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寒天，我应朋友孙立伟之邀，参加福瑞德集团二十周年庆典，又到了沂蒙重镇临沂。
福瑞德集团二十周年庆典
临沂有许多名吃：光棍鸡、莒南驴肉、临沂糁汤、八宝豆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临沂煎饼。
煎饼是山东的地方特色食品。在大中华舌尖文化中，煎饼卷大葱几乎是山东的别称和LOGO。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地方戏叫山东茂腔。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也就是秋收冬藏之后的农闲季，总会有一些戏班子，走村串巷，搭台唱戏。那是农村的文化盛节。对那些咿咿呀呀的唱腔和韵律整齐的唱词，我至今没有记住。但有一句唱词在我们那里广为流传：“万岁皇帝要出征，这可忙坏了东西宫，东宫娘娘烙煎饼，西宫娘娘卷大葱。”这词儿传了多年，谁也没有去考证它的真伪，但老百姓是铁认了，他们知道皇帝老子最大的事就是拓疆守土，出征打仗自然就是最重要的了。为妻当老婆的东西宫，最大的贡献就是烧火做饭，吃的最好的就是煎饼卷大葱了。
其实，山东煎饼是鲁中、鲁南沂蒙山区的当家食品，像海派十足的青岛、烟台、威海，并不吃煎饼。颇有英雄豪气的德州、聊城、菏泽，也不流行煎饼。细细考察一下，山东煎饼主脉有四大流派：以楼德煎饼为主的泰安煎饼，其特点是刮的薄，烙的脆，含水量少，易储存，泰安部分地区还有煎饼糊子发酵和再摊煎饼的风味，也叫“酸煎饼”。以诸城、安丘、五莲为主的鲁东煎饼，其特点是摊的厚，对原料要求不苛刻，玉米、小米、小麦、大豆、高粱、地瓜干，都可做原料，可即食，可汤泡，但每次吃之前都要蒸热一下。至于曲阜、滕州一带的煎饼，就是泰安煎饼的延伸，但它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凡吃必包，成品都是要包的。馅儿有芝麻酱，有花生碎，最多的还是咸盐葱花。唯独临沂煎饼产量最大，它是由临沂苍山、费县、沂水一代的滚煎饼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用含淀粉量大的红薯和含蛋白质的小麦混合，将面合成团柱，再在烧热的鏊子上滚，后来又有了像泰安煎饼一样的摊、刮。一般说来，临沂的煎饼要比诸城、安丘的薄一些，比泰安煎饼厚一些，可即食，可加泡，粮香味足，耐储存。我是爱临沂煎饼的。
临沂煎饼
临沂煎饼是有文化禀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样式。煎饼生产的关键生产工具是鏊子，鏊子的出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传说诸葛亮在临沂打仗的时候，为了把士兵的面粉弄熟，把铜锣（金）支起来，把面粉和成面糊状，摊面成饼，这就是最早的煎饼。香酥、可口，士兵吃了之后士气大振，满胜而归。我没有考证过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但诸葛亮生活过的诸城、沂南、沂水的主流食品就是煎饼。
给予煎饼最大文化加持的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也就是刀郎唱火的《罗刹海市》的原作者。他曾写过一篇《煎饼赋》，他的笔下的煎饼“圆如望月，大如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味松脆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蒲松龄的家乡就是大沂蒙山的北麓，淄水河畔的淄川。
临沂煎饼是有红色底蕴的。临沂是革命老区，临沂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侵染着革命传统的红色底蕴，煎饼也不例外。在抗战时期，抗日将领冯玉祥曾写过一本书，叫《煎饼—抗日军食》。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伟大的淮海战役，山东出民工二百多万人，送军粮有五亿斤，加工大量煎饼送往前线。陈毅元帅说，“淮河战役的胜仗是山东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其实，全国人民知道山东煎饼，就是从《红日》《红嫂》《沂蒙六姐妹》《南征北战》《高山下的花环》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文学中知晓的。临沂市委还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举办过中国煎饼文化节。
临沂煎饼是有绿色品质的。临沂煎饼是历史文化食品，红色传统食品，更是绿色生态食品。临沂煎饼的原料取自沂蒙山区的玉米、小米、黄豆、高粱，都是无公害种植。临沂有大大小小煎饼加工厂、专业合作社、定制加工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准则：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沂蒙煎饼的品牌。
临沂煎饼是经过市场洗礼的。煎饼是典型的传统食品，也是传统经济的产物，但今天的临沂煎饼已经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在商品市场的发展中，临沂是吃过苦头栽过跟头的。当年的苍山蒜苔事件，曾经是市场发展中的负面案例。正因为如此，在煎饼发展中，临沂人遵循市场发展规律，以质取胜，个性化服务，使小小的煎饼走进了超市，链接了电商，搭乘了高铁，走上了飞机，远飞到海外。
我吃临沂煎饼最多的是在三十多年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经历了那场政治风波和东欧苏联剧变后，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又一次指明了中国的方向。党的十四大也决定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我当时刚刚从杨传堂同志手中接过了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的担子。怎样围绕党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做好服务青年、引导青年的工作？我带着这些问题一头扎进了沂蒙山，和地县乡团委的同志们吃着临沂煎饼，在青年中寻找团的工作的新思路、着力点。
那时临沂的国民经济结构基本上是以第一产业为大头的。资本、科技、土地、劳动力这些市场要素，缺乏有效的承载主体。农村青年已经不满足于种粮劳作，他们需要更新的途径——劳动致富，知识创业。莒南团县委组织青年大养外贸出口的兔子，既增加了青年农民收入，又为外贸公司组织了货源，还通过生产力的有效联结，把青年们聚集在一起，更有利于党团组织对青年的培养教育。那时候的莒南县，到处是“要致富快养兔”“学养兔去找团支部”的标语。团组织在青年中有威信，在群众中有口碑，在党委政府中有地位。我们考察后思想上豁然开朗。
七天沂蒙煎饼香，带来思想大解放。我们认真总结了临沂等地农村团的工作经验，在全省开展青春立功活动。提出了“团的活动和经济活动相结合，团的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组织随人走，团随青年建；哪里有青年，哪里就有共青团”的思路。
1994年4月3日，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到山东潍坊安丘县黄旗堡镇等地调研
山东农村团的工作活跃起来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亲临山东，到潍坊市安丘县黄旗堡镇、青岛市崂山区城阳村和古庙头村等地调研，他称赞山东构建了共青团联系农村青年的新纽带。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每和当时的青年伙伴回忆起这段往事，都会不由自主的回味起沂蒙煎饼的喷喷沁香！
（文/赵树丛，2023年冬于北京）
作者简介
赵树丛，山东诸城人，曾就读于山东医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做过医生、教师，做过群团工作负责人，在县、市、省党委政府任过职，在国家林业局任过主要负责人。中国林学会理事长、全国自然教育总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