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编剧赵冬苓在中国广播电视精品创作大会剧集论坛上的演讲。
大家好。感谢邀请我来做这个主题发言。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实在是太老了，老得已经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但事实上，我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工作量，一年365天，基本上全年无休，每天工作五小时，至少一万字，每年写成大概一到两部长剧和一到两部短剧。
比如今天的行程：我上午从济南出发，午饭安排在火车上，到会上做了这个发言以后，晚上返回。
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大会的主办方省钱，而只是因为，不想耽误明天的工作。
我这么努力，一来是源自于对工作的热爱，二来，我想也许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老了，知道得只争朝夕。
接到大会的邀请，我一直在想讲什么，最后决定谈一谈我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解。
我自写出第一部影视作品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以前还有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近些年，我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创作现实题材。所以，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在此与大家分享。
使命感很重要
一个作家，应该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时代的记录者。
我总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一生经历过许多事：六、七岁的时候经历了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十二、三岁的时候经历了文革，十五岁上山下乡，后来回城以后又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直到今天，我们在共同经历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每每想起这些，我总有种使命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只是商品，它还应该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人。
作家不应该只是随波逐流，不能只是乘势挣些钱谋生，作家应该是清醒的人，在历史的记录上留下些印迹，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呼唤，也是我们作为作家和艺术创作者的价值之所在。
生活很重要
当年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毛主席就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谈到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
我觉得，生活，对于现实主义创作尤为重要。我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但只要开始一部新的创作，我仍然坚持要去采访。
今年受我们山东省公安厅的邀请，创作一部反映警察生活的电视剧，当时我膝盖半月板撕裂正在治疗当中，刚能行走我就去采访，事先提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让我爬楼。
但到基层派出所公安局，不爬楼怎么可能？就这样，我拖着一条伤腿爬上爬下，走了五六个公安局和派出所。目前，这部作品正在创作中，平台比较看好。
更重要的是，邀请我去创作的公安部门评价很高。
我的感受是，只要深入生活，总会有新发现，哪怕当日情景不存在了，到事件发生地站一站也会有感觉。
生活，是现实主义创作全部的灵感之源泉、真实之根本，离开生活，创作也将枯竭。
角度很重要
这几年我创作了一些难度比较大、力度也比较大的作品，总会有同行来问我，你不怕审查吗？你怎么敢这样写的？
我的体会是：不能说创作的禁区不存在，但如果自缚手脚，天花板只会越来越低。而你只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会发现创作的空间还够你辗转腾挪。
而且，一个创作者，不应该只在舒适区里写作，如果写作对自己不构成挑战，创作也就没了意义。
我举我自己一个不太成功的作品为例：我曾经写过一部作品，名叫《因法之名》，是写纠正冤错案件的。
大家一听这个题材，就可以想象创作的难度，但这个题材是我自己选的，我对它有兴趣，类似的故事我觉得值得被书写。
它的难度在于它的敏感性：纠正冤错案件当然是好的，但冤错案件是谁造成的？
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案件是冤错案件，那么公检法都曾经犯了错误，而公检法都要参与审查这部作品。
一开始我完全找不到切入点，把自己写崩溃了好几次，并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高检一位检察官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他说，你不要把公检法割裂，好像是今天的公检法在纠正昨天的公检法，公检法是一个整体，今天的公检法是从昨天的公检法发展而来的。
这让我看到了可能：在那样一个时期，之所以有许多冤错案件产生，你不能只归于个人品质，好像有几个坏人在故意整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国法律还不健全造成的。
比如，大多数的冤错案件，都产生于1998年以前。为什么是这个年份？因为我国的刑法刑诉法，在1997年进行过大修，1998年生效。在修改以前的刑诉法，对被告人的权利缺乏更多的保护。而在修改以后，冤错案的发生率就大大地降低。
尽管，如果我们把一个错案的产生归为某几个坏蛋，让观众的情绪有更好的宣泄口，可能在商业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法律。
全剧没有一个坏人，但错案还是产生了。我们觉得，这样的表达，更为真实和有力量。
这部剧的审查不能说容易，但毕竟还是过了，我想，我们创作者的客观和善意，审查者也看到了。
善意，这个词对现实主义创作很重要。如果你进行现实主义创作，不可能对现实没批评，没批判。
如果你对应该批评批判的地方视而不见，那你就不配称之为现实主义创作。
但如果你在表达这些地方的时候缺乏善意，这很可能是审查难以通过的原因。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时代，我们盼着它好，因此对于那些必须来到你笔下的东西，要有客观的表达，要充满善意。
我记得有一次到广电总局，和负责审查的同志交流，谈到了一部剧。在我看来那部尺度很大，对它如何过审充满了好奇，和我交流的同志就谈到了那部剧里的善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以及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充满了善意，审查者会感受得到，他们也会和作品共情，并尽可能帮你保留更多的东西。
表达很重要
如果我们要进行现实主义创作，那么就应该在作品中有自己的表达，而不能只满足于歌功颂德。
有些东西，你觉得可能无法表达，你可以不写，但来到你笔下的，都应该是真实的，它是你对生活真实的观察和真实的体验，是你真情实感的表达。
如果没有这些，那宁可高高兴兴地写一部纯商品，挣些钱也好。
有些创作者以过审难为理由而回避表达，我觉得这只是偷懒的借口。我的感受是，空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比如我创作的《警察荣誉》，在2022年，近三十万人在豆瓣上打出了8.5分，上上下下都把它当成一部比较成功的主旋律作品。
在其中，处处充满了我们自己的观察、自己的表达。比如，基层派出所工作的困境、情与法的矛盾、对很多不法现象法律没有办法、警察在许多时候只能和稀泥。
警察不再是高大上的英雄，他们追小偷到死胡同里，当小偷掏出刀来的时候，警察不是扑上去，而是转头就走，第二天想个别的办法再抓到他；
主人公奋勇擒拿坏人，得到的不是表扬，而是领导的批评。领导甚至说了很多看上去“政治不正确”的话。
比如：人家一个辅警，一个月才两千多块钱，你想让人家把命搭上？
再比如：我宁可天天到禁闭室给你们送饭，也不愿意年年到墓地给你们上坟。
这些台词，写的时候我都捏着一把汗，担心最后留不下来，事实上它都过了，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并引起热烈的讨论。
我想，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表达的力量。这些台词是从生活中来的，并且符合人情，大家都感受到了。
再以我创作的《父辈的荣耀》为例。这个作品开始是当任务接的。当我到大兴安岭采访的时候，我看到了林业工人的艰苦生活，他们的收入和付出严重不匹配。
很显然，如果我就这样直给地表达的话，一来它很可能过不了审，二来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没有价值。
我一直找不到切入点，直到我碰到了两棵树：那是两棵曾经并肩长在一起、树龄完全一样的树。
2015年，我国停止商业采伐，在那个地方举行了一个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伐倒了其中一棵，并立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最后一棵树。
五年过去，躺下的那棵还保持原样，站着的那棵已经粗了一轮。
这就是深入生活带来的馈赠：在那一刹那，我找到了角度。停止商业采伐，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和自然的相处模式与过去有了质的变化，从向自然索取到养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这个变化之所以能发生，是以几代林业工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
林业工人的艰苦生活在这里有了另外的意义，也有了另外的表达方式。
另外，我们在选取素材的时候也做了精心的取舍：我和那些林业工人谈了那么久，我当然知道封闭的、捉襟见肘的生活会给他们带来的局限和某些弱点，但从开始我就决定只写艰苦生活中人性的美好。
这并不是曲意奉承或者为了过审，而是我由衷地觉得，在付出那么大牺牲的一群人面前，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深情和人性的美好。而对他们的弱点，我觉得和他们的牺牲比起来，一个外人任何的批评都是求全责备。
以上就是我这些年创作中的一些体会，不一定正确，但保证真实。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经历过很多事情，自己的兴趣就是自己的职业。年轻的时候写作的想法还很多，现在只为了一件事，就是热爱。为了热爱，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我会努力，也期待在座的后来者努力，共同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记录下这个不凡的时代，让我们的后代在检索这个时代的时候知道，噢，有这样一群记录者。
（文/赵冬苓，中国内地作家、编剧，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影视创作部主任、影视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