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地理·天津
一、关于早期天津油画的零碎片断
我是20世纪40年代末生人，所以对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包括天津发生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
对天津油画的先驱，流传一种“三李”说，即：李叔同、李立民（骆公）、李文珍。我当然最敬仰的就是李叔同；我个人的成名作就是画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从中国最早出国留洋学习西洋绘画的人来说，李叔同是罕有的先驱之一，他也是国内最早在教学中使用人体模特儿教学的人。遗憾的是，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只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干了不久就到了浙江第一师范。
我在天津美术学院校刊参与天津油画的研究时，一度曾尽力搜肠刮肚地查找天津油画的踪迹，但是没有什么发现。只是一个“绿蕖画会”，没什么有大作为的画家；严修的儿子严智开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天津建了一座美术馆，除了办展览、做教育，还做了一些国际性的展览，开了中国美术馆的先河。
现在的天津美术学院初名为北洋女师范学堂，后来学校几易其名。1948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李立民到此教书，时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李立民募集人才，把穆家麒、王之江、王麦秆、沈毅、傅乃琳、康明瑶、李锟祥等人聘来教书，后来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从此基本上告别了油画。70年代，天津油画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都进入了一种“文革”模式，学校也成为一片废墟。
60年代初，天津美术学院第一批毕业的油画专业学生张世范、边秉贵等留校任教。他们后来参加了浙江美术学院举办的罗马尼亚专家埃乌琴·博巴的油画训练班。他们接受到了和国内美术不太一样的油画教学和创作教学，他们的作品也都获得好评。由于回来不久就赶上了“文革”，所以他们的探索也停顿下来。
“三李”中的李文珍，其兄长李平凡是美术界人人皆知的。李文珍在天津著名的耀华中学教美术，他培养了许多后来成为名家的学生，如刘秉江、汲成、蒋采萍等。
二、我参加的“油画事件”
草根青年的“红草地画会”
70年代初，“文革”的硝烟还没散尽，文化艺术仍旧呈现一片荒芜的气氛，但已经有一些青年艺术集群开始出现，如上海有陈丹青和他的伙伴，北京出现了“无名画会”，天津也出现了一个“红草地画会”。这些艺术青年们成帮结伙地奔波在津城的各个角落，在灰突突的街道、树林中寻找着色彩的冷暖，夜晚又会扎到某家的小房子里，面对模特研究结构和明暗。
20世纪70年代，孙建平（左2）与一起练画的伙伴们
他们自觉地形成了一个流动的“艺术沙龙”，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切磋、讨论、观摩，一起研究“文革”后幸存的、罕有的一些资料、画册，成为一道与那个“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另类景观，这种繁荣景象红火了10年，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参与到这个圈子的几十个人，后来大多在恢复高考后纷纷上了大学，或成为专家，或出国深造。
那时候，我刚调到文化馆负责筹办青少年美术培训班，因为翻印国外画家的素描语录，结果被当时“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罗织为“政治事件”，而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
“五七艺校”的“油画创作学习班”
1975年，天津市组织了一个油画创作学习班。这个班的学习地点在当时的“五七艺校”，也就是后来的天津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刘天呈是主要负责人兼教师，他当时可是国内知名的油画家，他的历史画《黄巾起义》现藏在国家博物馆里。我被推荐到这个班学习，同学有曹春生、庞黎明、李东升、吕双明、王培浩、沈琛等，对于刚刚受到挫折打击的我来说，这真是否极泰来。
1975年，刘天呈先生（左2）给学院学生讲授油画知识
刚开始见到刘天呈老师，我非常激动，心想终于能够进美院科班学习油画了，后来随着来往增多，我们成了好朋友。油画创作学习班的宗旨是“以创作带基本功训练”，而不是想象中的在教室里画模特、练基本功。
幸运的是，刘天呈老师本就是一个画痴，他的想法和年轻人一样，不想荒废时间，从心里抵触“四人帮”的文化政策，想借此机会恢复正规的油画创作，他总是不断地把“文革”前学到的东西传授给我们。可以说，我的正规油画训练，在上大学前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时，我创作了一幅知青题材作品《荒岭的明天》，作品在结业展上刚刚挂出来的那一天，恰逢唐山大地震，很可惜，这幅作品也不知下落了。
参加“平津战役”军史画创作组
1976年夏，为了迎接纪念建军50周年，要组织一批油画家创作一批军史画。天津市也组织了一个“平津战役”军史画创作组。当时，秦征先生从下放的钢厂抽调回到天津美协；此外，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张京生、沈尧伊、汲成、王元珍等分配到天津美术学院。我由于在头一年油画创作学习班的出色表现，所以获得了这次创作军史画的机遇。
组织军史画的负责人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安明阳先生，参加创作组的画家还有邓家驹、沈尧伊、刘天呈、张胜、邓乃荣、张汝为、张永典、车永仁以及年轻的吴长江。这么多名家高手云集，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1976年，孙建平与邓乃荣（右1）在创作军史画
我先是被分配到刘天呈负责的《攻打天津》专题组，并曾和同组的张胜和邓乃荣一起去保定38军了解攻打天津时的情况。进入草图阶段，安明阳先生又把邓乃荣和我调出来搞另一个主题：“新式整军”，最后所定的创作题目是《同仇敌忾》。我和邓乃荣先后去了山西的忻州、河北的新保安，了解当时部队进行新式整军的情况。
邓乃荣是一个身有残疾的画家，当年他十几岁时随南下部队一路上做宣传、写壁报，多年一直在广州部队从事油画创作；我非常尊敬和同情邓乃荣，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创作的构思构图阶段，中国的政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人帮”被打倒了，文化界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人们欢欣鼓舞，处在变革时期的我和邓乃荣也达成一种共识，就是不能再搞“四人帮”的“三突出”“红光亮”了，尽量要贴近生活，作品要有真实感。所以在创作时，忆苦主角的动作尽量要脱开以往的模式化，大胆地把主角的脸藏在袖子里，并组成一个动作——画面的主角不露脸，这在以往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中是大逆不道的，但这个大胆的构图得到了安明阳先生的肯定。这幅作品完成后在北京展出，并为军事博物馆所收藏。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天津油画一片生机
1979年，“文革”的梦魇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一页已经打开，油画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有幸赶上了最后一班火车，考入天津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学习。我的班主任正好是我喜爱的汲成老师。这一时期，我也迎来了思想解放的转机，特别是对“文革”时期的“三突出”“红光亮”，给予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在1980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中，天津入选了16幅作品，其中葛云波的《孺子牛》、郑岱的《春集》、我的《剧终》等获奖，这主要是刚刚上任的天津美协主席秦征先生的功劳，他在防震棚里热情地帮助青年作者看草图，不辞辛苦地提出建议，付出了许多辛劳。
改革开放后，吴冠中先生打起了倡导形式美的大旗，为扭转“四人帮”的文艺政策开了一炮。1979年5月，《美术》杂志发表吴冠中的文章《绘画的形式美》，这篇随笔式的文章明确提出绘画应该大胆去追求形式美的主张，在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是具有思想启蒙作用的。同年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迎新春油画展”，由于汲成老师也参加了展览，我从天津赶来参观，大开眼界。对于文艺界的新变化，我由衷地高兴，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的营养。
“85美术新潮”中的第一届“鸣社”展
我在1983年底援藏回津后，正逢全国各地的美术新潮风起云涌，形成“85美术思潮”，看到全国的大好形势，我也按捺不住，就找到樊海忠、王惠林商量，计划成立一个画会。王惠林在和平区文化馆工作，展厅的问题解决了；画会的名字“鸣社”还是天津美协的胡崇礼老师给起的—言外之意就是要呐喊，宁鸣而死，打破天津美术界的沉寂。之后，我们又酝酿了“鸣社”的画家名单，除了孙秀庭和王立宪，胡崇礼推荐了邓家驹，我则推荐了常工、张德建、高冬、邓国源等人，大家跃跃欲试，每个人都在积极地准备作品，定好于1984年10月展览开幕。
1984年10月12日，第一次“鸣社”展在和平区文化馆展厅展出了。展览打破了天津美术界的沉寂，樊海忠的作品以非具象的形式宣泄了情感的张力，其该严谨处虽然并不讲究，而应真诚处却从不马虎，他突破了一般人印象中的概念，尊重主观的能动，珍惜感情的自然流露。我的作品突出了西藏所给予的独特感受，平朴中见生怪，温和中见惊骇，以含蓄而明丽的笔调表现藏族悲远的风情；孙秀庭、王立宪以温和俊美的基调抒发了生活脉脉的情思；中年画家胡崇礼、王惠林成熟深谙的传统笔法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鸣社”第一次画展已经初步显示了各自的内在素质，此次展览可谓“各师其心，其异如面”。
“西藏四人画展”被封
1986年1月，我和李津、阎秉会、吕培桓在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西藏四人画展”。除阎秉会外，其余三人曾作为援藏教学人员被派往西藏生活、工作过一年。
1月13日开幕的那一天，参观人群踊跃，下午在展厅现场举办了座谈会，讨论非常热烈。第二天，展览馆的门口就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对头一天开会的某位先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学校领导转告展览的四位教师，宣布封闭展览。
对此，高名潞著《85美术运动》曾记有：“往日天津常被人们视为‘文化沙漠’，一些稍具特色的艺术展览及活动往往只能在小范围内展开，如同艺术家内部的观摩交流，引不起任何反响。这种局面使有志的青年画家们感到不堪忍受。近几年来，尤其是1985年以来，相继涌现出‘鸣社’、‘十个0’、‘无花果画会’、‘河西画会’、‘NO集团’、‘红草地画会’、‘门外汉’画展、‘西藏风情画展’等十余个群体和群体性展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氛围，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其中又以‘西藏风情画展’更为突出……展览于1986年1月13日在天津美术学院展览馆开幕。次日晨，展厅门口出现了反对展览的大字报，遂有大字报给予反驳。起先由不准电视台播放引起的议论，至此变为大哗，在这片‘文化沙漠’上，展览打响了一炮……”
天津现代油画学会首届展
1992年底，我和张胜、王琨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在艺术市场商品化冲击的新背景下，中国油画艺术品位的提高和油画艺术创作的繁荣。在会上，我们很受振奋和启发，不仅清楚了许多油画界的问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觉得天津近年来的油画力量越来越强，而始终得不到认可，需要继续研究和努力，并且萌生了发起组织天津现代油画学会的想法，并与张胜、王琨达成共识。
1993年春节的一天，天津的油画家济济一堂，商讨了成立油画学会的事宜以及首届展的日期。因为我们决心把天津油画提升一个档次，另外也想保持新组织的朝气和前卫性，所以在“油画学会”名称前加了“现代”二字。
1993年2月，天津现代油画学会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93年的10月，第一届天津现代油画学会展览终于开幕。参加展览的油画家有胡崇礼、张胜、孙建平、李志强、樊海忠、吴恩海、王立宪、张德健、孔谦、周世麟、马元、高冬、江海、王琨、刘影钊、邓国源、王小杰、蔡锦、祁海平、郭雅希、车健全等。这是天津油画中比较“现代”的力量的展示，当作品济济一堂之时，可以看到天津的油画正在崛起，不容小觑。中国油画学会的张祖英、阎振铎先生以及时任天津文联主席的冯骥才先生也来参加了开幕式和研讨会，他们认为一些画家已经有了自己明显的风格。
1993年10月，冯骥才（中）在首届天津现代油画学会展上讲话
担任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时引进人才
1994年，天津美术学院将正在进修中的我召回，学校将原来的绘画系分为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个系，由我担任油画系主任。天津美院的领导非常重视招纳人才，制定了防止“近亲繁殖”的教师队伍建设的策略，不怕麻烦地从外地调进人才，原来师范系就先后调入了广西的祁海平、安徽的蔡锦、山东的姚永等。我担任油画系主任后，先后把湖南的张方白，山西的忻东旺，黑龙江的赵宪欣、刘影钊调入天津，使得油画系力量不断壮大。
中德艺术交流活动
1994年8月，中国的油画家与德国艺术家进行了一次大型的交流活动，首先是中国的艺术家去德国考察，之后德国艺术家“三T”小组来中国交流活动，考察了西部以后回到北京，最后的一项创作活动安排到了天津。由邓国源联系了玉田豪门啤酒厂的厂房开展活动，我和张胜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和德国艺术家的近距离接触，让我们了解到了德国艺术家的创作观念，很是受益。最受震动的是罗曼·赫尔卡的创作手法，他总是不断地尝试新的手法、材料。我们看到罗曼整日用喷灯来工作，他在大的木板上，用火烤、用斧子砍。经过火的烧灼，一部分材料会变成烧焦的颜色，再用油漆或油画颜料等制作。还有迪亚克的即兴表达、阿伦斯的拓印作品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和马轲也参与了创作，由于以前的自由创作积累不多，深感观念更新的紧迫感。
在活动的后期，“三T”小组还来到了天津美术学院进行了一次交流活动。那天成了天津美术学院的一次节日：活动设在原先的体育馆里，德国的艺术家们开始用爵士乐打开序幕，他们大都会一门乐器，非常投入地进入角色。随着音乐越来越激烈，艺术家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奋，随后，中德艺术家在预先铺在地板上的画布上开始即兴创作。张世范最先走上画布与德国艺术家互动，他把整碗的墨水泼洒在画布上，谁都可以随时走上去，画面上的图像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参与下不断变化。整个活动结束后，又在北京德胜门内的东方艺术厅举行了一次中德艺术家交流总结性的研讨会。此后，这些德国艺术家也和天津结了缘，经常来到天津。由于邓国源当时的英语水平可以与其对话，所以，他经常与这些德国人交流，以致后来他成为整个交流活动的“大使”。
1994年，孙建平与邓国源等在玉田与德国艺术家玩“行为”
自从中德艺术家交流活动后，迪亚克、阿伦斯与天津美术学院交流非常频繁，他们也成为天津美术学院的客座教师，迪亚克还为油画系举办了一次“热蜡涂法”绘画讲习班。
汲成“高研班”与“再启动”油画展
1996年，汲成老师回国，与张世范院长叙谈后，决定办一个高研班，面向全国招收学员。
汲成针对当代美术界的创作过于矫饰而脱离自然状态的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再观察”的教学方式，提出不管每个学员的起点如何，都要直接把他们当作一个艺术家去培养。他强调要摆脱固有文化的过多束缚，重新回归自然，与自然直接对话，秉持“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强化自己的内功”，提倡“毫不迟疑确立东方表现”……汲成的这些主张以及他灵活的教学，使得学员受益匪浅，年内还举行了“再启动”油画展，引起不小反响。
1999年，郭雅希策划的“生存与表现”作品观摩展后的研讨会
首届“新蜕变”邀请展
20世纪末，我们渐渐发觉活跃于天津的油画骨干已多是40岁开外的中青年，而罕见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和郭雅希、王琨联合天津现代油画学会和《中国油画》杂志为主办方，分别于1999年、2002年联合举办了两次“新蜕变·青年油画家提名展”，推出了马轲、管勇、白玫、任振宇、宋海曾、李明铸、常小军、赵月儿等40余位展露才华、潜力无穷的年轻画家，此举让人觉得天津的油画不再后继无人。
自50年代初期至今，几经风雨，几度辉煌，天津终于有了一支比较成熟且规模较大的油画队伍。这次展览正好是展示我们油画整体面貌的机会，所以我们非常努力地搞好这次展览，让画界的人们刮目相看，为天津人争口气。
1999年，孙建平、郭雅希等在筹备“新蜕变”青年画家邀请展
参与“携手新世纪”大展
由原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中国油画学会承办，深圳达菲集团协办的“携手新世纪——第三届中国油画展”（2003年9月至11月分阶段举办）是一个全国性的油画展览，由四个分组联展组成，各地对此都非常重视。
2001年底，在沈阳召开了中国油画学会工作会议，全国各地油画学会都到齐，讨论具体方案。我和王琨彻夜聊天，研究如何把展办好。2002年春节后，天津现代油画学会举行了油画大展的动员会，那天参加动员会的油画家将近60人，会议传达了举办画展的通知及具体方案。
2003年，孙建平（右2）在向“携手新世纪”油画展的策展人汇报天津厅的情况
之后的一年中，为了筹集展览的资金，我们寻求政府的支持，多次向文联和美协以及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找到几个企业家商谈赞助，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鉴于大展的时间表已经逼近，最终只好向参展画家收取参展费参展。
倒是展览进行得比预想顺利。由于我们发动工作深入细致，所以参展画家非常踊跃，有160多位画家拿出200多幅作品参展。天津画家参加油画展览的机会太少了，所以他们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由于作品多而展览馆小，所以分三个展区展出。最初有些人担心作品是否匮乏，结果每个展区的大厅都非常充足。
展览开幕日上，天津的油画人像过节一样，奔走于三个展览场地交流切磋，形成多少年没有见到的火爆场面。经过评委的认真评选，选出了50幅作品参加“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优秀作品展”。
展览的成功给我们慰藉和鼓舞，我们看到了天津油画所呈现的上升和扩张的趋势。老油画家们不甘固守、勇于创新，中青年画家日趋成熟、精益求精，青年油画家尽管有些“夹生”，但充满锐气、生气。
总之，天津的油画在发展，正在日渐平稳的当代油画格局中慢慢走向自己应有的位置。
两栖画家临界兼融
天津的油画画坛有一个现象，就是艺术家都喜欢“跨界”，客串其他专业，没有界限。比如王琨和祁海平的书法，张世范、李志强、邓国源和张方白的水墨，风格比较丰富。我在2004年担任天津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期间，申请资金在北京国际艺苑举办了“临界·兼容”艺术邀请展。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展示中国的国画家和油画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中的生存和发展形态，展现一下画家们所进行的不同画种的实验过程和状态，以及画家如何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2004年7月，“临界·兼容”展览研讨会
展览聘请艺术批评家贾方舟作为学术主持人，展览作品包括吴冠中、袁运生、张世范、洪凌、李志强、张德建、邓国源、祁海平、张方白、周世麟、马元、常工、郑金岩、林菁菁、杨佩璋、李孝萱、李津、雷子人、武艺、王彦萍等人的，研讨会请到了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陶咏白、徐虹、郭雅希等，以及画家尚扬、王怀庆等。研讨会非常热烈，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天津美术学院百年校庆
2006年举办了天津美术学院百年校庆活动，我尽量全地收集到在天美任教的教师作品，并且倾尽全力编辑了一本画集。此活动后，我也从原来的岗位上退休了。
此后，我走出天津，在北京的艺术区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专心地研究自己的创作，其间创作了100多幅文人肖像和20余幅民国文人群体作品，于2008年4月5日在北京举办了“清明·拜谒我的先贤祠”展览。
2013年由我担任策展人的“再写生·共写意—中国油画名家写生研究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此后，北京中国当代写意油画研究院成立，我担任了副院长，主要负责宣传和梳理写意油画先驱的工作；同时，参与了很多写生活动，也策划了一些展览。因为这些活动与天津无关，就不一一列举了。
（文/孙建平，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原主任、天津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原副院长）
（来源：艺术市场杂志）
画家简介
孙建平，1948年12月出生，天津人，1978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油画专业。198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1987年在本院攻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留院任绘画系讲师。1985年参加浙江美术学院赵无极绘画讲习班，1993年参加中央美术学院第七届油画研修班，1994-02担任天津美院油画系主任，2002-03担任天津美院造型学院副院长。现任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天津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