拿手好戏，是他看家的东西。

“那您为什么会对荷花这东西如此……”我想说“情有独钟”，没想到黄老截住了我的话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什么，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人生活比较寂寞，我就到京西郊区去画荷花，那里过去是种水稻的地方，有大片大片的荷塘，同江南一样。我就骑个自行车，横一根棍子，把纸卷在棍子上，知道吗？卷得像胶片一样，卷着，然后一块小板子，一边打开，一边画写生，一边卷，一边画，就这样画了上万张荷花写生稿。”

年过八旬的黄永玉，如今已是名满天下。他那无所依傍自由挥洒的画风，庄谐并重语含机锋的文字，洒脱豪放不拘形迹的性格，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绝无仅有、难能可贵的人生例外，让人想起久违了上千年的魏晋风流。

前年，也就是2004年8月，黄老度过了他八十岁的大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他：“八十岁在人生旅途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他回答：“两个字，倒霉！我常常想，我怎么一眨眼就八十岁了呢？感觉像自己的年龄被人给偷去了似的。我要是50岁多好啊！”

对于年岁的增长，黄老表现出少有的惆怅。他还在其他场合说过，这些年来老是收到朋友和熟人逝世的讣告，刚开始，有点忧伤，收到的多了，觉得荒唐，怎么就一个个都走了呢？

唉！亲爱的黄老，您也许没有意识到，您是这群民国抗战过来的文艺人中年纪最小的，用您的话说，“那些比我还老的老头”们，遵循自然规律，可不是一个接着一个要先您而走吗？谁叫您那么小的年纪就一头闯进成人的江湖呢？谁叫您聪明与勤奋都绝世，少小成名，与前辈共享师尊呢？您注定是要孤独寂寞的。当您九十岁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民国画人，可能就剩您一人孤芳自赏了。

黄老也意识到他已是时间的穷人，所以他告诉我，为了专心致志写完他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今后要慢慢戒掉画画和看电视。不过在我看来，要让黄老戒了这些生活中的乐趣，就如同要他戒烟，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有个好习惯，能使时间发生倍增效益。“我口袋里随时装个本子，看书的地方也放个本子，画画的地方也放个本子，楼上睡觉的地方也有本子，看电视的桌子上也有个本子，一切勾起我联想的我都随时记下来。想起一个句子记下来，想起一个人记下来，一件事，有趣，记下来。所以每一个人呢，他本身的能量都没有真正地发掘出来。人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能量，但是过了一辈子，可惜了许多能量蕴藏了，没有发出来。闲抛闲掷了。我就尽量利用自己这些东西。

我说：“您这种活法真好，在生命中用乘法，结果回头一算，比别人多活了好几条命，而且条条命都精彩。划算。”

他说：“好多事情，取决于态度。态度不一样，结果不一样。你就说钱这个事，也是这样的，是吧？我进出门，我一定关灯，吃饭，一口米都不剩。我不是没钱，该花的钱就花，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

我说：“您最近把您的一大部分的作品，都捐给了吉首大学，建了一个博物馆。在开馆那一天，您有一段话，让在场的人听了以后，眼睛都红了。您是怎么说的？”

黄老抽了口烟，把烟丝压了压，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这些东西既然捐给你们，律师就给我一个意见，按照国际惯例，就是捐赠人死了以后，这个受捐者看见他的家属后人经济有困难，要给予适当的照顾，帮助。我说这个捐赠是我们全家一致决定的，我们送给吉首大学，律师提出的这个条款，我就不写上去了。这是很温暖，也是很美的条款，我就不写上去了。我告诉我家里的人，一旦有朝一日你们真的没有饭吃了，你们饿得要讨饭了，你们讨饭的时候，应该离那个吉首大学的大门要远一点，免得影响到人家。”

我的眼睛也红了，湿了。一个凤凰人的侠气和骨气打动了我。

采访结束，黄永玉先生拍拍金毛犬的头（乖乖它一直趴着听到现在没动窝），蹭地就站了起来。这样的腿脚，叫人羡慕。

“走，去画室。”我们收拾好设备就跟着黄老来到了他的大画室。画室中央立着一根大乌木，“从长江江心捞出来的，不知有几千年了。”他介绍说。乌木足有三人合抱那么粗，全身布满坑坑洼洼，乌黑铮亮，矗在画室像根定海神针。墙上赫然挂着一幅六尺整纸的五彩凤凰，墨色犹湿。原来是老先生直播结束后回来新画的，晚上刘长乐和陈鲁豫要来山庄看望黄老，黄老特意准备的见面礼。这就是湖南人讲的礼数要到堂。

黄老走到画案前，裁开一张六尺整宣，说：“鲁湘，我给你写副对联。”

我喜出望外，连连道谢。他铺纸，倒墨，握笔，沉吟片刻，侧脸对我说：“今天我让你看我怎么写行草，我从来没有当着外人这么写过，你是第一个看我这么写字的人。”

只见他逆锋从纸的下端开始往上倒写，我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哪个野路子的书法？而且，我也认不清他所书为何字何句？因为他写画出来的东西就像一道符箓天书，我完全不认识。见我惊讶，他很得意，写得更来劲儿了。一会儿工夫写完，命助手用磁铁将其倒挂到墙上，原来如此！纸倒过来后，但见苍劲古拙的两行行草大字，带着斑斑墨痕和阵阵墨香扑面而来：

人生岂得一知己

世间何止五车书

中午在酒店楼梯口同我的一席谈话，就变成了老人书写给我的联语。这种设计，用心良苦，天衣无缝，行云流水，古道热肠！谁道秀才人情一张纸？这张纸，微斯人，谁与归？

照片作者：香港凤凰卫视原台长王纪言（第9、10幅除外）

 （文/王鲁湘，注：此文系2006年11月18日在凤凰古城玉氏山庄采访黄永玉先生后所写，但一直未曾发表。先生今已仙逝，其生命最后十几年愈活愈灿烂，画大画，办大展，出诗集，不亦乐乎。值其遗作展《唱着歌儿回故乡》在湖南省美术馆展出之际，发布此文，让广大读者了解这位湘西之子对故乡的拳拳赤子心，来源：当代亚洲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