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时常在济南的商埠区溜达。这里和古城不同，没有《老残游记》中描述的“家家泉水 户户垂杨”，也没有大明湖和趵突泉这样的名胜，却相当完整的保留了济南一个片区百年前的风貌。老建筑比比皆是，老字号随处可见，当年的银行、领事馆、电影院虽已变了用途，但置身其中，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殊的气息，感受到岁月的变迁、历史的沧桑。
有一天，我路过经四纬六，想起这里曾经住过的一个人。她是名门之后，却有着极其坎坷的命运；她不是济南人，却在济南度过坎坷半生。我想，曾经，在这里生活时，她或许也会去不远处的中山公园晨练；会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会去旁边的省立医院看病，很少有人看见这个瘦弱的老太太，会能想到，她有着无比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也正因于此，才给她在最风华正茂时带来了厄运。
她叫梁思宁，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从济南解放开始，一直到2006年，她都在济南生活。
一
梁启超先生有九个儿女，被称为“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尽管他们都没有出生在济南，但对于济南这座城市来说，应该向梁任公和他的儿女们深深鞠个躬。
梁启超至少来过两次济南。第一次是在他五十岁时。1922年7月5日，大明湖遐园的山东省立图书馆有一场“山东历史博物展览会”，由山东省教育厅主办。那次展览会非常热闹，展出了由各县公署、县劝学所、省立图书馆、省立各中学、师范及各文物收藏家提供的各种物品。分类有历史、古物，还有民俗、工商等等，甚至还有各种农产品，蔚为大观。
梁启超是和陶行知与蔡元培等一同出席的开幕典礼，他专门做了一次《教育与政治》的长篇演讲，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
他还举了两个很有意味的例子：“我曾听见某小学校某级有一回选举班长，那班里头十五六岁以上的很不少，结果他们举出个九岁小孩子来，闹得那小孩子不知所措，在那里哭。又听见某大学有一回选举足球队长，开票的结果，当选的乃是一位跛脚学生。这等事看着像是年轻人一时淘气，没有多大罪过，其实是中旧社会的毒中得太历害了。他们把极郑重的事当作玩意儿，还加上一种尖酸刻薄的心理表现，和民国二年选举总统时有人投小阿凤的票正是一样。这种把正经事不当一回事的劣根性，正是我们不会做现代团体生活的最大病原。这种腐败空气侵入学校里来，往下简直无办法。”
那一次，梁启超还去了灵岩寺。今天的灵岩寺里，还保留着他当年题字的石碑，碑文共有二十九个字，即“题灵岩千佛殿宋罗汉造像海内第一名塑民国十一年七月新会梁启超”。
灵岩寺的罗汉造像被称为“海内第一名塑”，始于梁启超的这般盛赞。
就在这一年，梁启超正式出版了《墨经校释》，这本他耗费二十年精力的专著，却被济南一名“门卫”挑出了不少毛病。
那是在第七期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指出书中许多观点“任意删改荡弃旧法，籍其（梁启超）盛名，唱和成风，颇足为古书危……”。这篇文章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梁启超本人也深感作者的出手不凡，后来在其专著《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讲到墨子部分时，赞誉此文道：“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
然而，作者是谁，梁启超也不知道。文章署名为栾调甫，但栾调甫发出的信函里没有介绍任何个人信息。梁启超四处打听，仔细探访，才听说栾调甫应该在齐鲁大学任教，于是，1925年，他专程来济南，到齐鲁大学拜访栾调甫，却发现校方竟不知其人，又几经查询，才知道栾调甫此时不过是在中文系代课，曾兼管过校大门职事，是一个门卫的角色。但梁启超和其相见恨晚，畅谈数日，并高度评价栾调甫，“今世治先秦学者多矣，既能入，又能出，所见惟有如公者！”
梁启超离开济南后，齐鲁大学即聘任栾调甫先生为国学系教授，年薪960元，彻底不用再看大门了。那时栾调甫35岁，尽管只上过五年学，却成为研究墨子的一代名家。
梁启超和齐鲁大学的缘分不止于此，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他的三女儿梁思懿从美国归来，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1955年2月调往北京。
和梁启超相比，他的长子梁思成和济南则有着更深的缘分。
二
梁启超在济南做演讲时，时任济南《山东日报》《商务日报》编辑的王献唐不光在现场聆听，还编写了新闻。十三年后，王献唐作为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接待了从北平过来的梁思成。
1935年，梁思成作为曲阜孔庙修缮和养护工程的首席顾问，前往曲阜孔庙勘察，途径济南时，到大明湖南岸遐园的山东省立图书馆查找资料。当时，山东省立图书馆在王献唐的主持下，刚刚建成了奎虚楼，并成为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那是梁思成第二次来济南，上一次，还是在1931年，来吊唁飞机在济南失事的徐志摩。
那次原本林徽因也执意要来，但当时她和梁思成的女儿还小，并怀有身孕，被极力劝阻，最后，梁思成来的时候，带着她连夜亲手制作的希腊式铁树叶小花圈，按照林徽因的叮嘱，他到坠机现场捡回了一块飞机残骸，带回北平。
之前，林徽因也来过济南，是在1924年，她陪同印度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访问，同行的，就有徐志摩。
当时，济南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大标题称：“东方诗神偕同金童玉女抵济”。据说，还有一些夸张的形容，比如：“世界著名长髯诗翁泰戈尔先生与长袍面瘦诗人徐志摩和艳如花的林徽因小姐，如同松竹梅一幅动人的画卷”。即便多年以后，也有各种关于这对才子佳人的传说，比如徐志摩现场为林徽因朗诵诗歌，泰戈尔为徐志摩说情等等，但这些不过是让人想入非非的花边而已，事实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已有婚约，哪里还会再有这样的绯闻。
两年后，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请梁启超做证婚人，作为徐志摩的恩师，梁启超现场把徐志摩和陆小曼一顿斥责：“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陆小曼的前夫也是梁启超的弟子，所以梁启超才出此言，而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姻，他是非常满意的，甚至是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联手促成。曾经，徐志摩追求林徽因被拒后，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对，坚决要求与张幼仪离婚。梁启超得知此事后专门给他写信，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忧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1936年，徐志摩已经走了快五年，那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来到济南，那是他们作为夫妇，第一次一同来到这座城市。
那时，比他们对济南更熟悉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
三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193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归国，先后在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在热河完成中国人第一次系统的东北考古调查，又到河南安阳参加小屯殷墟遗址发掘并主持后冈遗址发掘，1931年秋天，他来到济南，和吴金鼎共同带队，参加了龙山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
济南的秋天很美，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差不多也是在同时期专门写过：“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
梁思永顾不上欣赏山色，在王献唐《顾黄书寮日记》中，记载了梁思永一行。
10月6日：“吴禹铭（金鼎）及梁思永等来访，参观古物。”
10月7日：“吴金鼎、梁思永来，同游市肆、古玩肆。”
10月8日“（王献唐）至历城县署访其秘书，嘱托速办龙山发掘保护事。”
那时的城子崖属于历城县管辖，为此，王献唐还专程到历城县政府接洽，找县长秘书联系，以保障梁思永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
10月9日，在梁思永和和吴金鼎的主持下，城子崖遗址开始了第二次发掘。在哈佛读书期间，梁思永就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做过特别研究，这一次，他充分运用了现代考古知识与手段，完全突破了传统考古的认知和方法，尤其在田野考古方面，填补了老一代考古学家留下的空隙。
梁思永带领吴金鼎、王湘等人，开凿了90条探沟，采用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地层学”，依照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证明城子崖与与殷墟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从而将其命名为“龙山文化”。
这次发掘持续至10月31日，除去周日休息，实际工作20天，单日最多用工48名，开挖探坑45个，总面积达到1520.8平方米，发掘古物共装60箱，由龙山运至济南山东古迹研究会保存。后期，暴雨突至，雨水把几个已经挖了一米多的探坑全部灌满。根据以往经验，要等坑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借用村民的水桶将探坑中的水排出，晾干，尽快重新发掘。梁思永、吴金鼎亲自上阵，在齐腰的水中与民工一起排水，保证了发掘工期按时完成。
四
梁思永离开济南后第五年，1936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同来济南考察古建筑。
对于他们来说，济南的旅途尽管艰辛，但还是极其愉快的，根据梁思成回忆：“行走在山岩间的小径上，我们一边呼吸着早夏时节风中的花香，一边浏览着蓝天下步移景异的山峦起伏，最后来到旅途的终点——位于东岳泰山之阴的一处人迹罕见之地。”
林徽因也在诗中写道:记得那天,心同一条长河,让黄昏来临,月一片挂在胸襟。如同这青黛山,今天,心是孤傲的屏障一面；葱郁,不忘却晚霞,苍莽,却听脚下风起,来了夜——”
这次考察中，梁思成记述最详细的，是四门塔，在《华北古建筑调查》中：“这是中国同类宝塔中最古老的一座。初一看去，其短拙令人误认它为一座方亭，中立方墩，四面辟有拱券门道。顶为退台式方锥形，上有攒尖宝刹，基本上是印度式窣堵坡的缩影。我根据对大量中国塔的研究得知，中国宝塔有趣地组合了中国原有的多层楼阁，而以印度窣堵坡踞乎其上。神通寺的四门塔是这种结合最早、最简单的例子，应该占据中国宝塔发展史中最突出的地位。四门塔立身的石壁俯视深谷，上有若干唐代造像，维护至善。罕有刻像状况不佳。早年的斧凿线条尚深刻清晰，与一千二百年前刻工方完时并无二致。它们属唐代最高的雕刻成就之列。”
当年的报告中，梁思成对这座塔的年代，取信了县志里记载的东魏年号。1972年，文物部门对四门塔进行维修时，发现了塔顶内的题记：“大业七年造”（611年），这样，时代就确定无疑是隋了。尽管比梁先生一开始认为的544年晚了60多年，但依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
在济南，梁思成、林徽因考察了四门塔、龙虎塔、九顶塔，元、明两代塔墓三十余座，千佛崖唐代造像和涌泉庵等，还去灵岩寺考察了千佛殿、辟支塔、慧崇塔、法定塔等宋、元、明历代塔墓140余座，又在章丘考察了常道观元代大殿、白云观、清静观元代正殿、文庙金代大成殿、永青寺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梁思成尽管也去了灵岩寺，而且在著作中，多有对辟支塔等灵岩寺内多处古建的明确记录。但灵岩寺的罗汉，他在《中国雕塑史》里只字未提。难道，父亲梁启超盛赞的，他偏要逆反？
离开济南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又到了山东各地：临淄、青州、潍坊、泰安、兖州、济宁、邹城、滕州等等。
这一路，有山明水秀的风景，有眩目惊神的遗址，有保存完整的古刹大佛，也有让他们失望的场景，正如林徽因给梁思庄的信中所写：“尤其是这几天在建筑方面非常失望，所谒大寺庙不是全是垃圾，便是已代以清末简陋的不相干房子，还刷着蓝白色的‘天下为公’及其他，变成机关或学校。”
这一路极其辛苦，林徽因在信中说：“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原计划里，他们还要调查青州云门摩崖雕像,那是隋代雕像的精品。但已破坏得很厉害,同时途中经常有土匪出没、抢劫。青州当局极力劝阻,他们也只好作罢。
或许，所有的这些艰辛，对当时的他们来说，顶多只会有几句牢骚，崇高的使命和对中国文化的深爱，始终充盈着他们的内心，给他们的脚步注入力量。
不知道那段日子里，他们是否会想起新婚时去欧洲度蜜月，参观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为了考察欧洲的经典建筑。梁启超专门写信给他们，叮嘱要多做记录：“能做成一部‘审美的’游记也算得中国空前的著述。况且你们是蜜月快游，可以把许多温馨芳洁的爱感，进溢在字里行间，用点心去做，可以极有价值的作品。”
要知道，多年前，梁思成出过车祸。在北京，他和梁思永骑摩托车时，被一辆轿车剐蹭倒地，梁思永被甩了出去，满脸鲜血回家报信，被压在摩托车下的梁思成住了八个星期院，因为医生的误判，耽误了手术，从此右腿比左腿短一大截。
然而，就是这个一瘸一拐的男人，和一名清秀柔弱的女子，顶着酷暑，结伴行走在近百年前的崎岖的路上，每一个脚印，都足以让后人仰望。
五
梁思成和林徽因再次来济南，是在一年之后，抗战爆发后的流亡。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林徽因携带两个孩子，和孩子的外婆，与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及另外两位教授一行离开北京。当时，津浦铁路战火纷飞，一行人只好从北平乘火车到天津，稍事休整，从新港搭乘英国商船到烟台。
当时，中日军队正在烟台对峙。梁思成一行不敢在这里住宿，即刻乘上去潍坊的汽车，在潍坊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乘上了青岛开往济南的第一班火车，在火车上，不时有日军的飞机从上空呼啸着掠过。每到这时,火车便立刻停下来,拉响警报,男男女女便慌慌地跑下车去。就这样走走停停，他们下午三点钟才到达济南。
当时，这座城市已战云密布，到处挤满了逃难者,所有旅馆都已爆满。梁思成请山东省教育厅帮忙，总算在大明湖边找到了一家条件不错的旅舍，滞留两天，终于从津浦铁路济南站，挤上南下的火车……
最是仓皇辞庙日，“梁上君子,林下美人”也成了梁上饿鼠，林中惊鸟，幸运的是，还有他们，只要还有他们这样的人，中国文化就不会断了血脉。
六
梁启超的儿女里有从文的，也有从武的。他的三子梁思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淞沪抗战中，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
他还有一个小女儿梁思宁，则是新四军的女战士。
抗战期间，梁启超已去世多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梁思宁对母亲谎称去上海上学，一路南下，几经周折，在安徽泾县加入了新四军。这一路，她的心境，如同父亲写过的那首《壮别》：“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梁思宁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刚参军二十多天，就经历了生死。部队过一条敌占区公路封锁线时，和日军一支巡逻队相遇，受到敌人袭击。她亲眼见到许多同志在自己身边中弹倒下。那时的她身后没有任何退路，只有义无反顾地往前冲，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生死搏斗。
在新四军中，梁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宣传妇女解放的文艺节目，深受老百姓欢迎。
那或许也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尽管动荡不安，但她觉得特别有意义，“同志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心情特别好。每逢打了胜仗，老百姓便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再没那么快活的!”
后来，梁思宁随部队来到了山东解放区。1946年5月1日，梁思宁与山东省农业指导所主任章柯结婚。1948年，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有人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梁启超是地主、资本家的政治代表，梁思宁被开除了党籍。
济南解放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农业厅，却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对于梁思宁来说，工作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怕别人的冷落和误解。她每天早上第一个来到单位，打扫卫生、分发报纸、整理文件。有时碰上发福利，一个人用自行车驮着八十多斤瓜果，挨家挨户给同事送去。
1965年，梁思宁的丈夫章柯担任山东省科委领导，全家搬至经四纬六路省科委所在地。一年后，“文革”开始，梁思宁家未能逃过一劫，其中一大“罪状”就是他们家雇了保姆。
紧急关头，他们把保姆安顿在老街坊家中避难。后来老保姆生病住院，梁思宁及其子女每天守护在病房，喂水喂饭，洗脸擦澡。保姆病故后，他们作为亲人料理后事，兑现了梁思宁将保姆养老送终的承诺。
那时，她的大哥梁思成被当作“复古”典型批判并抄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被没收，亲自设计的林徽因墓在北京八宝山被砸，刻字被毁，直到2003年才修复。
1967年，梁思宁儿时的邻居去北京，探望她的母亲王桂荃，看到家里已经被抄，老人躺在院落门房小黑屋里一块木板上，地上放一个热水瓶，凳子上放一个干巴烧饼,老人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你快走吧!红卫兵来了!”
第二年，梁思宁的母亲去世。作为梁启超的第二名夫人，她为梁启超生养了六个儿女，在梁启超去世后，将孩子一个个培养成才。说起来，她临终前，最不放心的，应该就是梁思宁，五年前，她专门来济南看小女儿，还一同游览了泰山。
即便如此，梁思宁也坚信“历史会告诉你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凭着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她捱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捱过了35个寒暑春秋。在年近古稀之时，迎来平反昭雪的那一天。1983年，党组织恢复了梁思宁的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益寿路旁边的干休所内。
有一年，有记者去干休所采访了梁思宁。记者推开房门，“一位老人立在面前。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典型的南方人体型；花白头发，灰色衣裤，极普通的老年知识妇女装束；双颊微陷，眼窝很深，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眼睛，深沉、犀利，内涵很多，仿佛探入你的心中。”
梁思宁的一段话，震撼了前来采访的记者：“名人的后代不要把祖先的光环加在自己身上，个人的历史要靠自己写，不能靠祖先。我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2006年，梁思宁在济南病故，享年90岁。
七
“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这是梁启超曾对自己孩子说过的。
孩子们都做到了。（文/魏新）
参考资料：
许志杰《吴金鼎与梁思永的龙山文化之约》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林徽因：《林徽因文存》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林杉:《林徽因传》
王静：《梁思宁的无悔选择》
逄金一：《文化名人与济南续录》
刘树林《我与梁启超家人的邻里往事》
作者简介
魏新，作家，诗人，历史学者，编剧，全国青联常委，笔名老了，1978年12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曹县，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著有《东汉开国》、《魏新讲水浒》、《历史有魏道》等图书。编剧作品有话剧《神马都是水浒》、《把日子提前过》，春晚小品《是谁呢》、《爱的代驾》等。曾获中国话剧金狮奖，泰山文艺奖编剧奖等。
书讯：《重走梁林路》新书发布会将于本周日（5月28日）下午3点在山东书城举行。
自1932年4月起，梁思成、林徽因利用8年多的时间，先后赴山西、河北、陕西、山东、四川、浙江、云南等地考察古建筑，留下了众多珍贵的资料和图片。本书作者魏新、白郁，多次重走梁思成、林徽因的考察之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在书中他们以轻松流畅的笔触，按照不同的考察线路分23个章节依次展开叙述，图文并茂地全面解读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历史与文化内涵，并与梁思成、林徽因当年的考察笔记展开古今对比，予以全面解读，有助于大众深入细致地了解这些国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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