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陇西威远楼的文章，其中有一段：“相传这威远楼的匾额与嘉峪关匾额题字出自同一大师之手。”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
为了弄清楚匾额上的“威远楼”三字是谁写的，不由地又进行了一次电话调查，访问了莫建成先生。
拨通电话后，先生了解了我的意图，非常高兴，不仅回答了威远楼匾额的来历，而且细致地回忆讲述了诸多发生在他身上的与威远楼相关、鲜为人知的故事。我听后深为感动，有必要与大家分享。
莫建成先生与陇西县文化馆
要讲威远楼，绝对绕不开莫建成先生与陇西县文化馆。
1950年6月19日，由县人民政府接收民国23年成立的原民众教育馆。原馆址在府隍庙，接收后馆址借用万寿街大兴书局（私房），10月又迁火神庙。1952年4月，再迁往汪家洞南台子上原关帝庙，将殿里的关帝、关平移出，改正殿三间为办公室、大殿三间为阅读室。1953年7月，民众教育馆改称陇西县文化馆，这也是最早的文化馆，当时郭王代（音）在里面说评书。1959年10月县文化馆与县图书馆合并，迁至腰门街。六十年代初迁至新街。1968年改名为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美工组。1971年恢复陇西县文化馆。1983年迁县委县政府北，箭道广场原法院地，法院移至新街文化馆地。1982年省文化厅授予陇西县文化馆“模范文化馆”荣誉称号。1982年12月莫建成先生作为全省文化馆的代表和省文化厅群文处的处长出席在广西合浦县召开的全国文化馆工作会议。1985年，为贯彻中共中央34号文件《关于城市群众文化工作的意见》，全省群众文化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在陇西县文化馆召开，省委副书记聂大江主持会议并在讲话中说：“陇西县文化馆在财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如此成绩，难能可贵，为其难能，更为可贵！”多年来，陇西县文化馆一直走在同行前面。
1986年，文化部、财政部授予陇西县文化馆“全国以文补文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图为在北京颁奖仪式上，前排左二为莫建成
莫建成先生是1965年到陇西县文化馆工作的，1971年由社教工作组推举成为馆长，挑起了管理县文化馆的担子。
先生当上馆长后，威远楼前橱窗便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70年代，橱窗版面屡见更新，经常举办陇西新闻图片、农业学大寨宣传、书画作品展等。和大多数人一样，这里也是我儿时不多的汲取精神食粮之地之一，橱窗版面上整齐的楷书字体至今记忆犹新。
70年代，威远楼成为举办各类展览的活动场所。我第一次上威远楼还是与参观馆藏文物展有关。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颜色陈旧的宋代朱熹字画、元代赵子昂工笔马、王了望书法以及翡翠珠子、战国铜剑、铁盔甲、铁衫衣、精美瓷瓶等诸多文物。
儿时参观的这些文物都是莫建成先生在“文革”中保护下来的。正如先生所言：“当时接手文化馆时，只有土改收缴来的230件香炉供器，再无其他馆藏文物。要不是全县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收集、挖掘出土文物和破‘四旧’时赌命保住这些古籍字画，今天陇西的文物会少很多！”
威远楼上除了举办文物展览，还举办过画展。聂天雄老师的画作《孙悟空大闹天宫》，浅蓝色的背景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画面还依稀印在我的脑海。威远楼最后一次办展是在1985年，这次举办的是精美的根雕艺术展，使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艺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1985年之后，展览移到了陇西县文化馆书画展厅，还记得在一次民俗工艺展中展出过本人用寿山石雕刻的约三十方印纽。
文化馆除了举办本县画家作品展外，从1980年开始，还经常邀请省内外著名画家在陇西举办书画展览及现场授课。
记得第一次举办美术培训班就是在1980年。当时的文化馆还在新街，莫建成先生邀请于衍堂等知名教授免费为陇西学子辅导素描，裴广铎大师辅导速写。再后来，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金捷中受邀几次赴陇现场授课，北京画院著名画家王文芳赴陇办展，还有西安美院教授等省外大家常驻陇西交流技艺。省内的著名书法家有陈伯希，画家有李宝峰等，他们常来陇西办展、现场授课，尤其金捷中先生讲课更为细腻生动。每次展出，陇西书画界同仁不用出门就能近距离观赏到省内外艺术大家的珍品，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艺术营养，提高了鉴赏能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馆从1978年起每年开始举办春节猜灯谜、灯展等活动。此时，陇西群众文化艺术的春天随之到来。记忆中第一次办灯展时，文化馆还在新街，新街两边全是统一的黑色板门铺面，所展出的均为古香古色的方形纱灯，挂在每家铺面的屋檐下。西街、万寿街也挂满了纱灯，灯上皆绘有工笔人物故事。西街挂的纱灯上绘画内容为《西游记》，万寿街的纱灯上画的是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出自哪位画家也记不清了。
在那些文化饥渴的年月，春节灯谜展是陇西人最为开心的事。每到正月十五，万人空巷，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后来，莫先生从社会上聘请能工巧匠，制作大型彩灯，花样开始繁多。由县鄰先生制作的一座楼阁彩灯，门窗非常精美别致。
连续多年举办的春节征联活动，为陇西的楹联爱好者开辟了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推动了陇西楹联文化的发展。“猜谜观灯，词吟盛世景；威远钟宏，星嵌朗空月。”“招财进宝，鞭扫华夏穷煞；老喜少悦，奏唱戏曲歌舞。”既叙写春节灯景，又歌颂太平盛世。
那些文化活动，已经成为难以忘怀的陈年往事，牢牢镌刻在几十万陇西百姓心中，亦成为茶余饭后爷爷奶奶讲给孙子的故事。不论是举办画展还是春节灯谜，莫先生对陇西群众文化活动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最为典型的是先生筹款兴建了一座当时一流、至今仍不过时的陇西县文化馆大楼。
1980年在陇西县文化馆举办的美术培训班上莫建成示范作画
1982年，由于陇西县文化馆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方面成绩突出，莫先生也因此得到全省文化界的普遍赞誉。借着旺盛的人气，再加上当时受到广西合浦会议的启发，先生开始编织起他的事业大梦——为陇西创建一幢新型一流的文化馆大楼。为圆此梦，先生去文化部、省政府、省财政厅、省文化厅、定西地委等单位“化缘”申请基建经费。经过多方努力，筹集资金近100万元，修建3300平方米包括录像厅（430个座位）、舞厅、展览室、文物展室、评书及阅览室等十室一场的文化馆大楼和13000平方米的文化广场。为了宣传陇西悠久的历史文化，先生还特意请来西安美院老师，按照唐代著名陇西籍传奇作家李朝威小说《柳毅传》中的故事，于1984年设计制作了雕像“龙女牧羊”，1985年举行了落成典礼。同时期，又请西街能工巧匠县鄰塑造了水泥三龙戏珠喷泉（已拆），在文化广场建起了花圃，栽上了景观树。周围修建了50米长的围墙橱窗画廊，作为文化宣传阵地。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普遍困难的情形下陇西县文化馆大楼拔地而起。我问先生：“当时的一百万元绝不是小数目，您是怎么要来那么多的建楼资金的？”先生说，之所以能筹到资金，原因有两条：一是以卓越的群众文化工作成绩将单位做成了全省的先进文化馆，得到省市县各级有关领导的肯定支持；二是“见佛就磕头，见庙就烧香”，终于感动了“上帝”。先生诙谐地说：“这是心诚则灵啊！”
一天，我推车陪父亲去文化广场散步，双臂围了一下莫先生建广场时所栽的槐树，树干早已抱不住了。望着硕大的树冠，对先生的敬佩之情也油然而生。广场东面是威远楼，西面是牧羊女，南面是文化馆，中间是古襄武邑牌坊，就连南北两座山也有先生为陇西人民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眼前，我所看到的这些，每一处都是先生付出的心血啊！
作为一位县、市文史研究员，我应责无旁贷地对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进行真实记录。这一代人都已年迈，试想，如不记载，以后谁还知道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动人故事。
除了建设，莫先生在搞活群众文化方面更有独到之处。改革开放之前，最时髦的便是晚上公演电影，除此之外其他文化活动几乎为零。
自从莫先生当上了馆长，陇西人的文化生活就与陇西县文化馆绑在了一起。先生经常深入基层，骑着自行车跑遍各县乡镇，用相机拍摄广大农村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村文艺演出等新闻照片，并在威远楼广场前的橱窗展出。全县各公社书记到县上开会，先到橱窗前看有无他们的新闻。每到一地，先生还了解有无出土的文物及古墓。这一时期，从全县共收藏了出土文物数百件，包括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旋涡纹彩陶尖底瓶（国家一级文物），东巷大队古墓葬出土的汉代青铜釜，首阳樵家河汉墓葬出土的器珠宝以及宋代瓷碗等珍贵文物。
先生尤为器重人才，除了本馆职工，还广纳社会贤达开展各项活动。当年的文化馆人才济济，活动种类繁多，文学、绘画、舞蹈、音乐、摄影、阅览、评书、周末舞厅、书画装裱、工艺美术等一应俱全。在莫先生任期内，陇西的文化事业焕然一新。记得有一次我去三十铺镇南小学为文艺演出拍照，正碰上文化馆为村民现场书写赠送书画作品。由于群众文化搞得火热，陇西县文化馆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先进文化馆”。
先生调至兰州工作后，仍然情系故里。2005年帮助县政协编辑出版《陇西书画》，先后为县图书馆捐赠价值30多万多元的图书。2007年7月1日，政协陇西县八届一次全会上，复建“古襄武邑”牌坊成为重点提案。先生得知消息后，欣然捐赠价值5万元的艺术作品予以支持。2008年，先生又协调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捐资35万元建成了菜子希望小学。2006年至2016年，先后两次捐资修缮扩建保昌楼。先生这一生都在为建设美好家乡做着积极贡献，这种桑梓情怀值得铭记。近两年，“莫建成艺术博物馆”竣工投用，先生将全家数代人收藏的文物字画及本人的精品力作都留在了陇西。通过展览，让家乡父老大开眼界，让南安福地人才辈出，让古郡陇西翰墨飘香！
“破四旧”对威远楼造成的影响
1966年，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无数的书画、匾额、楹联、家什、古董被付之一炬，各地的庙宇佛像被捣毁。
在那个特殊时期，馆内人员个个自身难保，哪敢保护文物？幸运的是，当年年轻气盛的莫建成先生，凭着对文化的情有独钟，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担起了重任，对保护陇西文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陇西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县，有着重要的文化地位与遗留文物，但这些文物当时定为“四旧”。威远楼“声闻四达”匾额为咸丰时期邑人杨朝栋所书，“巩昌雄镇”匾额为道光十六年唐树义修葺威远楼时邑人杜重所书。
据莫先生讲：“文革时，红卫兵冲上威远楼，将‘巩昌雄镇’‘声闻四达’两块匾额卸了下来，声称这是标准的‘四旧’，扬言要予以砸毁，消除封建残留。”当时先生已经负责馆里的大小事务，看到这两方匾，心想这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一旦毁掉再也不能复原！
先生赶紧请来油漆工董师和木工张师商量此事。张师说：“那好办，把它推平（即：刨平），就能保住这块匾。”先生说：“保住一块木板有什么用？”董师说：“那我把它用腻子灰平，问题就解决了。”但先生又说：“那样就破坏了匾上的文字结构。”
正愁怎么保护匾额，无意间看到了威远楼下斜对面人民礼堂（人民会堂，后来改为人民电影院）正在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门口立着用木框钉成的三合板板面，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先生突然灵机一动，向他俩说：“咱们也在匾额上钉上三合板，写上‘毛主席万岁’，遮住原来的文字，这样不就万无一失了吗？”就这样，威远楼“巩昌雄镇”匾额经改装后由莫先生亲手写上了仿宋字“毛主席万岁”，也用同样的办法，“声闻四达”匾额改装后写上了“人民万岁”。
当陇西师范的红卫兵排着造反游行长队，拿着红宝书，喊着“革命有功，造反有理”口号再次从东街直冲上来时，先生早已动员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时机一到，将匾抬出挂上，四面鞭炮齐鸣，人人皆呼“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大家激动无比。
1979年，时任陇西县委书记张自强听说威远楼两块匾被巧妙保存下来时，正月初四到莫先生家拜年并说，两块匾现在到恢复原貌的时候了！莫先生会心地笑了。
过了几天，文化馆请匠人将覆在匾上的三合板取掉，威远楼广场围观的群众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惊呼，“巩昌雄镇”“声闻四达”的匾还在！
1980年，威远楼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化馆馆长，莫先生负责对威远楼进行修葺。
那时邑人都习惯叫“鼓楼”，“威远楼”三字只在资料上出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文物保护单位要用楼名，先生决定重新启用原始旧名“威远楼”，同时也借着这次修葺、彩绘的机会，给头门做了一块匾，题为“威远楼”。匾上的字是先生从碑帖中精心甄选集成，匾额边款刻有“庚申年陇西县文化馆立”，为先生所书。并非网传的“这威远楼的匾额与嘉峪关匾额题字出自同一大师之手”。
说到威远楼的匾额和楹联，不能不提及陇上书法大家王了望先生。王了望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籍贯甘肃陇西。光绪《陇西县志》记载其墓茔在城西十里。90年版《陇西县志》记载，王了望故居在城东钟灵池巷。流落于陇西民间的两副楹联和一方蝴蝶石应与故居风雅堂有关。后来不知何故蝴蝶石移置在县城隍庙退殿壁间。这三件东西被莫先生发现后，收藏保存于陇西县文化馆。
蝴蝶石为灰白底色，上有凸起褐斑图画，形若古木杈丫旁飞着一只蝴蝶，惟妙惟肖。蝴蝶石镌刻有：“疑博望之槎来，恍漆园之蝶舞。”落款为：“了望偶书于风雅堂，癸亥五月十七日题。”意思为：好像博望苑的枝丫来到了石上；仿佛漆园的蝴蝶亦在石上飞舞。“博望苑”和“漆园”两个都是名苑。
威远楼柱子上现挂有两副王了望木刻楹联，是莫先生调离文化馆之后挂上去的。
一副楹联写着：
“镜涵秋水，窗落浮云，静里文魔搅脑，硬翻邺架千函，一任日长似岁；壁挂焦桐，箱留汉简，起来古道照颜，猛望齐州九点，何妨眼大如箕。”
听先生说，这是王了望题给风雅堂书房的对联。意思是说读书人中午睡觉醒来后看到墙上挂着古琴，又看到箱子里放的史册典籍，翻开古籍来读，产生感想，顿觉古代贤人正义行为就像映在面前。此联是庭院书房装饰，不是威远楼楹联。
另一副为：
“人从方外无非雅，兴到楼头总是高。”
楹联落款：“王了望时年七十有七”，与风雅堂蝴蝶石落款日期相差一年，应为同一时期之物，证明他晚年归里，在陇西故居风雅堂居家生活。联中的“雅”字应该与蝴蝶石上的风雅堂的“雅”取义相同。雅是一种洒脱，一种追求，达到高雅的思想境界。
莫先生讲：“联中‘方外’指舍俗出家尘世以外之人，这很符合王了望晚年以佛为宗的思想。表达了王了望历经挫折后的复杂心情，也体现了他到七十七岁时，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消极一面。对于一位经历官场险恶，打入囹圄，生死未卜但又涅槃重生的人来说，思想进行了一次质的升华，平淡比一切都好。经过几番命运锤炼，自然而然地达到了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方外’是内心释怀的一种写照。与其说是写给风雅堂的，倒不如说是写给他自己的。”
莫先生讲：“现今威远楼柱子上的‘人从方外无非雅；兴到楼头总高’楹联是文化局按馆藏楹联放大后挂上去的复制品，真正的馆藏品是1985年前后从民间征收上来的东西（现存陇西县博物馆）。原件尺寸很小，大概不足两米，与粗大的威远楼柱子根本不能配。”威远楼柱子挂此联，还会造成误导，使不知情者认为该联就是咏威远楼的。
关于威远楼金石之保护
威远楼北墙镶嵌着《重修巩昌郡威远楼记》与《郡伯唐公遗爱记》两通碑。先生讲：“因前面有了保护‘巩昌雄镇’‘声闻四达’两块匾额的经验，对于威远楼上的石刻早就有了好的保护办法。两方石刻均为清代著名书法家李朝栋所书，字迹优美，不能毁了。于是找了些白灰纸浆抹在上面，粉饰后写上‘造反有理，革命有功！’标语。”两通碑就这样被保护了下来。
到了1980年维修威远楼时，先生又派王芝明师傅弄净了灰浆，恢复了两通碑的原貌。
据考证，威远楼崇宁铜钟原在天爷庙，是为宋徽宗祝寿而铸。从宋徽宗第一个年号建中靖国圣寿节十月十日贺寿开始，至第二个年号“时崇宁壬午正月囗日钟成”为止，其间从捐款到铸造共花了约3个月时间才完成。铜钟上有大量的汉蕃人名，有寺院住持、赐紫高僧、王安石变法市易务官员、榷场人名、通远军官兵人名、蕃羌归附大宋后重新任职的在城巡检等官员、宋朝皇帝给蕃羌所赐包姓人名、斛斗行粮食官员、草场管理人员、边贸买马官员（北宋缺乏良马，在古渭砦设置过国家级的军马场）、铁匠手工业者等。钟铭文反映了北宋熙河之役过后，陇中地区出现一段社会安定时期，是北宋社会的真实写照。
该钟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戴璠先生文章中写道，清末学者叶昌炽《语石》被誉为近代研究我国古代石刻艺术最有学术水平之著作，是考古学重要的研究参考书。先生以毕生精力，考查了全国的金石，唯独对陇西威远楼“崇宁铜钟”作了惜墨如金的介绍，可见其文物价值。
据相关资料显示，道光十六年威远楼大修，楼台东南角设置石晷，唐树义并移铜钟于威远楼。据汪锟先生资料，民国时期铜钟一直在威远楼一楼大厅中央悬挂。据戴楚石先生资料，民国时期，时任县长丁玺将钟落地，拟敲碎制造刺刀，始知为铜质，遂放弃毁坏行为。据杜彬先生讲，钟亭是修建社木工组修建的。1958年，其伯父杜振伟的师傅张师在修建社，提议将铜钟挪至台基南墙根，并修建钟亭。当时修亭子的人是张师、贾师等修建社的一帮老工人。
莫先生讲：“崇宁铜钟原放置在南墙根，50年代修了钟亭。铜钟从清代之后命运多舛，几遭毁灭之危。民国时期，县长丁玺因铜质不能做兵器放过一手；解放后，县委某书记毁掉了‘南安福地’匾额，差点又将铜钟毁掉；1958年大炼钢铁，若不是铜质，几乎定数难逃；1966年又成为‘破四旧’的主要对象，所幸及时伪装保护，不然哪能躲过浩劫？”
莫先生又讲：“铜钟上面的铭文为‘皇帝圣寿万岁’，这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形势下是不得了的事，是必须铲除的对象。”为了保护铜钟，莫先生早就想了个好办法——用胶泥糊住。先生说他找来了油漆匠董勤学带着胶泥、腻子，往里掺上一些相近的颜料，这样就与铜钟的颜色相近了。
先生与董勤学将和好的泥抹在铜钟上，对其进行了伪装，彻底糊住了“皇帝圣寿万岁”。直至现在还能够隐约看见铜钟上的泥痕。
杨凌霄先生记载过晚清时期陇西城内外有一百几十座寺庙，解放后这些寺庙大尽数被毁，唯独威远楼上的“崇宁铜钟”几临厄运，但又躲过，此乃不幸中万幸矣！
关于檀香木释迦牟尼造像的保护
博物馆现藏有清代释迦牟尼檀香木鎏金佛像一尊。1985年请于仁寿山十方山寺大佛殿，备受信士敬奉。因置山上不安全，又运回山下进行保护，上山之前佛像一直在威远楼内存放。
据说佛像是比丘无达（俗称卢和尚）朝拜普陀山，跋山涉水沿途募化，集资奉请千里肩挑而来。于康熙五年运抵陇西翊秦门内，担载不动，无法东行，栖止于此。佛像高2.1米，结跏趺坐于30厘米高的乌木莲花台上。关于此尊佛像辗转命运，杨郦女士在《清代释迦牟尼造像陇西辗转记》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莫先生讲：“文革时有人报告檀木佛像在和平三队的人手中，当时这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如果不保护下来就会毁掉。来人还说佛像是明清时期的金银珠宝装藏。”
先生听后叫了几个人赶了过去，当场就说：“这是个大毒草，在这里毁掉不行，鼓楼上正在办‘横扫牛鬼蛇神’展览，先把它当作典型批判臭了再毁。”于是又叫来人找了几根椽，五花大绑地给“押送”了回来，放在文化馆东北角的库房里。先生把佛像身上的泥土灰尘清理干净后，对着佛像说：“您老人家受苦了，我这里有块烂布景，把您先盖住，渡过这个难关，再把您请出来安放个好地方！”佛像就是这样来到文化馆的，之后又转移至威远楼上多年。
莫先生保护文物，功德无量。
威远楼展放名画之保护
据莫建成先生讲：“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中，破‘四旧’抄来的书画堆积如山，全部集中于文化馆院内。”他记得当时红卫兵冲进文化馆办公室，高喊着：“这里面只有两个老头，今天要弄啥呢？要砸碎这个旧世界！”
面对十几个红卫兵，先生势单力薄，心想：“暂（音）今天就完了。”危急时刻，先生突然急中生智，挡住红卫兵说：“这里面有红军过菜子乡时留下的党证、宣传材料，如果把这些东西烧了，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吗？等我把这些东西拣出来后再烧也不迟。”
先生的话镇住了红卫兵，听说有红军的党证，再没人敢上前。等红卫兵撤回后，先从资料中拣出了王了望手书“得怀素自叙帖”三帧，当晚挂上500瓦的灯泡，与同事们连夜将抄家堆放在院子里的文物和古旧字画进行了挑选。
先生在《王了望墨迹选辑》一书后记中写道：“先后捡到王了望中堂一幅、元代赵子昂工笔马一幅、明仇英仕女图一幅、宋朱熹书法六条屏、于右任中堂等名家书画共五百余幅，图书资料三千八百余册。”件件都是珍贵文物！
挑选完毕，其余的图书资料在次日被红卫兵运往鼓楼广场付之一炬。这里面还有不少历史遗存资料，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笔下曾写到“心痛之余，徒唤奈何！”
拣回这些书画后，安全存放又成了问题。
先生说当时董勤学正给文化馆做大型毛主席石膏胸像的底座，他让董师赶紧做个座子，把挑出来的极为珍贵的字画藏在毛主席石膏像里面，书籍另藏于库房。先生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由此可见，先生是一位胆识过人、敢做敢为、豁达豪迈、智勇双全之人。
每当先生走过毛主席像前，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时刻担心暴露，并自言自语暗暗祷告：“请恕不敬之罪，祈愿珍品平安。”
先生在文物保护上一直斗智斗勇。一次去渭河下乡，有个批林批孔的展览，有幅清代大书法家黄自元写的对联，上面打着四个红叉号。先生说，这要拿到县上去批，把它批臭了就给拿来。于是先生拿到文化馆，交给了管文物的王鸿义后，洗了又洗，但还有些印迹，幸运的是这幅书法作品在文革中保护了下来。
李亮屏先生在《前世今生——近代以来陇西北关正街的汪灏与汪登胤父子一生》一文中写道：“文革初期陇西随着全国运动形势发展，也掀起刮‘十二级台风’政治运动。1968年农历五月十二日晚上开始的两天之内，红卫兵将汪灏一生所藏文物书画和其他贵重衣物全部拉运转走，上缴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农历五月十八日，汪登胤（字奎伍）在县人民电影院自缢辞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批文物书画之后转入县文化馆。”可见此事对汪登胤先生的打击是多么可怕！
李亮屏先生又写道：“1984年初，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文革’期间被没收的汪氏贵重衣物、缝纫机等财物折价退还，其中被没收的明代画家仇英作品《仕女图》和家藏明代笏板因其文物价值珍贵，被县文化馆置留，《仕女图》经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在汪登胤长子汪鉴多次催要下，这两件文物最后被县文化馆时任馆长莫建成以500元人民币予以补偿，征收国有馆藏。”
据莫先生讲，仇英《仕女图》是从红卫兵破“四旧”抄来堆积在文化馆院子里的古旧书画中拣出的，当时除了先生无人再懂此画。若不是先生抢救出来，第二天准会拉到鼓楼广场化为灰烬。相比烧去的许多旧画，此画幸矣！
据莫先生讲，汪鉴知道此画在世，因而来找过他。他问汪鉴先生要东西还是要钱？并向汪鉴解释说这些东西早已写入国家文物档案，归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汪鉴答应要钱，最后经商量，综合估价500元，征为馆藏文物，这在当时是高于市场价的。
我佩服先生这种执着无私的奉献精神，也为先生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加以殷勤保护而感动！
总之，《仕女图》的归宿还是好的，经过几番折腾，将它征为馆藏，确确实实地留给了陇西人民……
威远楼与莫建成先生的情缘
威远楼有三道大门，据莫建成先生讲，头门是文革时期烧毁后重建的。
文革中，“陇西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陇革”）倪某某等人盘踞在威远楼上，另一方为“陇西县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红司”）在威远楼下围攻，两派斗争异常激烈。武斗的结果，威远楼头门在1967年10月28日被“红司”放火烧毁。
头门第二次正在被烧时，有人给武装部吕政委打了电话。莫先生说：“这是有名的古建筑文物，这些人把鼓楼烧了是不得了的事。”如果再不制止，任凭战斗继续升级，威远楼或许就是下一个阿房宫，这不是危言耸听。
武装部吕政委及时赶到，出面把倪某某等人从威远楼上解救下来，平息了“陇革”与“红司”的这场武斗。威远楼头门被烧后，真可谓惨不忍睹，满目狼藉。于是，县革委会出资，派文化馆莫先生负责修复。先生聘请了北关三元街七十多岁木工马世英，由他当木工领班进行了重建。
马世英是莫建成先生曾祖莫如桢大师的得意门生。莫氏木工代代相传，驰名陇上，是掌尺修建过渭源灞陵桥、陇西保昌楼等名胜古迹的木工大师。由于三元街马世英传承了莫大师的精湛技艺，故被邑人称之为“马大师”。
据莫先生讲，这次维修头门，保留了原有式样。二门对面平台立着一通叫“民不能忘”的清代石碑，因红砂石质，字迹剥蚀殆尽，被原地放平。重修头门，先生还从自己家里拉来了一些石条作为补充，把不平整的台阶石头换了下来。
在古建中，木工是最重要的一环。木工的好坏决定了古建的构造、外形及坚固程度。威远楼比例协调，视觉清晰，还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及多次地震，依然无恙。邑人好说：“看不出的木匠修古楼呢！”这位看不出的木匠究竟是谁？
根据康熙五十六年刊立的《重修威远楼碑记》记载，是一位叫“莫敢康”的木匠掌尺修建了现在所看到的威远楼。这不由得引起我思考一个问题，从莫敢康、莫长泰、莫如桢、莫與争……再从威远楼、保昌楼、灞陵桥、祖师庙、府隍庙都能找到这些掌尺修建者的莫氏姓名。从北关山陕会馆修建，再到威远楼大门被烧后的重建，又是莫氏徒弟马大师的手笔。诸多驰名陇上的古建都与莫氏脱不了关系，这足以证明莫氏木工技艺高超，独擅陇上胜场几百年！
据杨凌霄资料，同治五年城陷，威远楼上躲过千人，百姓将砖瓦当成武器，部分地方木构件不同程度受损。直至民国时期，威远楼依旧破破烂烂，门窗、楼梯、砖堞多处毁坏及腐朽，这在一张网传的民国照片上可见一斑。
据90版《陇西县志》：“1958年至1981年，县政府组织人力，先后四次维修。”如果加上2019年这次修葺，解放后总共维修了5次。
现在看到的威远楼彩绘、壁画是莫先生管理威远楼时所绘。
1980年维修威远楼，由莫先生组织画工对威远楼的壁画及屋檐斗拱重新进行了彩绘。楼外从一楼到三楼壁画，皆以先生为主，其他参与人员还有苟正翔、陈兴、王鸿仪、梁守信等。鼓楼正面的壁画皆为先生所画，整个壁画取材于历史故事、陇西人物故事、吉祥八宝、四季花卉、琴棋书画、至尊九鼎、陇西内外八景等。迎门进去的第一幅壁画《女娲补天》也是先生所画。苟正翔画了八景中的两景，并且在瀑布前画了棵苍松，大家笑他树干画得太直，他说：“这树和我的性格一样！”引来一片笑声。
现在看到的威远楼屋檐斗拱彩绘是民间艺人王芝明所绘，只有三楼内大梁上还保留有明清时期的丹青。
据莫先生讲，在1980年的维修中重新制作了楼梯。威远楼原来的楼梯是由约三十公分剖开的木料开挖镶成的台阶，由于楼层较高，楼梯很陡，上下危险。经重修，改变了原楼梯，制作了如今看到的宽敞舒适的转角扶手楼梯。这次维修除了更新部分已朽的木构件外，其他结构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并未改变威远楼原貌。
最后一次维修从2019年3月16日开始，到2020年7月30日安装完避雷针才算竣工。这次维修主要置换了新椽，重新起脊挂兽，增设了排水管道。还把因地震钉的蚂蟥钉取了，损坏的寿字和墙面的部分朽砖换了。此外，把正脊两头的大猫头换成了屋檐上的小猫头，鸱吻南北调换了，唯一不足之处是把正脊的垫砖层数变少了。总之，基本上还是保持原貌。
威远楼是陇西的地标性建筑，是陇西的一张亮丽名片，是陇西人的骄傲！上面的一砖一瓦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化载体和历史符号，哪怕在其身上钉一枚钉子都是对它深深的伤害。
回望过去，正是由于有一批莫建成先生这样终身挚爱文化艺术的社会贤达，在不同历史时期保护威远楼，情系威远楼，所以，威远楼虽然历经上千年风风雨雨，仍然屹立在陇原大地上。（文/杨继业 文联陇西）
画家简介
莫建成，1942年出生于甘肃省陇西县。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现为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水师范学院中国画学科首席专家、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获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文艺终身成就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编著的《王了望墨迹选辑》获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美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邀请展金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大楼、文化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南京博物院、北京画院、北京奥委会、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等机构收藏。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大型画集《中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集·莫建成》，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当代名家作品选粹·莫建成》，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画坛名家作品集·莫建成》，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发行《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丛书·莫建成工笔花鸟画作品选》等。莫建成编著《王了望墨迹选辑》由线装书局出版，《莫建成评传》（康征鲁泊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出版画册、专著二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