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画派是否可以打造”，这个20年前在美术界一度热议的话题，如今因近日“漓江画派二十年作品展”被批评家再度提起。这个展览的主题为“壮美广西”，三家主办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广西艺术学院。显然，这是政府积极推动、艺术家主动参与的一件事，或者说，漓江画派就是被打造的。作为一张地方文化名片，“漓江画派”已经摆在那里，既具有“人为打造”的因素，也具备“历史形成”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我以为还在于“在地性生长”，即如何将“地方画派”的概念落地，让它沐浴阳光，自由生长。或者说，打造只是起念，表明动机，不说明结果如何。漓江画派20年的经验，让我们有所回望，也让我们有所反思——对地方画派应该有个再认识：知道避免什么，知道需要什么，并如何打开门户。21世纪，“地方画派”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实，“漓江画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开放的局面，能否打造？如何打造？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在那一个历史关口被激发出来的。
美术史上地方画派的兴起，与师徒制的作坊有关，与早期城镇经济的发展有关，也与地方上流行的绘画样式有关。如欧洲地方画派出现于15世纪，中国的明代与日本的室町时代也相继出现地方画派。那时的地方画派是自然生成的，其画派的名称也是后来史学家们为了研究所给予并加以定义的。区域的限定是谈论地方画派的前提，而风格样式的差异是比较研究的重点。到了17世纪，文化传播速度加快了，范围扩大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多了，绘画的门类与样式也丰富了。19世纪后半叶，地方画派就被流派现象所覆盖，不同绘画门类的发展也处于平行或交叉状态。20世纪后半叶，美术界愈发关注群体现象和艺术观念的差异，注意艺术间的跨界与融创，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绘画门类及媒介的边界都被打开了，甚至绘画的边界都消解了。而在21世纪的中国，出现打造“地方画派”确实是一个特殊现象，这与地方经济的兴起有着极大的关系，与当下城镇化的进程也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是地方文化认同的一种策略性行为。
2002年9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正式宣布打造“漓江画派”。而最初提出“漓江画派”的是阳太阳，20世纪60年代初，他为了摆脱岭南画派的影响，主张回到广西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创立新画派，但响应者不多。一个“桂林”、一个“岭南画派”，地域及人文两大因素，奠定了“漓江画派”的基础，而以写意水墨为重的中国画，也主导着“漓江画派”的风格取向。特别是1985年夏，黄格胜受邀在桂林画了《漓江百里图》，长达200多米，全景山水，“千峰碧透，浮山倒影”，其烟霞云雾，水墨淋漓，奠定了“漓江画派”的基调，也构成外界对“漓江画派”的基本认知。尽管广西的画家们多方位出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等各科并举，传统与现代并行，但在中国的“地方画派”概念里，中国画依然是主流。2024年“壮美广西——漓江画派二十年作品展”，中国画37件、油画30件、水彩画10件、版画5件，题材并不局限在“漓江”，更重在人文，体现“现代南方新田园诗画风”。虽然在数量上，中国画作品略占优势，但油画、水彩画和版画更夺人眼球。“笔墨”与“色彩”相比，后者更为突出；“意味”与“张力”相比，后者更为显著。时代的审美风向变了，画家的艺术语言及创作观念不得不变。比如黄格胜的《古梅千年香》，其笔势、笔力更甚于水墨韵味；郑军里的彩墨画《笙声不息》，其造型的意识也强于笔墨的勾勒书写；雷务武的版画《凝香绽放》，其生命的意识透过木板的物理空间；张冬峰的油画《乡韵》，其如诗般的倾诉释放了油色的浪漫。此时的“漓江画派”，不再拘于“漓江”，也走出了“中国画”。
从阳太阳到黄格胜，“漓江画派”经历了两代人，且这两位无疑是领军人物，是画派的精神所在。而“漓江画派”最近这20年，又让我们看到新时代发展的新格局，即从在地性出发，接纳四面来风，探讨艺术各种发展的可能性。今年，“漓江画派”促进会也改组了，韦俊平新任会长。如果说在打造的问题上，黄格胜这一代人打出了一片天地，他们看重这片天地，也关注其文化的边界。那么在未来，新一代人是巩固边界抑或消解边界？新一代的领军人物是画派的形象代言人，还是画派的自然召集人？开放的边界与独立的个体，是“漓江画派”成功的经验，也是21世纪“地方画派”生存的态势。未来的“漓江画派”，领军人物依然重要，但群体性与开放性更为重要、在地性更为重要。如何看待在地性问题？比如区域的地理方位、人文特色及自然景观，三者叠加构成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知。也许，人们不再迷恋某一地方特色，比如热带地区、生活方式等，可能更在意于你是否身在当下、你是否感同身受、你是否能调动起当地人的审美反应力。这个你，就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主体性的介入，才是当下性生长的动力。
（文/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主任，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美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