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智 | 北朝至唐代佛教窟龛护法力士的肉体造型之变

在生死问题和关于身体哲学的讨论中，人们对肉体的再现大多处于一种较为抽象的表达，而不是建立在解剖基础上的科学实践，也不能在艺术层面进行具象和物质化的指导，其理论构建，显然与具备偶像崇拜性质的佛教造像实践存在明显的差异。大面积裸露肉体和彰显武力值的护法力士，更注重表情的张扬和人体肌肉的表现，这与秦汉以来在塑造人物身体时以含蓄、平滑的造型特征形成对比。因此，将护法力士张扬的动态、勇武的表情、贲张的肌肉完美结合起来后的人物形象，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身体的正视与主观表现。

本文着眼于佛教窟龛造像中护法力士的肉体造型特征分析，探讨其在本土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造型演变过程，以及如何在唐代及以后成为一种成熟的美术形式。

一、作为佛教护法的执金刚神

在犍陀罗佛传浮雕故事中，作为佛陀贴身护法的执金刚神是很重要的出场人物，其形象为上身裸露、须发浓密、深目高鼻、肌肉发达。已有研究者指出执金刚神有多重来源[2]，这些来源中以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特征最为突出，多位研究者也参与讨论这一个话题，强调犍陀罗佛教美术中的执金刚神源于古希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3]。赫拉克勒斯从大力神演变为佛教护法神的过程，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主题。

犍陀罗佛教美术中，执金刚神首先出现于释迦太子逾城出家的佛传故事中。释迦太子逾城出家，是他决意步入修行之路并与此前贵族生活（皇子）决裂的开始，这一场景在犍陀罗佛传故事中不断被重复。一件出土于罗利亚坦盖的贵霜王朝逾城出家浮雕（图1），表现的是释迦太子夜半逾城的场景，其中骑马者是故事的主角释迦太子，马的四蹄被力士托起，马的前面是手持弓箭的帝释天和双手抱拳的梵天，马的前上方是礼赞的天人，马的后面是持华盖的侍从，侍从的上面便是赤裸上身、双手持金刚杵的执金刚神，整个画面充满了庄重、神圣的气息。

图 1 ˉ 罗利亚坦盖出土贵霜王朝逾城出家浮雕

执金刚神在犍陀罗美术中如此重要，但在佛教美术传入古代中国后，其身形却并不多见。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有西秦建弘元年（420）题记，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境内纪年最早的佛教洞窟，该窟北壁第3号龛泥塑造像中，主尊为着通肩式袈裟的佛坐像，左（以物象自身为准分左右，下同）胁侍像为头戴宝冠、身穿甲胄的护法者（图2），右胁侍为上身裸露的菩萨装者。对于左胁侍像尊格的认定，有学者认为是帝释天[4]，李静杰教授则认为是执金刚神[5]，其主要依据是该像束发、蓄须、手持金刚杵，不过该像下巴处的褶皱似为牙齿咬出的褶皱，以示凶悍，而非蓄须。此外，帝释天也有手持金刚杵的实例。最主要的是，执金刚神一般以裸露上身、肌肉贲张的武士形象出现，而该像周身包裹甲胄并有披风，有王者风范，因此该像的尊格不似执金刚神，而应为护法天王或帝释天。

图 2 ˉ 永靖炳灵寺石窟第 169 窟北壁第 3 号龛北魏护法天王像（出自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图版 62）

大同云冈石窟第6窟表现有丰富的佛传故事浮雕，据研究者辨识有36幅之多[6]，其中编号第26幅夜半逾城及之后的佛传图景中，并没有发现执金刚神的存在。不过，云冈石窟中雕刻有大量以天龙八部为主要内容的护法神，这些护法神是佛法无所不在、无所不胜的宇宙象征[7]。其中，雕刻在窟门、造像龛两侧的护法者，其身份应为护法天王和护法力士，他们是洞窟造像组合中的重要存在，也是后世护法力士、护法天王组合的早期形式。

二、大同云冈石窟北魏中期窟龛护法力士

大同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分上下两层，其中下层四面开龛，龛作内外两层的复式结构，满壁高浮雕造像。中心柱下层四面内龛中间雕刻主尊像，两侧表现弟子、胁侍菩萨（中心柱北面主尊为二佛并坐像，其两侧未雕刻弟子、胁侍菩萨），内龛外壁皆雕刻护法者；中心柱下层四面外龛内侧壁皆表现菩萨像，外龛外壁雕刻一菩萨、一护法者（图3）。这种复杂的造像组合，为此前窟龛造像所不见，可知该窟对于护法者的重视。对于这些护法者的辨识，一般有护法天王、金刚力士和夜叉力士等不同称谓，不过就其外部形象而言可分为两类：一是头上戴有羽翼宝冠者，面容相对儒雅；另一类是发髻作沟垄或卷发状，面容较为粗犷。两类护法者的共同特征，都表现自肩部垂下的披帛，披帛两端在腹部相交成X形，再披搭在对侧肘部，其造型特征与云冈石窟第二期后段洞窟菩萨装的特征一致[8]。护法者裸露身体部分结构含蓄，看不出明显的肌肉起伏关系。

图 3 ˉ 云冈石窟第 6 窟中心柱下层龛图像配置示意图（笔者绘）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下层四面龛两类护法造像中，头戴羽翼宝冠者的尊格应为护法天王（另撰文论述），而沟垄或卷发状发髻的护法者，尊格应该是护法力士。以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下层龛北面外龛外壁左侧护法者为例（图4），该像卷发，面型方圆，眉毛竖立，双目圆睁，嘴角略带笑意，下巴阴线刻胡须；双手合十，臀部向左后方翘起，重心置于左腿上，右腿向右前方抬起。同龛外壁右侧护法者（图5-1、图5-2），头发作沟垄状，面型丰圆，高鼻深目，嘴角含笑，下巴颏未雕刻胡须，其他特征同左侧护法者（动态与后者呈镜像对称）。该护法者人物形象、衣饰与上述犍陀罗美术中赤裸上身的执金刚神明显不同，也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身穿甲胄的护法天王（帝释天）区别明显，但是卷发或沟垄状发髻，却与执金刚神相近[9]。这种卷发或沟垄状发、身体壮实的人物形象，大量存在于云冈石窟中，比如部分礼佛的天人、飞天、降魔成道场景中的魔众、基座下承重的力士等皆作如是表现。但相较而言，位处中心柱造像龛两侧且与胁侍菩萨组合的护法者，其身份更为重要，这与后世在造像龛或窟门两侧的护法力士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可视作后者的早期形态。因此，将云冈石窟中窟门、造像龛两侧卷发或沟垄状发的护法者作为护法力士看待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图 4 ˉ 云冈石窟第 6 窟中心柱北面下层外龛外左下侧北魏护法力士（出自张焯主编《云冈石窟全集》第三册，图版 156）

图 5-1 ˉ 云冈石窟第 6 窟中心柱北面下层外龛外右下侧北魏护法力士（出自张焯主编《云冈石窟全集》第三册，图版 155）

图 5-2 ˉ 云冈石窟第6 窟中心柱北面下层外龛外右下侧北魏护法力士裸身图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下层造像龛内的护法力士位置并不固定，比如中心柱下层南面的护法力士雕刻在外龛外壁的两侧，其他三面则表现在内龛外壁两侧，但都与胁侍菩萨组合或相邻。这种护法者与胁侍菩萨的组合，能使人想起上述永靖炳灵寺石窟北壁第3龛主尊佛坐像两侧的胁侍像，但明显与炳灵寺石窟实例不同的是，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下层造像龛同时存在穿甲胄的护法者与胁侍菩萨组合、裸上身的力士与胁侍菩萨组合，可见在北魏中期的云冈洞窟中，工匠对于护法力士、护法天王的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下层四面造像龛两侧护法力士的面部特征各有差异，统一的特征是面型饱满，面带微笑，似乎是在听闻佛陀说法而心生喜悦；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裳，有披帛，身体颇为壮实，但不见有明显的肌肉起伏关系，整体造型特征与同造像龛的胁侍菩萨等同。通过笔者所绘的云冈石窟护法力士裸身图可知（图5-2），该时期的护法力士的肉身肌体结构，与咸阳市汉阳陵出土的西汉裸体俑相近（图6），均注重面部塑造，身体平滑、含蓄，缺乏明确的肌体起伏关系，其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具象写实传统区别明显。可见，自西汉初年以来至云冈石窟开凿隆盛期，本土匠工对人物身体结构的理解和塑造并没有实质性发展。

图 6 ˉ 咸阳汉阳陵出土西汉裸体俑 ˉ 汉阳陵博物馆藏

云冈石窟第13窟南壁东侧第5层第2排左龛左侧护法神（图7），头戴狮头形盔，面型丰腴，弯眉修目，嘴角含笑；裸露上身，左手握棍状武器的顶端，右手向右前方伸出，肩部披着有兽腿外形的披风状饰物，腰部系缚短裙，双腿向两侧蹲着。这种人物装束无疑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此处应该是将其作为佛教护法者之一。与赫拉克勒斯造型护法神对应的右侧护法者[10]，表现高大的发髻，五官简略，裸上身，左手持叉形武器，右手握拳置于腰侧，胸部有简洁的胸饰，同样表现披帛、短裙，两腿向两侧蹲着。可以看出，两尊护法神的人体结构，仍然是那种粗糙和概念化的形态，并没有表现令人可信的肌肉结构。

图 7 ˉ 云冈石窟第 13 窟南壁东侧第 5 层第 2 排左龛左侧北魏护法神赫拉克勒斯（出自张焯主编《云冈石窟全集》第十一册，图版 205）

可见，在云冈石窟中表现护法者像时，存在多种表现方式，且所处的位置并不固定，但对人物肉体结构的理解高度统一。

三、北魏晚期护法力士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继续在龙门石窟推进开窟造像事业，期间开凿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是龙门石窟北魏洞窟群中最高规格者。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是宾阳三洞中唯一在北魏晚期完成的洞窟，窟内西壁（正壁）主尊佛坐像，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型特征，比如两层袈裟叠加表现的着衣形式、束带的新结构、覆座悬裳的新样式等，都是作为皇家最高级别洞窟造像的直接体现[11]。窟门外出现两尊身形高大的护法力士和整个洞窟结构融为一体。窟门两侧护法力士参与到整个洞窟的造像组合中，这对于此前云冈石窟的图像组合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门外壁两侧的两尊护法力士中，只有左侧护法力士保存较好（图8）。该像头戴筒形宝冠，面型较为方正，眉弓立起，双目圆睁，鼻子损毁，嘴唇较平；胸部似有胸饰，下身着裙裳，左手握一件棍状法器，右手上举置于胸前，五指张开，可以看到手指关节的纹路。力士两肩处的披帛有向外翘起的尖角造型，富于装饰意味，其下垂的披帛两端于两大腿间交叉成X形，然后披搭在对侧手臂肘部后再垂下。力士披帛的造型特征与同时期菩萨像并无二致。这尊高大的力士像面部颇为“骨感”，与此前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下层所见护法力士饱满丰腴的造型区别明显，但身体同样没雕刻起伏的肌肉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宾阳中洞窟门外壁左侧力士左手所握的棍状法器，其末端粗大，且有简洁的莲瓣形纹饰，这应该是执金刚神手中金刚杵的本土化再现。

图 8 ˉ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门外壁左侧北魏护法力士

巩义石窟第1窟中心柱正壁主尊佛坐像的着衣形式与造像样式和宾阳中洞正壁佛坐像一致，同属皇家造像样式；两处石窟都表现构图恢宏的“帝后礼佛图”浮雕，且在窟门外壁雕刻身形高大的护法力士，可见两者在洞窟形式、图像配置上有内在关联。

巩义石窟第1窟窟门外壁左侧力士保存相对较好（图9）。该力士头戴筒形宝冠，面型方圆，眼睛圆睁，鼻骨到下巴皆残损；下身着裙裳，系腰带，腰带结节造型，与云冈石窟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佛像的束带类似。力士左手残，但可以看到左腰外侧至台座上的棍状法器，法器两端由尖而粗，然后又略作收缩，中间部位雕刻有莲瓣纹，这是金刚杵无疑，其造型特征是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门外左侧护法力士所持法器的发展形态。力士两肩垂下的披帛在腹部穿环交叉成X形后，向对侧手臂肘部披搭再垂下。整体而言，这尊力士除了头部造型外，其他部分特征与北魏晚期的菩萨像相近。

图 9 ˉ 巩义石窟第 1 窟窟门外壁左侧北魏护法力士

敦煌莫高窟第435窟开凿于北魏，窟内中心柱东向龛两侧表现护法力士，这是该地现存年代较早的护法力士造像。该窟中心柱东向龛内主尊佛像为倚坐姿，外披右肩半披式袈裟，内着僧祇支，袈裟衣褶的雕塑样式为凸棱附线刻。可以看出，这尊佛像融合了犍陀罗与河西造像的造型特征。与主尊佛像不同的是，两侧的护法力士有明显的东来因素。以中心柱东向龛左侧（北侧）护法力士为例（图10），该像头部发髻残损，五官颇为狰狞，眉弓向两侧呈倒八字形立起，双眼圆睁并向前凸出，鼻孔也张得很大，颧骨突出，嘴唇较薄，略露牙齿；脖颈处的肌肉凸起和拉伸极为夸张，锁骨的结构也很醒目。力士上半身裸露，下身着裙裳，胸部单薄平整，右臂上的肱二头肌稍有膨胀。该像自两肩垂下的披帛在腹部交叉成X形后再向对侧手臂肘部披搭，披帛覆盖肩部处宽大且有向外侧翘起的造型，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门外壁左侧护法力士的披帛高度相似。这尊护法力士的着衣形式，并不和主尊佛像协调，后者衣装为北魏孝文帝服饰改制前的外来形式，而力士身上的披帛，却是服饰改制后才出现的汉式菩萨装特征。

图 10 ˉ 敦煌莫高窟第 435 窟中心柱东向龛北侧北魏护法力士（出自刘永增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塑像卷》，商务印书馆，2003，图版 22）

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25龛主尊为二佛并坐像[12]，均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秀骨清像特征明显，注重覆座悬裳的表现，可知其年代为北魏晚期近西魏之际。该龛右下角尚存浅浮雕护法力士（图11），尺寸小，雕刻相对粗糙，应是主龛完成后再附刻上去的。该像头部束有发髻，五官特征近于敦煌莫高窟第435窟中心柱东向龛左侧护法力士，身上衣饰却与巩义石窟第4窟窟门外壁左侧护法力士相近，只是雕刻技巧要拙劣很多，肉体更是干瘪、平板。这些特征，说明了自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窟门外壁护法力士出现后，对周边及河西地区窟龛同题材造像所形成的强大影响力。

图 11 ˉ 炳灵寺石窟第 125 龛北魏护法力士（出自郑炳林主编《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炳灵寺石窟·北朝至隋》，安徽美术出版社，2021，图版 3-13）

麦积山石窟北朝窟龛中，尚存多尊单独造型的北朝护法力士，其造型特征也并不很统一。

麦积山石窟第126窟左壁护法力士（图12），头上似戴小冠，面型长圆，面部有一定漫漶，但能看到力士五官较为凶悍，立眉圆目，嘴角含笑，其脖颈处凸起的肌肉束特别明显。力士双手未见持物，胸穿裆铠，广袖长裙，其中的裆铠为北朝常见的装束，身穿裆铠的陶俑在北朝墓中常有出土。这种装束的护法者出现在洞窟中，应该是将现实中的武将引入洞窟中以作护卫之用，实际上这是将外来的护法者转化为传统的门神了[13]。

图 12 ˉ 天水麦积山石窟第 126窟左壁北魏护法力士（孙苑摄）

麦积山石窟第112窟右壁护法力士（图13），头顶束发，面部清瘦，立眉圆目，五官凶悍，脖子上肌肉束扭动、拉伸的结构明显；裸上身，胸腹部未见饰物，也没有表现起伏的肌肉结构。力士两肩垂下的披帛并未像上述实例那般在腹部相交成X形，而是沿手臂内侧自然垂下，显得较为随意；下身着裙裳，腰带打节后的形态与北魏晚期褒衣博带式袈裟佛像的束带相近。这尊护法力士最显著的特征是回头观望洞窟口，似乎在警惕进入洞窟者的不轨意图。从头部与躯干的强烈扭动关系中，可以看出工匠对于胸部以上的头颈结构倾注了很大心力，但对于表现躯干肌体结构兴趣不大，后一特征与同期窟龛佛像、菩萨像身体的造型理念基本一致。

图 13 ˉ 天水麦积山石窟第 112窟右壁北魏护法力士（孙苑摄）

四、北齐、北周至隋代护法力士

邯郸响堂山石窟开凿于东魏后段[14]，其中的刻经洞（第3窟，又称南洞）完成于北齐初，该窟前廊东壁两侧均雕刻有一尊护法力士，遗憾的是两像头部均缺失，双手也不存。其中，刻经洞前廊东壁左侧护法力士（图14），有胸饰，裸上身，下身着裙裳，自肩部垂下的披帛，在腹部相交并打节形成X形，然后向对侧手臂披搭再垂下，其基本结构与上述龙门石窟、巩义石窟窟门两侧的护法力士相近，差异之处是响堂山石窟实例衣饰紧贴身体，衣褶线极为精练，注重装饰意味的表达，比如腰带垂下至两腿间还形成精致的花结，与疏朗流畅的衣褶线形成对比。该像显著特征为身躯极为壮实，这与北齐时的佛像造型一致，皆以饱满丰腴为美，其中胸部有较明显隆起，以示胸大肌的存在，这说明该时期已初步具备了表现肌肉起伏变化的意识，但力士的整体结构仍然是含蓄、板滞的造型特征，并无肌肉刻画细节。

图 14 ˉ 邯郸响堂山石窟刻经洞前廊东壁左侧北齐护法力士（出自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北响堂石窟刻经洞——南区 1、2、3 号窟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3，图版 38）

安阳小南海石窟开凿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9），现存3窟[15]，其中中窟在窟门两侧各雕刻一尊护法力士，表面皆漫漶。小南海石窟中窟窟门左侧护法力士（图15），面部残损，双手也看不到细节，可以辨识该像有胸饰，裸上身，下身着裙裳，自两肩垂下的披帛并没有在腹部相交，而是与上述麦积山石窟第112窟右壁护法力士那般在胯部两侧垂下。该像躯干部分造型修长且较为柔软，与扭动的胯部组合在一起，形成柔和的轮廓线和柔媚的视觉观感，这种造型特征在北朝晚期石窟中并不常见，应该是受到新的印度笈多王朝造像影响所致。

图 15 ˉ 安阳小南海石窟窟门外左壁北齐护法力士

与小南海石窟中窟窟门两侧护法力士相似实例，见于山西寿阳县出土的北齐鎏金铜护法力士（图16），两者对身体的理解和衣饰的表现高度相似，不过后者因为是圆雕造像，可以看到更多身体和衣饰的细节。鎏金铜护法力士头戴花瓣形宝冠，宝冠两侧有缯带，面型长圆，立眉睁目，方唇阔口，下巴有胡须；裸露上身，有胸饰，胸部略隆起，其与腹部之间有明显的收缩带，形成清晰的结构关系；自肩部垂下的披帛，仅在身体两侧飘扬；下身着裙裳，系缚腰带，跣足立于台座上。相对而言，这尊护法力士的胳膊颇为壮实，尤其是上臂不仅粗大，还在上面施以椭圆形阴线刻，以示上臂肱二头肌的结构形态，只是这种造型理念还处于一种初步的尝试阶段。

图 16 ˉ 山西寿阳县出土北齐鎏金铜护法力士 ˉ 山西博物院藏（出自浙江省博物馆编《佛影灵奇——十六国至五代佛教金铜造像》，文物出版社，2018，图版 101）

敦煌莫高窟第427窟为隋代开凿，窟门两侧各雕塑了一尊护法力士，其内侧均站立一足踏小鬼的天王。窟内塑像保存相对完好，出现了特征明确的护法力士、天王组合，形成护法梯队的层次感，这种图像组合为此前洞窟所未见。

敦煌莫高窟第427窟前室北壁护法力士（图17），头戴花鬘形宝冠，面型较方，立眉圆目，嘴巴微张，表情于凶悍中略带笑意，很是生动。力士脖子上的喉结、胸锁乳突肌等特征清晰可辨。有胸饰，裸露上身，胸部明显隆起，腹部向前凸出。力士右手抬起置于胸前，可以看到上臂内侧隆起的肱二头肌、前臂的肱桡肌，这是手臂最明显的肌肉组织。力士肩部垂下的披帛，其两端分别经腹部、大腿向对侧手臂披搭，然后在身体两侧作S形飘舞。力士下身着裙裳，跣足立于云团状的台座上，可以看到足背上连接脚趾的小肌肉束。相对而言，力士内侧护法天王的表情要内敛，肌肉起伏关系也趋于含蓄、平滑。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第427窟前室北壁的护法力士，其尊格、在洞窟中的站位及造型特征，比此前洞窟的护法者都要明确得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此后的护法神像的表现和洞窟图像组合形成深远影响。

图 17 ˉ 敦煌莫高窟第 427 窟前室北壁隋护法力士（出自刘永增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塑像卷》，图版 89）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发展至隋代时，窟龛中的护法力士造像的基本造型特征趋于稳定，皆身着菩萨衣饰，面部五官凶悍，眉眼夸张，脖子上的肌肉粗大显著，开始注意胸部和腹部的结构表现，上臂的肱二头肌也有一定体现。

五、唐代护法力士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南洞作为龙门宾阳三洞之一，开创于北魏景明初年，但包括正壁在内的主要造像未能按计划完工。唐太宗四子魏王李泰，为母文德皇后荐福，续凿宾阳南洞正壁造像，其年代在唐贞观十五年（641）[16]。宾阳南洞前壁北侧护法力士（图18），根据题记可知其完工于唐永徽元年（650）[17]，头部破损严重，上身裸露，可以看到胸部和腹部的隆起结构；肩部垂下的披帛，其两端分别经腹部和大腿根部披搭在对侧手臂上，形成两个大的U形，这种披帛的披搭形式在上述敦煌莫高窟第427窟前室护法力士上就已经出现，也在同窟正壁左胁侍菩萨上有正面表现[18]，并在龙门石窟唐代窟龛菩萨像中广为流行。护法力士左胸以外皆残损，表面漫漶严重，但仍然可以辨识身体的造型特征，其与敦煌莫高窟第427窟前室隋代护法力士在身体表现上前后相承。

图 18 ˉ 洛阳龙门石窟宾阳南洞前壁北侧唐护法力士（出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图版 27）

广元皇泽寺大佛窟开凿于初唐[19]，窟内造像不同程度继承了北朝和隋代造像的一些特征，该窟右侧护法力士（图19），头部五官不存，身上漫漶比较严重，但仍可以看出基本造型特征：裸露上身，可以看到其略微隆起的肌肉结构；胸部有雕刻华美的胸饰，下身着裙裳，腰部系缚腰带，腰带下垂至两腿间形成精致的带结；衣装贴体，衣褶雕刻精细，整体造型样式与主尊造像一致。

图 19 ˉ 广元皇泽寺大佛窟右侧唐护法力士

龙门石窟敬善寺大约完成于唐龙朔年间（661—663）[20]，完工年代较宾阳南洞晚，窟门外壁的护法力士，较后者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左侧护法力士为例（图20），该像头戴低矮的宝冠，面型方圆，眉弓隆起，双眼圆睁，鼻子、嘴巴有一定漫漶，整体面部结构雕刻细致入微、真实可信。力士脖子上的喉结、肌肉束和锁骨的关系清晰可辨，但明显较上述敦煌莫高窟第427窟北壁护法力士内敛、含蓄。力士裸上身，胸部有由珠串、宝石雕刻而成的华美胸饰，并有璎珞自两肩垂下，璎珞两端在腹部相交于一块圆形饰牌后，再向两大腿外侧垂下，在身体正面形成一个很大的X形。力士胸腔的结构很清晰，其下缘与腹部的关系也非常明确，隆起的胸大肌依附于胸腔，胸骨柄处的结构被人为雕刻为弧面阶梯形，后者与胸大肌的肌肉束相交，形成富有张力的视觉关系。力士两臂上端的三角肌形态厚实，肱二头肌雕刻成莲藕般的椭圆形，前臂上的肱桡肌和掌侧肌群的结构关系也清晰可辨，其中三角肌与肱二头肌的关系，与真实的人体解剖关系基本相符。这些造型特征说明当时工匠对于人体的理解和表现均超越了此前的实例，具象写实的程度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图 20 ˉ 洛阳龙门石窟敬善寺窟门外侧护法力士（出自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 二》，图版 35）

在龙门石窟唐代窟龛中，以奉先寺造像最为重要，也代表着当时最高的雕刻水准。奉先寺是唐高宗主持开凿的，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完工[21]。奉先寺左壁护法力士站立在护法天王外侧（图21），头部扭向左前方，戴低矮的宝冠，面型方圆，眉弓隆起，双目圆睁，嘴巴张开似乎在发出吼叫，耳垂上有耳珰，整个面部五官结构雕刻非常深入并富有立体感。力士脖子的肌肉束、锁骨，以及胸腔、腹部的结构关系与上述敬善寺外壁护法力士高度相似，区别在于该像胸大肌与胸骨的关系写实自然，胸腔的下缘结构更为肯定严谨，腹直肌的结构形态也真实可信。力士两臂上的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肱桡肌等肌肉结构，也得到了真实呈现。可以看出，工匠在雕刻这尊尺寸高大的护法力士时，应该是吸收了敬善寺窟门外壁的护法力士的雕刻经验，也可能参照了现实模特儿的人体特征。力士胸部雕刻了纤细又精致的胸饰，两肩、胸部垂下的璎珞在腹部汇结于一块圆形饰牌上后，又经两大腿外侧向身后汇集。两肩垂下披帛的两端，分别经腹部和大腿向对侧手臂披搭，然后在身体两侧下垂，这是唐代菩萨披帛的典型特征。力士两腿膝盖以下部分裸露，可以看到膝盖、小腿胫骨及小腿后侧腓肠肌的结构形态。总的来说，这尊护法力士对于人体结构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图 21 ˉ 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左壁唐护法力士

龙门石窟高平郡王洞大致完工于唐开元初年[22]，窟门外壁两侧护法力士的胸部并不表现胸饰、璎珞等饰物，因而上半身得到完整、清晰的呈现。以高平郡王洞窟窟门外壁右侧护法力士为例（图22-1、图22-2），该像绾发髻，戴低矮的宝冠，五官漫漶，但可以感受到力士头部粗犷的造型和细致入微的雕刻技术。力士脖子极为粗壮，喉结和凸起的肌肉束皆造型明确，两肩上的斜方肌如小圆丘般向上凸起，后一特征高度写实，这在奉先寺左侧护法力士身上未曾见到。这尊护法力士胸腔、腹腔的结构，基本继承了奉先寺左壁护法力士的造型特征，但在胸骨上雕塑了一列长圆形小肉球，并与两侧胸大肌呈咬合之势，形成遒劲有力的视觉观感。力士上臂的三角肌分为三束，与上臂内侧的肱二头肌、外侧肱三头肌拧结组合在一起，构成强有力的肌肉群，这虽与现代意义上的肌肉解剖略有出入，但却将工匠们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更充分地呈现出来。

图 22-1 ˉ 洛阳龙门石窟高平郡王洞窟门外壁右侧护法力士

图 22-2 ˉ 洛阳龙门石窟高平郡王洞窟门外壁右侧护法力士裸身假想图

相对来说，龙门石窟高平郡王洞窟门外壁右侧护法力士的写实程度和完整性是唐代窟龛护法力士中最高的，因此可以将该像与真实男人体及解剖图作对比（图23），能够得出一些可以量化的结果。通过比较，护法力士脖颈、肩头三角肌、胸大肌、前锯肌以及胸腔的下缘形态，大体上与真实的人体解剖相符；腹直肌、腹外斜肌也与真人结构相近，唯有两块胸大肌中间的胸骨柄上卵形的小肉球是工匠主观臆造的结构，工匠可能是想通过这种结构来增强肌肉的力量感，在视觉上提升护法力士的武力值。

图 23 ˉ 男人体肌肉形态与肌肉解剖图（出自乌迪斯·查林斯、桑迪斯·康德拉兹：《艺用人体结构（精华版）》，黄朝贵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第 47 页上图）

在龙门石窟之外的其他唐代窟龛中，尚有很多护法力士存在，实例如莫高窟第206窟西龛外南侧护法力士（图24），是一尊初唐完成的造像。该像束发髻，戴低矮宝冠，立眉圆目，嘴巴张开似在发出吼叫。力士脖子、锁骨、胸部肌肉、腹部肌肉皆贲张，以凸显力士的孔武有力。该像上臂的三角肌体块关系明晰，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的形态也有一定体现，握拳的两手，牵扯了手背和手腕上的肌肉束，这种高度紧张的肌肉形态，使得力士的力量感得到了有效的彰显，从中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工匠对人体肌肉理解的主观性。与龙门石窟敬善寺窟门外侧护法力士相比，这尊敦煌莫高窟的初唐力士肌肉贲张，更加孔武狰狞，而龙门石窟窟龛实例的肌肉结构更为合理、严谨，有帝都气象，略带儒雅气质。

图 24 ˉ 敦煌莫高窟第 206 窟西龛外南侧唐护法力士（出自刘永增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塑像卷》，图版 95）

敦煌莫高窟第194窟西龛外北侧护法力士（图25-1、图25-2），是一件完成于中唐的造像，该像头部梳花瓣般发髻，戴矮小宝冠，面部特征基本同于上述莫高窟第206窟西龛外南侧护法力士，胸腔的肌肉形态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力士胸骨柄处表现有4个凸起的肉疙瘩，胸腔下缘为两圈粗大类于椭圆形的块状结构，这些凸起的块状结构彼此咬合在一起，并不十分协调，并且腹部与胸腔的连接处结构较为生硬。另外，力士两上臂处的肌肉结构组织得也比较凌乱。综合来看，这尊力士像的胸腔、上臂的肌肉组织、腹部形态虽然与龙门石窟高平郡王洞窟门外壁护法力士有相似之处，但明显比后者生硬、僵化，这显然是工匠在中原造像粉本基础上主观再加工的结果。

图 25-1 ˉ 敦煌莫高窟第 194 窟西龛外北侧护法力士（出自刘永增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塑像卷》，图版 185）

图 25-2 ˉ 敦煌莫高窟第 194 窟西龛外北侧护法力士裸身假想图

在四川广元、巴中等地，开凿有大量唐代窟龛，这些窟龛大多受当时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造像影响，因此在造像风格上与两地实例相近。实例如广元千佛崖第214龛两侧唐开元八年（720）的护法力士，就是受龙门石窟唐代窟龛力士造像影响的实例。以右侧护法力士为例（图26），该像头戴低矮宝冠，面型较方，立眉圆目，方唇阔口，面相威武。力士裸露上身，胸部肌肉体块明确，胸腔下缘为一圈椭圆形的肉疙瘩，腹部肌肉饱满贲张，两臂上的三角肌由三束肌肉组合而成，肱二头肌、肱桡肌及其他附属肌肉束也颇为写实。力士双腿膝盖以下也裸露在外，小腿胫骨、腓肠肌及周边肌肉束都得到清晰呈现。力士裸露的上半身和两臂、双腿均与龙门石窟高平郡王洞窟门两侧护法力士高度相似，显示出两地造像粉本的共通性[23]，但广元实例的肌肉结构显然更程式化，肌肉形态僵硬，与真实的人体结构区别明显。

图 26 ˉ 广元千佛崖第 214 龛右侧唐开元八年（720）护法力士

除了石窟造像外，各地还出土了一些单体力士造像，值得关注。有些单体造像体现出很高的造型水准，对于人体结构的理解和表现，既与都城重要洞窟造像样式相近，又能在此基础上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五台山佛光寺征集的唐白石力士像残躯（图27），面部有一定残损，但可以看到饱满的额头、圆睁的双目，面部的结构和起伏关系尽皆工致。力士裸露上身，双臂不存，脖子粗短，胸部有珠串状的胸饰，胸部肌肉极为贲张饱满，胸腔的下缘也浑圆厚实，腹腔与胸腔的结构关系明确，腹部量感十足。与经典的龙门石窟唐代窟龛护法力士相比，这尊白石造像在人物肌体表现和人体量感的掌控上更胜一筹，体现出都城之外地方造像的新面貌。

图 27 ˉ 五台山佛光寺征集的唐白石力士像残躯 ˉ 山西博物院藏

出土于定州静志寺地宫的唐五代鎏金铜力士（图28），是一件力量与想象力结合的精品之作。力士头戴着帽冠，五官粗犷，脖子粗壮，胸部宽厚，肌肉粗大贲张，腹部的肌体起伏关系也充满了力量感。力士双臂的肌肉如莲藕般生长，两小腿的肌肉膨胀感也极尽夸大。力士的肌肉得到了夸张的表现，但并不显得臃肿，这得益于宽肩细腰的体型和有节制的人体比例关系。可以看出，这尊力士的人体基本结构与上述龙门石窟唐代经典的力士造像虽有近似之处，但比后者更为夸张的肌肉形态和超强的艺术感染力，完全释放了工匠对于身体力量的想象，可谓神来之作。

图 28 ˉ 定州静志寺地宫出土唐五代鎏金铜护法力士

结语

台湾学者杨儒宾以孟子的学说为核心，综合了孟子前后有关身体观的主要学说，认为先秦时儒家的身体观有二源三派。二源是指以周礼为中心的威仪身体观（或言摄威仪观），以及以医学为中心的血气观（或言治血气观）；三派指的是以孟子强调“形—气—心”结构的践形观，强调自然与人身同是气化产物的自然气化观，以及强调人的本质、身体与社会构建不可分的礼义观[24]。这种儒家的身体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践形观、自然气化观、礼义观，自先秦时期形成后，就一直影响至宋代及以后的儒者，这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古代社会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儒家的这种身体观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涵，与本文所讨论的肉体实践的认知明显不属于同一个范畴，但却可以在理念层面影响画家或雕塑者对人体形态的再现，如果说前者属于形而上的抽象讨论，后者则是属于形而下的具象实践。因此，在儒家身体观影响下的古代人物绘画或雕塑创作，并不注重人物肉体的客观具现（区别于古希腊的那种具象再现的人体传统），而这一特征恰好是古希腊从古风时期到古典时期不断实践的主题。古希腊艺术在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约四百年间发生了转变，其间古希腊艺术家开创性地实验了一种再现人体（肉体）的方法，不仅使古希腊艺术脱离了东方艺术，而且使它从此成为西方自然主义造型艺术的基本参照[25]。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不注重人体客观具现的造型艺术传统[26]在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挑战，两种造像传统的相互交融，在促成佛教美术繁盛的同时，也改写了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发展方向。其间，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与发展代表性文化符号之一的护法力士，生动记载并转译了这一变化过程。

中国古代雕塑（造像）的发展，也得益于绘画理论的繁荣。中国人物画在魏晋南北朝时趋于成熟，先贤们提出“传神写照”“迁想妙得”“气韵生动”“心师造化”等命题，意在追求一种超然绝俗的美，这种美表现在绘画手法上则是不拘形似，注重神韵[27]。在这种美学思想影响下，注重传神和艺术想象的绘画作品受到世人追捧，而注重具象再现的佛教造像传统明显不与之契合。然而，佛教美术的传入和当时大量画家参与佛画（造像）创作，最终促成了南北朝佛教美术的兴盛。其间，宾阳中洞窟门两侧单独表现护法力士成为定势，巩义石窟继续发展这一规则。护法天王、护法力士在同一窟龛两侧组合出现要晚至北朝晚期，至隋代之际才臻于明确。这一过程中，护法力士的面部始终是造型的重点，五官粗犷，一副非常勇武的神情，脖子的肌肉束和锁骨结构也得以清晰展现，但身体大多情况下是以含蓄、平整的状态出现，身上的配饰也与同期菩萨造像一致。然而，唐代护法力士造像贲张的肌肉形态和主观的力量想象，完全改写了之前对身体的有意规避，其中缘由，一是具象写实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外来造像艺术的再次传入，最重要的是，唐代的造像者在经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造像实践后，已经脱离了抽象的儒家身体观，能够正视人物身体，并创作出客观观察与主观想象相结合的造型样式。可见，深入认识护法力士的身体观，对于理解中国古代雕塑中的具象观念和肉身观的发展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文/黄文智）

附记：本文部分内容在响堂山石窟召开“再造像——当代文化视阈下的石窟艺术”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文中图片未出现出处者为笔者拍摄，裸身素描图为笔者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朝石窟人物雕塑造型研究”（批准号：22BF09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早在石器时代，中原及周边地区人们对于天地神灵的理解，多以玉器和相应的礼仪来体现，而不像古埃及、古希腊那般以具体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神的显现；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流行成为时代特征，彼时先人对于祖先、神灵的祭拜，也是通过珍崇的礼器配以特定的礼仪来完成。其间，具象写实和人格化的神灵雕像是缺席的。这种美术创作重意轻形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艺术发展的方向。

[2]日本学者宫治昭在《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中指出，这些（犍陀罗美术）执金刚神中可以看到希腊、罗马系统中的赫拉克勒斯、狄俄尼索斯、波塞冬，印度系统的药叉，以及中亚系统的王侯像等浓重的造型特色。见宫治昭著《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李萍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03页。

[3]张建宇：《赫拉克利斯与佛教护法：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武备》，《美术研究》2022年第2期。何平：《赫拉克勒斯：从希腊大力士到佛陀的保镖》，《收藏》2020年第2期。

[4]衣丽都：《邯郸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

[5]李静杰：《炳灵寺第169窟西秦图像反映的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情况》，《敦煌研究》2017年第3期。

[6]常青：《云冈石窟第6窟佛传故事雕刻再研究》，《美术研究》2023年第2期。

[7]张洁：《云冈石窟的护法天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9，第42页。

[8]关于云冈石窟分期，目前学界达成比较一致的分期认识，亦即第一期（460年—470年前后）包括第16—20窟；第二期（470年前后—494年前后）包括第7、8双窟，第9、10双窟，第11—13组窟，第1、2双窟，第5、6双窟等；第三期（494年前后——524年前后）包括西方诸洞及第一、二期洞窟的补刻龛像。其中，第二期洞窟分前后段，前段洞窟造像延续第一期洞窟实例的着衣形式，后段洞窟对应北魏孝文帝服饰改革后而穿上了新的着衣形式，佛像披褒衣博带式袈裟，菩萨表现为披帛。

[9]宫治昭梳理了犍陀罗涅槃图中执金刚神形象，从中可以看出其头发保留有鲜明的古希腊、古罗马人物造型特征。见宫治昭著《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第102页，图53。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柱下层四面龛中护法者卷发、沟垄状发髻的造型，应是犍陀罗美术中执金刚神发髻的本土化造型样式。

[10]张焯主编《云冈石窟全集》第十一册，青岛出版社，2017，图版204。

[11]黄文智：《河南中部北魏晚期至东魏石刻佛像造型分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1期。

[12]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图版81。

[13]所谓门神，就是守卫门户的神灵，中国门神早在秦汉的文献中就出现了，汉画像石中就有神荼、郁垒的形象。见李倍雷《年画：从“门神”说起》，《美术观察》2023年第4期。

[14]黄文智：《响堂山石窟东魏至北齐石刻佛像造型分析》，《艺术探索》2021年第4期。

[15]杨宝顺：《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第4期。

[16]张若愚：《伊阙佛龛之碑和潜溪寺、宾阳洞》，《文物》1980年第1期。

[17]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见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 二》，文物出版社，2012，第176页。

[18]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 二》，图版21。

[19]关于广元皇泽寺大佛窟（第28窟）的开凿时间，见王剑平、王栋《广元皇泽寺28号窟的时代考证》，《四川文物》2004年第1期。

[20]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见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 二》，第188页。

[21]同上书，第189页。

[22]同上书，第209页。

[23]广元在四川省北部，嘉陵江上游，处于西南文化圈、甘陇文化圈与中原文化圈的交叉范围内，其中由汉中至蜀地的大通道——金牛道，就有大半路程在广元境内，东都洛阳、西都长安的造像样式也可借此传入蜀地。

[24]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8-9页。

[25]罗宾·奥斯本：《古风与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胡晓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17页。

[26]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也具有很高的写实性，但这种写实的理念与古希腊雕塑所形成的艺术传统并不是遵循统一标准，且兵马俑的出现也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前无先例，后无继承，因此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

[27]樊波：《中国人物画史》，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第175页。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3年第7期第70页~77页。

（来源： 美术大观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