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丨从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

文化从内容形态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所谓物质文化，是指历史上遗存至今的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成果，大到故宫、长城、大运河，小到出土的石器、一粒驯化的种子、淹没于荒草乱石、依稀可辨的古道……这些因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形态、痕迹，以物态的形式显示历史的足迹。寻踪上溯，可窥可思人类的踪影。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是物质性的，经历时间长河冲刷，具有唯一性、稀缺性、脆弱性，湮灭一件就少一件。“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或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新词。其意所指，大致相当于过去常讲的“民间文化”，但范围要更大些。这个新词很拗口，这种奇怪的构词方式，一下就可以看出是“舶来品”。中国人习惯以名寻实，讲究名正言顺，命名多是肯定的方式，没有这么起名的，说一个东西是什么，却冠以“非”，用“非”说“是”。一开始，一些人很不习惯，常有人脱口而出“非文化物质遗产”“非人类文化遗产”。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常被简称为“非遗”，读起来也很怪，字面上好像在说“不是遗产”。不是遗产，又是什么呢？从“民间文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世纪才有的变化，源于与世界接轨。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开始使用这个舶来的概念。

中华民族在世界诸民族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历史意识发育较早、绵延深厚，非常重视历史、重视文化，很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机构，有采风记俗、修史修志的传统。《春秋》《诗经》就是这样的文化经典。人类早期使用象形文字，但延用发展至今，最典型的是中国汉字，这极大地有利于历史文化的传续。商朝“有典有册”，近代出土的契刻于甲骨的文字系统，生生不息、传续至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始，就重视民间文化。新文化运动的血，相当一部分资源，来自民间文化。毛泽东主席是公认的“白话文”大家，一支巨笔，拨开迷雾，荡涤污秽，唤醒民众，开辟汉语新世界。在苏区、在延安，在各个解放区，革命文化的新思想，大规模改造利用民间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那时已形成潮流。在美术、音乐、戏曲、舞蹈、文学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革命文艺经典。比如《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相当一部分脱胎于民歌。延安版画，也和民间美术有不解之缘。歌剧《白毛女》，大量吸收转化民歌、戏曲因素。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讲述了八路军小战士采集民歌的故事。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哪种政治力量，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民间文化，这是由党的立场、宗旨和奋斗目标所决定的。

加入《公约》之前，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启动编撰“十部文艺集成志书”②。全套集成共300卷450册，5亿多字，被誉为“文艺长城”。进入新世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整体融入世界，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进入与世界同频共振的阶段，开始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概括，其外延、内涵、理念、方法、认识、思路，有了很大变化，极大地拓展深化了对民间文化的认识，在保护传承上取得很大进步。目前，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共计43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措施和工作体系，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新时代，走出了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更在全社会掀起了持续不衰的“非遗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文旅融合、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说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一开始强调分、不同、区别，这有助于深化理解、分析各自的特点、形态和性质。实际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物质的形式、载体和内容。比如传统音乐，作为主体是音乐，声音在空气中振动，转瞬即逝，音律给人的情感体验比较主观，好像是非物质性的，其实音乐也有物质性，只是与一般的物质形态不太一样，一旦音乐离开乐器、乐谱等物理载体，离开歌手、乐师的传唱、演奏，离开古往今来的倾听者、欣赏者，也无从存在。即便是转瞬即逝的音波，究其根本也是物质性的。再如古建筑，古建筑是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但古建筑的营造法式、技艺、观念和审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具有“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性，可以传承传播、无限复制，在生产、生活中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科技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失去运用场景，濒临消失，需要保存、保护。总之，要以整体的眼光看待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物质性”，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观念、信仰、风俗、审美、技艺等“非物质性”，要以客观、整体、系统的眼光，看待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不要混成一坛、一盆浆糊，也不要割裂、孤立、静止地认识。

从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视角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征”，可以概括为：“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其命维新”的创新性、“以中为中”的统一性、“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上善若水”的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有深刻联系和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③文化只有“生生”，才能“不息”，才有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连续性不是匀质匀速的线性。连续性离不开创新性，连续之中有创新，创新赋予连续性更大的生命力。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在历史实践的不断创新中，形成“中国特色”。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在今天体现为国家、民族、社会万众一心地走向伟大复兴，形成新的前所未有的统一性。同样，统一不是僵化生硬的拼接组合，而是向内凝聚，融为一体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引进吸收，各美其美，激发竞争活力，学习一切于我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充分彰显了包容的胸襟和气魄。和平性根源于我们的文化根性和漫长的历史经验，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形成同构机制，在当代，体现为和平共处、文明互鉴、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人类普遍价值。

上善若水。中华文明，犹如黄河、长江，流淌在中国人心里。作为原创、原生的文明，中华文明既古老又年轻，源头活水中蕴含初心和理想，是有初心和理想的文明。这初心和理想，越是遇到高山峡谷，越是汇聚九死未悔的力量，腾飞咆哮，夺路而出，不断接纳万方溪水激流，汇成千泉万瀑，生出千变万化，不改初衷，东流大海。正如今天的中国，走上星辰大海的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迈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④，无不展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文明的连续性，体现在浩瀚浩荡、滚滚向前、不舍昼夜的大气象、大趋势上，也体现在幽远偏僻、细枝末节、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里。心脏、动脉的跳动可触可查，但周身毛细血管默默滋润、渗流、晕染、生化，似这样的“连续性”，往往被忽视。比如人们常讲，中华文明有“三棵树”——桑树、漆树、茶树。中国人养蚕、缫丝、织锦的历史源远流长。一说起来，印象中多想到江南，想到长江流域。但在新疆，出土了大量的丝织文物。当然，这是因为新疆的特殊气候使丝绸类的有机质文物更易保存。最有名的是新疆尼雅遗址（汉晋时期精绝国故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浙江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研制复制品，发现依原样织出的复制品总是比原件大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今天的家蚕吐的丝比2000多年前的蚕吐的丝要粗一些，这样一根根织出来，就大出许多。植桑、养蚕、缫丝、织锦技艺的连续性，从蚕宝宝几千年连续不断的自身进化中也得以显现。尼雅遗址所在的地方，现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属和田地区。和田遥远僻静，但很早就传入了植桑、养蚕、缫丝、织锦的技艺。有一幅斯坦因从丹丹乌里克遗址盗走的木板画，现存国外，被认作“传丝公主”。据说画的就是东国公主嫁于阗王，在发髻私藏蚕种的故事。和田有一种深受当地人喜欢的丝织物——“艾德莱斯”，扎染方式独特，色彩绚丽，新疆维吾尔族艾德莱斯绸织染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锦绣之中华，如文明披风，有一角闪动在和田。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缫丝织锦，无论作为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连续性不是单线单传，而是密如织网，丝丝入扣，流布远播，毛细血管般深入文明生命体的大循环。再比如茶树、茶叶、制茶技艺、饮茶习俗也是广泛覆盖。和许多地方一样，和田并不产茶，但具有独特茶俗，煮茶时放草药，茶饮有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吃完和田独有的烤包子，再喝一大碗和田药茶，真是相得益彰。同样，西藏、内蒙古、新疆、东北等地虽不产茶，但都有独特的饮茶习俗，以茶为礼、以茶待客、以茶佐餐，一日不可离茶。茶在生活中的地位甚至高于内地。中国的千茶万饮，可谓“中华茶”，千百年来各地区因茶而建立牢固联系，体现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性。和田位于昆仑山脚下，昆仑文化、河出昆仑、玉出昆岗（冈）、和田玉、于阗画派、于阗乐，以及内地春节张贴的门神尉迟恭……这些中华文化的超级符码，与和田这偏远一隅发生联系。这也说明，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不是单丝单线、一脉单传，而是辐辏四方、生发众多、生生不息的文化织体，是“万方乐奏有于阗”。

桑树、茶树、漆树，分别象征丝织技艺、茶文化、漆器漆艺。《山海经》有云：“姑儿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⑤姑儿之山，上方多有漆树。从漆树采割下来的漆汁与空气接触后变色，有“凡漆不言色者皆黑”⑥之说，早期用于书写，后发展出漆器工艺。我国漆文化、漆器的历史很早，辐射很广，东西南北皆有漆器，甚至出现在楼兰出土文物中，也传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漆器、漆艺，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蔚为大观，堪称中华一绝。姑儿之山，下方多有桑柘。我国是世界上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农桑立国，孕育华夏文明的根基，丝绸、茶叶、漆器、陶瓷、玉器等，随丝绸之路传播，早已成为文明交流的典范。2022年，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种茶、制茶、饮茶，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传承千年的制茶技艺、家家常备的香茗茶点、各族共享的茶俗茶礼，融会先民与今人的智慧，无不体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体现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价值观。茶、玉、丝绸、漆器……这些是物质遗产，在考古出土中大量存在，同时，与它们相生相伴的生产技艺、传统知识、审美习俗、信仰心理等又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产业，构成今天生活的特色、特点，也构成社会经济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衔玉而生”。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体现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石之美者为玉，中华大地皆有玉，北至黑龙江小南山遗址，西至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昆仑山，南至岭南以远，在黄河、长江流域，更是玉华灼灼。昆仑信仰中，玉是一个关键因素。“玉出昆岗（冈）”，丝绸之路的前身，是玉石之路。和田，因玉而显得特别。新疆和田玉、河南独山玉、辽宁岫岩玉、陕西蓝田玉，并称为“四大美玉”，质地细腻温润，敲击发出的声音清越绵长，徐徐方尽。玉有美质，是物质文化，考古出土有大量的玉器，二里头的牙璋、良渚的玉琮、齐家文化的玉璧、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从“神玉”“王玉”到“民玉”，能使玉文化绵延至今、玉雕行业香火不断的，是围绕玉的文化观念、民间信仰、审美体系。玉，本是石头，尽管质美、稀有，但尚不致如此被迷恋万年，玉的价值，其实在非物质的一面：这样的一块石头，早已脱离单纯的物质世界，变成形而上的喻体，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里，只要中华文化尚在，中国人就情比金坚、守身如玉。

中华文明的万古江河，生生不息，浩浩汤汤，流淌着活力与希望。期间也不免波折，比如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关头，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数先贤圣哲寻找出路，最终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新社会、新文化。就好比巨流遇阻，汇滔天之水，形成强大势能，最后冲决而出，一泻千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⑦文明的连续性并非波澜不惊，而是面对危机与挑战时，气韵激昂而悠长，汇聚创新创造之伟力，泰山不坏，百川灌河，勇往直前。

创新是民族前进的动力。求新求变、变化变革、创新创造的精神，深深印刻在民族基因里。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讲述的远古的神祇、祖先和英雄们，都是不屈从于命运摆布、创新创造、开辟新途的巨子。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伏羲画八卦，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炎帝刀耕火种，黄帝建舟车、制音律、作《黄帝内经》，嫘祖养蚕缫丝、羿射九日、夸父逐日、仓颉造字、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无不以惊世之举创不世之功。

中华文明是大河文明，傍水而生，以水为师，农桑立国，有着悠久广阔的农耕文明。农耕的发展，一是知天时，二是善用水利，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和治水文化十分发达。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良渚遗址上，先民饭稻鱼羹，社会庞大，组织有序，以稻作文化和治水崇玉而著称。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大运河、坎儿井……这些延泽至今的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可以上溯到大禹治水的传说。鲧用堵之法，九年无功；禹疏通河道，因势利导，治水成功，成为民族英雄和夏王朝开辟者。上善若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⑧。水性灵动。水的最大特点，是流动变化，随形就势。水至柔，但以柔克刚，莫可以挡。“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⑨，河图洛书是太初有言，是水之教诲、水之书。阴阳、易、道的观念，这最早的中国之思和经验范式，也是关于变易、变化、变革的。中华文明开放而不保守，创新而不守旧，无论在文明初创，还是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善于吸收一切外来成果。金属冶炼，从两河流域传来，但在中华制陶技术加持下，产生无与伦比的青铜时代。包括小麦、牛羊的传入，佛教、佛造像、西域乐舞的传播，与北方游牧文化的频繁的、大规模的交流，一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直经历持续不断地内化、中国化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⑩中华文明是开放系统，不断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创新创造，不断自我更新、发展壮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走在世界前列，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形成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半径，进入愈多、辐射愈盛，真宰充沛、元气淋漓，一呼一吸、长虹万里，形成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圈。这种引力和辐射，都因其具有不歇的创造转化的能力。

文化如水，创新是源头活水，是文化发展的驱动力。创新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制度文明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⑪从王朝更替、治乱兴衰，可以看到政治文化、制度文明升级迭代的创新曲线。汤武革命，秦汉大一统，隋唐开放包容、开科取士……每一次“礼崩乐坏”的乱世，都除旧布新，激发出应对挑战的大规模创新，为文明的有机体注入新活力。

中华文明，以中为中。如果只选一个字，来代表我们民族的文化，便是“中”。“中”是肯定、允诺，是居中而治、求中建极、允执厥中，是“宅兹中国”⑫，中正中和，“极高明而道中庸”⑬。在中岳嵩山脚下，距河南登封不远，有8座占地共40平方千米的建筑群，其中包括3座汉代古阙、嵩岳寺塔、少林寺建筑群等，历经9个朝代修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观念，以古老与博大、凝练与舒展、沧桑与辉煌，向世人展示着中国古代文化、哲学和建筑艺术的瑰丽。2010年，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河南汝南，有一座十几米的小山，人工垒成，是河南最低的山，颜真卿亲书石碑“天中山”。据说是周公旦营建洛阳，在各地建圭表、测日影、求地中，因这里夏至时日影最短，遂堆土垒石以记之。“中”的观念，首先源于大平原上的聚落先民，源于定居的农耕文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森林文化、绿洲文化，难以生发“中”的观念。黄河携带的泥沙，冲刷出第二级地阶，塑造黄淮海大平原，使这里成为中原最大一片展开农耕革命的阔地，成为广土巨族繁衍凝聚的辐辏之地，成为人群、物质、观念、技术交汇最多、碰撞最巨、嬗变最快之地，形成文化涡流、文化爆炸的核心。比如文字起源，首先在交流最频密、需求最强烈的地方出现。好比一口熔炼的坩埚，受焰最多、最稳定、温度最高的埚底埚心，最先形成灿烂的结晶。早期中国文化，繁星点点，相互辉映，不断地交流、碰撞、汇聚，最终在中原形成中心。苏秉琦提出中华文化从“满天星斗”⑭到“月明星稀”，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⑮，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⑯……“月明星稀”，月明何处？在中、在中心。“重瓣花朵”，花心在哪里？在中、在中心。“中国相互作用圈”的焦点、圈心在何处？在中、在中心。三位大家的观点，解释印证了早期中国的“中”之形成。因为有中、有中心，必有一体、共同体，无中、无一体，何谈多元？多元是一体之多元，无一体，无所谓多元。

中华文明是大文明体。这个大文明体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有一个九州共贯、平坦辽阔的核心区域，这就是有利于产生农业革命的黄淮海大平原。这个核心区域足够大，社会规模足够大、人口族群足够大，地理上无阻隔，浑然一体，资源多样，自然形成中心化结构。如同大质量天体的运行演化，天生出现向圆的塑造，有中心、重心，运行有序。小天体，如彗星、小行星，可以奇形怪状、无规则。大天体要稳定运行，建构自主轨迹，自有其中心化结构，有统一性。从历史看，无中，则四分五裂；无中，则一盘散沙；无中，则天下大乱。以中为中，才能和，才能形成强大的引力场，才能不管盛世乱世，“引力”始终大于“斥力”，最终“向内凝聚”。这是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生生不息、不曾中断的秘密。

从历史看，多元一体，最大的两个“元”，是农耕和游牧。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农耕和游牧，犹如阴阳互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耕集团和游牧集团，是两种历史力量向内旋转互动、不断凝结生长的结果。如果没有一波一波、季风般深广不息的游牧力量的南下，历史的演剧或显平淡；如果没有长江流域、长江以南日益稠密的农耕力量，维持着向内的平衡，文明的坩埚或会倾覆。因此，我们看到，历史的演化中，在黄河、长城以北，几千年来的农耕线不断向北延伸，直到人力不可为为止。这样的历史景象，犹如辉煌旋转的星云，没有撕裂崩散，越旋转质量越大，越旋转尺度越大，形成团结统一、生生不息、青春永驻的共同体。中华先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地理和心理的原点、坐标、演化的渊薮，形成休戚与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命运共同体。历史上，“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⑰。中华是一体，中华是一家。“以中为中”的向心力，成为群己合一、家国同构、集中凝结、融为一体的深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⑱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浩如烟海、多姿多彩，是因为八面来风向中、向内的吹拂，交流、交往、交融带来五光十色，形成相近、相通、相融的亲缘性，从而凝结出繁花似锦、统一和谐的文化基因谱系。

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世俗性。宗教、宗教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从未占据统治地位。中国也没有类似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以一神论为基础的排他性宗教。中国的儒家、道家，区别于西方宗教及其组织形态。佛教进入中国，反复调适其与中国社会、中华文化、儒家道家的关系，内化为中国化的佛教。最终，儒释道“三教合流”。中华文化的世俗性特征，造就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的包容性。中国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⑲。

中华文化追求“和合”。“分争”与“和合”无所谓高下。但历史对“分争”“和合”的选择，却具有宿命性。中华文化选择“和合”，中国人崇尚“和合”，认为“和合”是正向的，“分争”是负向的。和合文化，与集中定居的农耕生活有关，不同于渔猎、游牧生活。农耕以一年为期，是长周期生产，春种、夏长、秋获、冬藏，渴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群体和睦，反对个人至上、争勇斗狠、分争无序，一个环节中断，一年的生产链条就中断。这样的长周期生产、生活的性质，磨炼出忍耐、和合、忧患意识，把包容大度、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当作常理常情、嘉行美德。“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㉑“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㉒“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㉓“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㉔认为差异不是分争的理由，差异才体现统一、包容、和合的价值。类似的叮咛和教诲，不绝如缕，根深蒂固。中华文化，以中为中，因中而容，因中而合，追求家族、社会、国家的和顺、和谐、和平，以“和合”的理念，统摄人人、群己、天人的关系。

中国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乐以和人，人和则易使。”㉕传说黄帝的乐官伶伦，裁昆仑之竹，模仿凤凰鸣叫，创制律吕。河南舞阳出土的骨笛，有8000多年历史，用鹤的腿骨制成，是世界最早的骨制吹管乐器。漫漫黄沙，悠悠羌笛，响彻在古诗词字里行间。今天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青藏高原的藏族，随鹰笛（用鹰翅骨制成）的旋律，翩翩起舞。骨笛、竹笛、玉笛……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可谓“中华笛”。传说女娲作簧，石峁、陶寺出土的口弦，即此乐器。“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㉖，“吹笙鼓簧，承筐是将”㉗，簧在《诗经》中多有记载。口弦在西南、西北、东北的少数民族中，仍广受喜爱。“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㉘，中华大地各种各样的鼓、埙、琴、钟、磬，和而不同，琳琅满目，谱就中华乐系，吹响中华心曲。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先秦《击壤歌》，描绘了安土重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场景。农耕文明的生活性质，使人天生向往和平安稳的日子。耕读传家，一直是家国社会的理想模式。上善若水，仁者无敌。中国的先贤圣哲创造的古代思想，都有追求和平的一致性，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内圣外王”㉙“先礼后兵”㉚，认为“兵者不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㉛。即使是兵家，也首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㉜，提倡审慎用兵，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㉝。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㉞，是士子、精英的人生抱负。中国有发达的文官系统，以文节武、以德束兵，在文修武备、文经武略中，更重文、更推崇人文英雄、仁人志士，不尚孤勇莽夫，厌恶噬血屠戮。理想气节、仁德大义、舍生忘死、爱国护民，往往比单纯的武功、武力更重要。

中国从来不是军事扩张的帝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向内凝聚”。中国地大物博，主要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推动民族融合，带来家园故乡，加入中华疆土。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㊱“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㊲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证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大量的历史遗迹、诗词典籍、音乐美术、戏曲故事、风土民俗、百工匠作、节庆仪式……反映中国人民追求和平幸福、喜乐安宁、吉祥如意、美满团圆的人生图景。中国画也体现非物质文化，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意趣、画法，主题、内容，精神、审美，均体现和平性。中国的传统艺术，讲究气、气蕴生动，形意之中，突出写意。所写何意？是和平之意、和平气息。1955年，95岁高龄的齐白石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创作了一幅《祖国万岁》的画。画面是一棵果实累累的万年青，深情厚意跃然纸上。这样的以小见大，别出心裁，流露的是根深蒂固的护生思想，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思，就是普天之下，花好、月圆、人寿，不受国破家亡、离乱之苦，永享太平盛世、喜乐安宁。

（文/韩子勇）

本文由作者于2023年7月3日在中央文史馆组织的“中华文化边疆行——走进大理”所作同名讲座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