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可重复，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件也不可重复，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充满必然性和偶然性交织的复杂过程。如此，事后的推断就变得如此多元，常常离真相遥远的却令人信服，而真相却被偶然性所遮蔽了起来。这是因为所有的推理者和评判者都无法脱离主观臆断的惯性，人们潜意识里也是如此自恋着，难以自拔。
生活中的悲剧因其对情感的巨大伤害而必然成为焦点，从明察秋毫的议论纷纷到蛛丝马迹般的寻踪觅迹。《坠落的审判》描述的就是因一起家庭成员的坠楼而导致的严厉审判过程，住在法国阿尔卑斯山格勒诺布尔郊区中的三口之家，法国丈夫塞缪尔（塞缪尔·泰斯 Samuel Theis 饰）坠楼而亡，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究开始了。40多岁的女主人德国作家桑德拉（桑德拉·惠勒 Sandra Hüller 饰）成了嫌疑人，经历了百般苛刻的调查和拷问。在这个威严且缜密的追求正义过程中，电影展现了遍布社会末端的法律系统之细密程度；也展现了文明社会里人类对于法律所敬畏、遵从的普遍性；还表现出了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连带效应，在以法律的名义对家庭隐私的无情逼迫下，个人不得已忍辱负重的坦白状态。
电影海报，图片源自豆瓣。
本片荣获多项国际重大电影届奖项：
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原创剧本
第76届戛纳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金棕榈奖
第81届金球奖 电影类 最佳编剧
第77届英国电影学院奖 最佳原创剧本
尽管是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但格勒诺布尔小城的法院系统依然完善，高大的门廊和开阔的台阶塑造它在城市里不可冒犯的地位，法庭内部装饰朴素但不失隆重，保持着亘古不变的空间格局；仪式感还体现在法官、公诉人、律师的着装扮相上，在我们看起来像戏装一样夸张可笑的法官职业服装服饰，却是这个空间里合法身份的标志。这个空间场所在影片中不断重复出现，每一次都伴随着剧情出人意料的发展变化。它是这部电影叙事的空间主体，那个表情古怪的女法官总是言简意赅地控制着法庭内辩论的节奏，而公诉人则是一直保持着咄咄逼人的姿态，他每一次庭审中都侃侃而谈不断挑起事端，将矛盾激化并将悬疑推向高潮。他有罪推论的立场令我对欧洲法律体系刮目相看。女主人公长着一副典型的德国女性的面孔，日常生活中随意懒散的她每逢出庭会刻意修饰一番仪容，表现出对法庭和公众的十足尊重。听众席上的众生相也十分生动，尽是一些闲得蛋疼的市民，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各种肤色，他们表情严肃眼神中透着好奇，想凭借自己的想象去推断真相。这种小城市也必定是个熟人社会，一个人的坠楼是件大事儿，期待正义人人有责。
电影剧照，图片源自豆瓣。
审判绝不是权力的单一决定，是一场人证、物证、科学实验的综合性行为。证据链和推论需要高度吻合，推论要能够自洽，需要物证、旁证的支撑。电影开篇中的访谈录音和坠楼的主人公出于写作的需要而进行的日常录音仿佛暗示出这场悲剧的动因，但我却不为所动，因为女主人公的那张脸透着善良和理智。但剧情的关键之处并不在此，因为每个人都有掉入事实陷阱的可能。因此本剧的焦点已然成为女主人公摆脱嫌疑的逻辑建构过程。同样需要推断，需要人证和物证。于是辩护律师文森特开始施展自己的能力，收集各种证据，寻找有罪推论中的破绽。第三方的出现也很有意思，男主人公的心理医生提供了不利于女方的证词，但这其中显然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反而痕迹检验方面提供的证据是比较客观的，它不带任何偏见，依靠草图、模型、现场实验来进行推断和引导。这部分很精彩，它为单一的逻辑推理代入了多元性的色彩，使得这部电影叙事的体量表现得更加立体。痕迹检验是刑事技术科学的一部分，是运用专门理论和方法对案件中的痕迹进行检验，确定痕迹与案件的事实及痕迹与一定人或物的关系的一门学科，同时也是刑事侦查和刑事诉讼当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成分的介入增强了理性判断的结构力道。
在这类伦理悬疑电影中，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是一个主要看点，因为它不断出现言之凿凿的场面，展现了理性和正义的关联。对于中国观众也早已习以为常，在银幕前的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期待正义的审判。从70年代末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庭审中“贼的儿子就是贼吗”，这种振聋发聩的对世俗偏见的质疑，到80年代初巴基斯坦电影《人世间》孱弱的女性莱西亚在法庭上的“我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我错就错在——我没有任何过错。”的控诉，再到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法庭内外》，法庭上的剑拔弩张和辩论中的巧舌如簧般据理力争早已占有了票房一定的份额。因为人类社会普遍进入了依法治国的阶段，这是受文明语境逼迫所致。但是电影《教父》则给我们展示了，法庭、律师对罪恶包庇的另一面。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类电影更是不胜枚举。而《坠落的审判》则极为细腻地描绘了法律内涵与规则，隐喻了当下法律的困惑。然而仅仅这些是不够的，不能够引人入胜，不足以一枝独秀。
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电影作品中的法庭形象，图片源自豆瓣。
从上至下依次为印度电影《流浪者》、国产电影《法庭内外》、美国电影《教父》。
法国电影一向擅长表现家庭伦理的纠葛和日常生活的细腻，本片也是如此，随着调查的深入，岁月静好诗情画意的生活表象被无情剥离，露出残破的败象，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一地鸡毛的窘境。本片中两位不同国籍的作家所组合而成的家庭也是如此，在这个社会最小、最紧密的单元里被细碎的矛盾引发的张力充斥着。义务和牺牲，责任和失误，事业的迷途和财务的窘迫不停地酿造着潜在的危机。先是公诉人的质疑牵扯出几年前男主人公因监护失职，导致孩子丹尼尔车祸失明的事情。在公诉人看来，这件事情可能引发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不可饶恕的怨恨，从而为这次坠楼惨案埋下伏笔。的确，这次永久性的创伤不仅对于孩子，对于整个家庭都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虽然没有抱怨，但自责和悔恨一直都潜伏着，酿造着不好的情绪，营造着压抑的氛围。
同时文学创作对生命的挑战性也开始发作，那些生前录音揭示了这个组合独特的家庭所遭遇的独特困境。男女双方都进入创作低迷期，一些作品被长期搁置甚至烂尾，创作的激情随着生活的弥艰而趋于枯竭。投递出去的稿件被不断退回，经济压力陡增。处于创作困境中的男主人公的抱怨诱发了一轮接一轮的争吵甚至家庭暴力，甚至原本有着美好初衷的房屋装修工作因其复杂和沉重生发了他们无穷的焦虑。显然，理想的作家们被现实困住了，难以自拔。然后他们的矛盾逐渐升级，开始蔓延到文学创作方面，男主人公指责女主人公抄袭他的想法而获得了读者们的认可，女主人公则宣称这是他们事先协商的结果。夫妻间的矛盾从生活细节到职业工作，从对现实的应付到对理想的展望，全面展开了。电影开篇中女主人公在楼下客厅接受采访时，男主人则在楼上打开录音机用播放音乐的方式进行挑衅，采访被迫中断……
最令人难以面对的是，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以录音内容逼迫女主人公陈述自己的婚外性行为。女主人冷静地面对这一提问，坦诚自己出于身体的需要而两次出轨，并且告知发生性关系的均为同性。女主人公同时辩解道：在这个问题上她是诚实的，每一次事后都和丈夫坦白过并得到了谅解。这个片段当是该片剧情中的深水炸弹，一定会惊扰许多家庭深深压制的痛苦。这是每一个家庭永远回避的但真实存在的困惑，它在无声地拷问婚姻中的道德问题，逼视婚姻这个人类社会的基石的牢固与否。这一次碰到的暗礁是电影可以直面却无法回应的。这是一个家庭隐私中的隐私，却在法律的名义下逼迫当事人在公开场合下予以陈述，当事人这无异于祭坛上的牺牲品，而法庭门外蜂拥而至的记者和媒体犹如等待分食的秃鹫……
盲童丹尼尔是个勇敢的孩子，他虽身体残疾但内心强大。每一次庭审他都在场，并敢于接受警方的询问。最终是他的发现揭露了父亲一直隐藏着的压抑思想和自杀倾向。他通过导盲犬的药物试验，证明了父亲生前曾多次过量服用药物企图自杀的事实。他的发现和证词是非常关键的，是天平上决定倒向的一块砝码，最终女作家桑德拉被当庭宣判无罪释放。
电影剧照，图片源自豆瓣。
这是一部耐人寻味，值得细致咀嚼的伦理悬疑电影。但我对它在中国票房的遭遇有些担心，因为它的画面波澜不惊，过多仰仗于对白的处理。虽说语言即思想，但我们贪吃的习惯决定了我们是否有耐心去注意这些淡定却深刻的对白。我认为这绝对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它的叙事结构独特且完美，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理性力量。它涉及到的问题也是普遍而且深刻的，比如个体与个体，尊重与妥协，家庭与社会，全球化引发的多元文化冲突等等。长久以来电影的暴力和肉体内容，在这部影片中被细腻的语言陈述包裹了起来，但它的捶打引发的是内在的伤痛，久久不能平复。
本片获得第76届戛纳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金棕榈奖，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图片源自豆瓣。
（文/苏丹，2024年/2月/13日于成都）
（来源：四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