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的重大变迁对砚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砚史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与宋朝政权并列的辽金时期，以及灭宋后入主华夏的蒙元时期。在前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辽、金和蒙元制砚形成了一种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的独有制砚样式，尤其是在蒙元时期，因其统治疆域辽阔，地跨亚欧大陆，人员商旅往来涉繁，欧洲和中亚艺术便直接影响到华夏古老的制砚形式，这在现存的辽金和蒙元制砚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完全不同以往的变化。
辽金时期制三足箕形歙砚。此砚主人是辽国契丹贵族出身的元代初期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1190—1244），自号玉泉老人。是金国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官至员外郎。蒙古灭金后，出任成吉思汗的中书令，制定各种施政方略，辅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余年。此砚仍保留宋代箕形砚的样式，但砚身已变得宽大厚重。
辽金时期制带笔插的澄泥砚。制作粗糙，砚下有盒已失，可放墨锭。四角呈柱形，砚体样式如同草原牧民用的矮桌。
辽金时期制城垛纹漆砂面澄泥砚。砚身圆形高起，环周刻城垛纹饰，澄泥砚堂涂有漆砂面表层，利于研墨。以漆制砚的历史悠久，直到宋元后逐渐绝迹，清代又重启。
辽金时期制银铤形澄泥砚。银铤为宋代货币，明代改制为银锭。砚身厚重，砚首处雕双龙戏珠图样，既是汉文化的内容，又具草原民族喜好纹饰的特点。
辽金作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草原民族，虽广泛使用砚，但已开始改变宋代制砚简约清雅的风格，砚式变得宽大厚重，制艺粗犷，尤其是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澄泥砚制作上。到了元代，在砚式宽大厚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受欧洲和中亚文化影响的立体雕塑变化。表现在制砚技艺上，主要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在制砚材质上普遍的使用各种青石材料，而非端歙优质砚材，雕刻的手法粗犷，如刀劈斧剁，显示草原民族的制器特点。二是受欧洲和中亚雕塑艺术的影响，很多砚都在砚首处立体雕塑动物和人形。三是元代开始设立浮梁瓷局，各种形式的瓷制砚，特别是适合北方高寒地区使用的瓷暖砚开始出现。
元代制马蹄形澄泥砚。砚式如马蹄，砚堂宽大，墨池形如蹄铁，尽显蒙元铁骑马踏天下。
元代制莲叶池澄泥砚。砚形厚重，四边平直，简单的作莲叶形墨池，砚堂四边刻挡水线，简单粗放。
元代制莲池抄手形歙砚。抄手砚式出于宋代，在元代广为流行。莲形墨池深广，为元代制砚特点，反映着元代书画尺幅较大，用墨量远大于宋代的制器要求。
元代制立体卧狮形歙砚。石出婺源龙尾山金星坑，砚首立体雕刻一只卧狮，狮形憨态可掬。在草原上狩猎的蒙古族眼中，雄狮不再是猛兽，更象一只宠物，这正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表现在制砚上的区别。
元代制马戏图形青石砚。马戏是最早起源于欧洲的表演艺术形式，元代开始逐渐引入中国。砚首立体雕刻马戏演出情景，一位穿着蒙族服装的中亚人用绳子从石屏后面牵出一只猛虎，这种独特的砚式，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砚体高大厚重，砚背雕痕如刀劈斧剁。
在中国砚史上，辽金时期和蒙元时期制砚，无论是制砚材质，还是砚式设计，都显示出独有的时代特征，与前代制砚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反映着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艺术审美趣味上的区别，这在砚史研究中仍是一个缺失的课题。随着蒙元帝国的分裂和覆亡，明代制砚重回传统制砚形式，这种特立独行的砚式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于是，辽金蒙元制砚构成的这道砚史上最具特色的风景线，正所谓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元代制三虎阖家欢和田墨玉砚。玉制砚历史悠久，玉不下墨，观欣性大于实用性。公虎、母虎和幼虎相围而卧，雕刻刀法粗重，砚边作台并刻回字纹饰，石出和田墨玉，极为罕见。
元代制麒麟送子海天旭日形紫金釉瓷砚。在宽大的砚体上，立塑麟麟送子图形，是华夏古老的神话传说，寓意祥瑞。立体雕塑的海水和太阳，寓意蒙元帝国疆域辽阔。海天旭日砚式从元代始有，明清时渐多。
元代制山字池漆皮澄泥砚。砚身高大，作山字形墨池，全砚涂漆，砚堂有漆砂，造型粗犷，砚背如泥地。
元代制青花瓷暖砚。砚堂辟雍式，有注水孔，冬季可注入热水保温，防止墨水冰冻。青花釉为苏麻离青料，呈锡光色，山水画法简单粗犷。
元末制鲤鱼池端砚。此砚制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砚主人为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杨维桢（1296—1370），号铁心道人，砚铭为杨维桢亲笔所刻。元代制砚有明确名款和年款的极罕，是考证砚史的重要依据。
(文/程骞）
（来源：聚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