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张旸教授很多年，可以说是见证了他的学习工作经历。他赴英国攻读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使他从对设计的理解到对设计学的认识都带有强烈的国际前沿意识和英国研究的系统与严谨。从他近期出版的《世界工业设计研究发展论述》（以下简称《发展论述》）与《创新·教育：设计学实证研究范式》（以下简称《研究范式》）两本书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系统梳理、借鉴吸收西方设计学研究成果，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
一、立足多元学科介入设计学，明确设计学“研究问题”价值
首先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张旸在两部新作中对“研究问题”的研究。我惊喜地看到国内学者第一次对“研究问题、研究价值与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并且在它们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这样一来研究就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具有被提出的必要性，有自己发展的轨迹，有最终的完结点，而完结之处又能够回到研究的最初目的，读起来让人感到逻辑清晰，赏心悦目，心中的疑问随着研究的进展被逐一解开。
随着设计自身综合性和应用性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知识被引入设计学研究。设计学研究对于设计学科和行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张旸对我国设计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有着相当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这或许正是目前国内设计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被忽略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即不同的观点和概念的引入目的和意义并不明确，是为了帮助我们构建和完善自己的设计理论体系，还是在整个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抑或仅仅只是为了用不同的术语和概念来包装自己的研究？西方设计研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这其中最重要的不是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概念，最具价值的恰恰是关于研究问题的建构以及不同研究之间的连贯性与发展性。”同样，在他的《研究范式》自序中也指出：“⋯⋯尽可能呈现出每一部分，因为在研究的初始阶段，我们对‘什么是研究问题，什么是研究目的，以及什么又是研究目标’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往往很难有准确的认知。但实际上作为研究者，如果真正搞清楚这些问题，那么对接下来的研究将大有帮助。”这两段论述都体现出张旸对设计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即“研究问题”本身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思考。
这方面正是当下的设计学研究所欠缺的。我们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填补空白，热衷于开辟所谓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但对这个新领域是否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因为缺少对前人研究的梳理与反思，其研究目的和意义经常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一句话带过，总认为没人研究过的我来做，大家应该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很少对研究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论证，更别说是对某一问题或研究进行有延续性地拓展和完善了。写作思路也过于个性化，缺少学术的意识，遇到问题侃侃而谈，自主观点虽然多，但基本都缺少有效的论证。这种“自以为是”的空中楼阁式的研究，其结论往往也不能填补学术及文献的空白。所以，正如张旸所言：“建构一个深思熟虑的研究问题，设计一个承前启后的研究过程，以及获得一个引发思考的结论正是当前设计研究所需要参照的范式。”
二、借鉴西方设计学科成果，服务“交叉学科”方法论构建
2022年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在交叉学科中设置了“设计学”（1403），可授予工学或艺术学学位，大大增强了设计学科属性的新内涵。同时将设计学从艺术学门类调整到交叉学科大类，与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学进行剥离，也是对设计学适应未来高科技和社会服务发展时代需求的现实回应。设计学科的传统设置观念是归属于文科，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与艺术的交叉融合日益紧密，我国现有的艺术学科体系确实存在着诸如社会层面的用人需求与现有学科设置不甚匹配等一系列亟待调整或优化的问题。而文科重视学术基础的夯实，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从设计学研究来看，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是我们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方法来源，对于构建设计学研究的方法论缺少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设计学可授予工学、艺术学学位，可以看出交叉学科背景下的设计学，已然在向与文科、与工科、与理科进行交叉。设计学那种借鉴传统文科研究方法的做法已经不再适应学科发展的趋势，构建设计学自己的方法论已然迫在眉睫。
张旸的这两本新作中关于方法论的部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国内此类书中极少见到的，可以说是当前中国设计学研究的一股新风。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理论体系或系统，通常涉及对问题阶段、任务、工具、方法技巧的论述。张旸的两本书在这一方面是相当细致严谨的。它并没有简单地照搬案例分析、文献分析、实地调研等人文社科领域常见的方法，而是对自己的研究问题适用的方法进行了周密严谨的论证，从而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即便历史学、人类学方法为我们所熟知，但设计学是一门快速发展的交叉学科，如今就连“人工智能”都能与设计产生紧密的关联，研究领域变得如此之广，那么我们的研究方法势必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如何运用，在研究中是否有效，这些都需要我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去进行检验和论证。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书中关于“文献分析”这一方法的运用。在他对方法论的解释中，“文献分析”是否属于研究方法是值得说明的。例如在他的《发展论述》一书中，他通过对两本西方设计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论文的分析，试图寻找设计研究发展的轨迹。那么在这一项研究中，“文献分析”就是一种研究方法，并且遵循一定的科学步骤，因为它能够解释或者说为“设计研究发展的轨迹”这一研究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和启示。而在《研究范式》一书中，“文献分析”则不属于研究方法，因为“文献分析”仅论证了研究问题，并构建起了有待检验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在任何的研究中，凡不涉及研究问题的“文献分析”只属于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而不应该被列入研究方法中去。就像在自然学科中，没有研究会将“文献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因为他们具体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实验性的，采用相应的计算方法与特殊的实验工具，而文献分析只是在论证他们研究问题的价值所在。将文献分析作为方法论在我们学科的硕博论文中比比皆是，而如今我们虽然对问题意识非常重视，但在论文中往往看不到明确提出的待解决的研究问题，那么就更谈不上针对“研究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了，因此所进行的任何工作都被列入研究方法中去，哪怕只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也把案例分析列入研究方法，殊不知这种例证对于研究问题而言根本不具备有说服力的支撑作用。
三、立足设计过程的系统性，阐述设计学科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设计学一直在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国内外研究均在朝这一方向努力。张旸的《发展论述》一书对西方设计领域内两部重要期刊《设计研究》《设计焦点》进行了综合的文献分析。张旸认为：“期刊则能够反映出一个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特征，是一种具有延续性、叙事性特点的资料，它最能够全面地反映一个学科的发展全貌。”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设计研究者关于“设计学科的核心”这一问题各种观点进行详尽的梳理和总结，是对建立中国设计学研究体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与启发。
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设计学科的核心是设计的技能，包括空间理解能力、构图能力、色彩能力，即我们在传统的设计教育中所提到的“三大构成”。但这些其实是来自美术学的领域知识（如雕塑、绘画等），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设计专业就没有自己的领域属性了，它更像是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将众多不同领域的知识综合在一起运用的过程。所以如果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来看设计，那么设计学科似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为它界定更加核心的、特有的东西。当今世界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设计，设计行业的发展也非常迅猛，设计被人类所需要是公认的事实。通过各种设计实践活动的探索、设计师的工作方式的深度解读，以及设计在不同领域的运用价值的研究，一个对于设计学科非常核心的知识——设计思维的概念逐渐清晰。
设计思维是一种定义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是对未知事物的进行预测策划的一种创造性思维。随着互联技术的高度成熟和普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紧密结合，人类面临着比以往更多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张旸在《发展论述》一书中指出：设计此时正在成为了解未来的重要工具，这亦与设计思维那种解决复杂问题与预设价值的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设计研究人员可以使用从设计过程中汲取的方法来想象未来、构建未来，并进行测试。这并非对设计发展的构想，事实上设计领域的各个学科现在正在运用这些方法来解决复杂环境下的各种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问题。虽然《发展论述》一书是对西方设计研究的文献分析，但也揭示了一些对设计学科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启示，即当我们不论是解决产品造型等设计产业问题，还是解决当前乃至未来的社会问题，事实上都是一种运用“设计思维”的过程。
四、梳理近年来设计教育成果，探索设计教育未来发展趋势
设计教育研究是设计研究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张旸在《发展论述》一书中对40年来西方设计教育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与总结，让我们明晰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教育教学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为我国设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给出了启示。而《研究范式》则是一部针对设计教育的实证研究，这在我国的设计教育研究中是开创性的。国际设计创新管理学会创始主席、英国拉夫堡大学的艾瑞克·波希米亚（Dr Erik Bohemia）教授认为其“为探索设计创造力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我国设计教育研究基本还停留在探索课程、大纲和学生作业成果等方面，而研究方法基本依赖借鉴优秀院校的成果案例等，对其背后的教育学原理，如学生如何获得知识，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角色等方面几乎很少涉及，也就是说我们对设计教育的基本现象缺少深入的探究，甚至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有大量的研究聚焦在一百多年前的“包豪斯”。张旸的《研究范式》将西方国家关于设计教育的理论体系与中国、英国设计院校的调研数据相结合，对我国工业/产品设计专业的本科课程，尤其是毕业设计中所运用的知识进行了极为深入的解析和研究。对学生不同表现的原因进行分析和反思，并反哺于教学，可以促使学生在设计的各个关键时期有目标或者针对性的运用某些特定的知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与设计过程有关的特定知识框架。这种框架有助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的某些特定设计阶段需要着重注意的一系列知识类别做出判断，从而使相应的教学阶段以掌握此类知识为目的，大大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同时也有助于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直到今天，中国的设计教育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应归咎于研究的有效性。正是因为研究不系统，方法不科学，因此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借鉴性、可转化性以及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这也是我称《研究范式》在国内的设计教育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主要原因。
瑞秋·库柏（Rachel Cooper）认为，我们正处在第五次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而这波改变的浪潮提供了巨大的设计潜力，它影响着世界的各个层面，设计正在成为了解未来的重要工具。我们对设计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和延伸，因此当今设计领域最为迫切需要的是全局性、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张旸教授不论是《发展论述》对西方设计研究40年的文献研究，使我们了解了设计作为一门学科，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修正及发展，还是《研究范式》中通过对中英设计教育的比较研究，探索设计教育普遍规律，都体现了他在研究问题、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独到的学术思考和贡献，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思路。
（文/潘鲁生，艺术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
（来源：潘鲁生民艺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