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放爆竹，是儿时最快乐的事情，也是一年中最深刻的记忆。然而，这种快乐已经失去很多很多年了。
今年和亲友在暖如盛夏的海南清水湾过年，又听到了彻夜的爆竹声，看到了璀璨斑斓的美丽烟花。
今年清水湾的烟花爆竹，一是品类多，有震耳欲聋高响的，有火光灿烂美丽的，有持续燃放不断的，有划出长空流星雨般的；二是时间长，从除夕开始到大年初五，每晚都有燃放，大家好像是在较劲似的，放的时间越来越长，放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晚都在露台上，看四面八方的烟花爆竹的燃放竞秀。
有人说烟花爆竹是年味，是快乐，是一种情绪快感的释放。向过去告别致敬，对未来期待憧憬，生活的难易似乎都能在这一声声噼里啪啦的具体瞬间里消解，这是生活最真实的质感。细细考究，最早的爆竹燃放却是起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恐惧和无奈。
爆竹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起初是人们燃烧火把、竹杖壮胆，以消除对长夜的恐惧，特别是防止野兽的攻击。后来，有了芒硝火药，制作名目繁多的烟花就方便多了。过年，是人们快乐的一个节点，烟花爆竹又有了驱除晦气、营造年味气氛的功能。
我对儿时过年的记忆，就是放爆竹、穿新衣、吃年饭。
那时，年集是最繁荣的商流场景。每年腊月初八之后，各个年集就热闹起来，而最热闹的要数爆竹市场。摊主会摆上自己最好的产品，有十响的、二十响的、五十响的、一百响的。多数摊主还会不停地燃放一小段，以显示自己的爆竹质量好响声大，招揽人们围观购买。我对过年穿新衣没有多少期许，但放鞭炮每年只有一次，就成了过年最大的期待。放鞭炮有什么不好，我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读大学之后，放鞭炮这件事在我的脑海中就沉重了起来。我读的是临床医学。除内、外、妇、儿这几大科之外，眼科也是我们的必修课，有若干课时。眼科老师在讲眼外伤时，观点鲜明地说，“春节是眼外伤的高发期，烟花爆竹是最大的祸首”。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济南工作，每年春节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总会有刺耳的救护车和救火车的尖叫声。烟花爆竹带给人们快乐的同时，总会给一些家庭和个人带来不幸，甚至给社会财产带来损失。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这件事走上了社会管理者的台面。
八十年代初，中央对“渤海二号”石油钻井平台沉没事件严肃问责，主管的副总理、石油部长都受了处分，直接负责人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过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搪塞不灵了，安全生产，安全事故防控给企业、政府、学校的管理者们敲响了警钟。江泽民同志在任上海市长时就讲出了“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的名言。
烟花爆竹既有明火，又有隐患，禁放限放的规定自然就提出来了。于是，一部分大中城市以政府规章的方式禁放限放。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山东泰安主持政府工作的。泰山防火，重于泰山。泰安市就是第一批禁放城市。
1998年底，我奉调到安庆市政府工作，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一到任，我就遇到了一个需要马上决策的问题，就是是否对烟花爆竹继续禁放。安庆是一个文化名城，也是最早一批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在我去之前政府已有禁放规定，但市民的认识并不统一。市政府邀请媒体就禁放还是放开做征求意见投票，实际上就是全民公决。结果禁放和放开票数基本一致。这个两难选择就摆到了我这个新的不能再新的新市长面前。政府会上也有争论。我和各位副市长们讨论，燃放鞭炮不仅是一个传统习俗，也是一项社会管理。我们尊重这个习俗是尊重群众，禁止燃放也是为了群众。最后还是维持了禁放的决定。但我放了一个口子：多宣传引导，除了造成事故的燃放，公安部门不要听响抓人。这个年就这样过去了，还是有若干放鞭炮的，但没有因此造成警民对立。
后来，安庆的桐城大关、枞阳项铺，都发生过烟花爆竹爆炸事件，有的还上了焦点访谈，我们为此也向上级写过检讨，但这些都是安全生产事故，不是群众性燃放引起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环保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特别是2011年我国北方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北京有的时段能见度不足一公里，几百个进京航班取消，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PM2.5指数达到了522。但在当时，我国还没有PM2.5的检测标准。
这件事就和世界历史上的伦敦雾事件、洛杉矶烟雾事件一样，极大地震动了社会管理高层。随后，我国出台了和国际接轨的PM2.5监测标准。此后，烟花爆竹燃放的环保问题随之上升到了更高的高度。十多年来，禁燃禁放政策几乎覆盖了全国六百多个城市和两千多个县城。而且有相当多的地方政府规定全域禁放，也就是不分时间地点全部禁止烟花爆竹的燃放和销售。
今年清水湾如此大规模燃放烟花爆竹，这些年来是少见的，但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今年春节前，国家立法机构有关负责同志曾表示，有地方政府全域禁放不符合上位法，也有人说韩国要就过春节燃放烟花习俗到联合国申遗，更有自媒体就年味的烟火气极力煽情，许多管理者开始手足无措了。后来，听朋友讲，除北京等城市外，今年全国对禁燃禁放都有一定的松动。
小小的烟花爆竹，炸开了我对社会管理的思考。就社会管理来讲，禁和限是必要的手段，但禁限都不是管理的灵丹妙药，尤其对一个幅员辽阔、城乡差别大的大国，有时是难以奏效的。多少年来，我们禁限了多少东西：在交通上限行、限号、限购车，在房产上限贷、限售、限购房，在环保上的禁养猪、禁养鸡、禁烧秸秆，在防疫上的禁足、禁会、禁聚，还有什么禁种树、禁养鱼……但很多政策并不十分奏效，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任何传统文化都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反映和标志。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样式都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相信人们会自己教育自己，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必一禁了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我记得在当年文革后期，毛主席老人家对社会的混乱也有些许不耐烦，发表过“管理也是社教”的最高指示。今天看来，对那些与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久远的群众习俗，可能社教也是管理。一味的禁、限、堵并不都是上策。
（文/赵树丛）
（来源：同步悦读）
作者简介
赵树丛，山东诸城人，曾就读于山东医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做过医生、教师，做过群团工作负责人，在县、市、省党委政府任过职，在国家林业局任过主要负责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全国自然教育总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