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丛：赶集物语

暑期回乡，最惬意的活动是赶集，很想到集上找回童乐和乡愁。

集市起源于史前，商周时期开始繁荣，那时候货物交易盛行，有人说商品、商人的叫法就始于商。春秋战国时期集市很兴盛，但那时的集市，还是城市的市，或者市井交流平台。有学者考证，与西施有一腿的范蠡和管理学家管仲都对集市发展有大贡献。而偏远的农村大集兴起，则是宋代以后的事，我的同乡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有赶大集的场景。我赶的集，是农村的集，不是城市的市。

农村的集，是物资交换的平台。

传统农业经济过程中，人们会在集市卖出自己生产的多余的蔬菜、水果、牲畜，甚至粮食，买回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如种子、猪仔等。那些个物资交换，本质上是以物易物，也就是我们学的政治经济学常识里那些故事，什么一只斧子三只绵羊之类，货币只是一个交换中的工具。农民没有多少积蓄，卖东西之前就得把要买的东西算计好了，否则卖不了就买不回。所以那些卖农产品的没有多少定价话语权，只能随行就市。

农村的集，是信息交流的场所。

交通不便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生活之痛。交通不便就会带来信息堵塞，偏远地区老百姓常常过着“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日子。在大集上，各色人等聚集传播交流信息，侃大山也成了赶集的一部分。在我老家，集市聚集会有两个场子：一是朝天锅。朝天锅是我们那一方的特色美食，据说现在还申报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摊主会在集市的角落支起一口大锅，把猪的全身从猪头到猪尾巴，放在大锅里煮沸，再准备一些盐末、葱末、姜末、咸菜末、芫荽末等，还为食客提供单饼、煎饼。五分钱只喝汤没有肉，两毛钱有肉有饼。当然，只要交了钱，喝汤是没有限时限量的，但添肉添饼要另交钱。那时候，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友会在这里喝老汤、侃大山。

茶水摊是农村大集会客交流的另一场所。茶水摊一般在集市的热闹之处，提供热水、小马扎、板凳，等等。一分钱只能喝一海碗白开水，五分钱老板就提供一海碗有茶色无茶味的茶水。当然，更多的是自带茶叶的常客，他们在简陋的茶桌上会友交流，摆龙门阵。

农村集市的另一个功能就是文化展示。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活动，集市上有玩杂技、耍猴一类的动物表演，甚至还有难得一见的草台班子演的“周姑子”茂腔戏。其实，人头攒动的集市场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宣示。

一年四季都会有集。赶集的赶字就是赶时间的意思，一般说来是五日一集，一六、二 七、三  八、四  九，都是集市的日期，逢五排十是较大集镇的集日。我儿时最愿意赶的集，是快过年的集。年集上可以听到各种鞭炮声响，看各种文化表演，特别是新华书店下乡的小人书摊。还有，跟父亲和哥哥姐姐赶年集，他们会大方一些，给我买一些平时吃不到的油条、瓜子、糖葫芦。

现在的集市变了。

集市的货物交流的特征变了，老汤锅和茶水摊没有了。来卖东西的并不一定有买东西的任务，卖的主要目的是变现，换回现金是卖主的主要目的。来买东西的是想找到心仪的物品，而他们的钱已经不是在大街上卖货换来的，兜里有钱、卡里有钱、手机里也有钱。今天，手机微信支付真的是普及到了城乡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小摊都可以扫码支付。

我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卖梢瓜的。这种瓜水分大、微甜、清脆、含糖量低，是三高患者的理想水果，曾经是我们那一代农村的当红瓜果。由于其产量低、附加值低，早就被舶来品种的各类甜瓜香瓜代替了。一个年逾七十的老大爷摊前有一堆大小不等的梢瓜，我多年已经没有吃到了。没有讲价，包圆买下来。我问他：“交钱还是扫码？”。老人家诚实地说：“有现金还是给钱吧，少一点也不要紧。扫码的钱都到我儿媳妇那里去了。”我哈哈一笑，当即给老人家交了现金。

至于集上的文化功能，基本上消失了。集上没有什么称得起文化的活动，人也稀稀拉拉，没有昔日大集的味道，更没有戏班子之类的演出。但是，我发现有个小摊出售一些旧物件，有老桌子，有“文革”时期的红宝书、红色领袖的挂像、挂历、年画、搪瓷杯子，甚至有万寿无疆字样的咸菜缸。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很多，过来询问的也都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历史经常和我们开这样不大不小的玩笑，“文革”那场浩劫几乎革了所有文化的命。有一段时间赶集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现在这些物件却又成了文化商品，我们这些过来人，不免五味杂陈。

集市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产物，农村大集是传统的农耕经济的表现。在深度市场化加互联网的当下，集市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

集找到了，童年童趣乡愁却越来越远了。

（文/赵树丛 2024年7月写于鲁东农舍）

（来源：同步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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