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唯一所知的是我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说：“I only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我唯一所知的是我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最具有西方哲学特质的名言。
苏格拉底处在古希腊历史中知识范式的变革时期。这时，不但神话叙事（宇宙由神创造、由神统治，世上的一切因神或由神的介入而产生）无法令人相信，就是自然哲学家的哲学叙事（宇宙产生于某一物质，这一物质的运动、变化、分合产生了万事万物）也无法令人相信。
当已有的知识变得可疑之时，人真的感觉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知”的困境让“欲有所知”愿望变得强烈起来——
宇宙究竟是怎样的？
一事一物的产生和发展究竟是由什么所决定的？
作为宇宙中万物之一的人究竟有什么特质？
作为宇宙中万物之一的人来到世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
这些“问”在一无所知的困惑中产生出来，带着这些“问”，苏格拉底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方向。
但苏格拉底不是像自然哲学家那样去回答上面的问题。从泰勒斯开始的希腊哲学，关于宇宙的本质是水、宇宙的本质是火等等的命题，充满了理性精神和理性推理，但没有严格的逻辑，苏格拉底要求用严格的理性逻辑去审查（to examine）自己的命题，进而去反思（to reflect）人生与宇宙。这一严格的理性，体现在后来柏拉图的一个个对话录中。几乎每一场对话，苏格拉底都以无知的状态出场，向有知识的智者提问，但对于这些有知识的智者的信心满满的回答，他却以严格的逻辑去追问，最后在严格逻辑的诘难和推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严格的逻辑性，成为苏格拉底判定是真知还是假知、无知的标准。因此，苏格拉底留给世界最有名的名言是：人生在世，不经过审查，不经反思，是无价值的一生（the unexamined ,the unreflected life ,was not worth living）。正是在苏格拉底的路线上，产生了柏拉图，提出追求现象后面的理想性的理式（idea/form），继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严格的形式逻辑。本质性的理式是标准，形式逻辑是方法，世界的一切都要经过严格的审视、理性的反思、逻辑的证明，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西方的知识体系正是在这一严格的逻辑中建立起来的。后来西方哲学史上开创新时代的哲学家，都是以苏格拉底式的石破天惊之“问”和严格的逻辑去贯彻自己的“问”，而产生巨大时代影响的，如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如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追问，如弗洛伊德对意识的追问，如德里达对深层结构的追问……
回到苏格拉底，由他而来的这一西方式的严格逻辑，最为重要的结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实验科学。按韦伯的说法，西方文化之特质产生了其他文化都未能产生而只有西方才产生的东西：普遍性的科学（数学基础、几何、力学、化学），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和分类，理性和法律学说和严谨的法学构架，近代的科学实验室，基督教型的系统神学，西方的交响乐和焦点透视的绘画……把韦伯的一大堆举例进行精简，可按爱因斯坦则的说法：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两点，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实验科学。正如上面所说，这两点都是在苏格拉底所建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哲学史家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创立者。
二、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德尔图良（Tertullian，160～约225）说：“I believe it because it is absurd”（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这句拉丁语名言（Credo quia absurdum）因德尔图良在论辩中的引用而声誉大振并在哲学史的广为流传中打上德尔图良的形象印记。德尔图良确实把一种新的思想灌注进了这一名言之中。这句名言也曾为了意思更精确而译为“I believe it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中译仍可意译为，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德尔图良在希腊哲学、基督宗教、各地异教展开“三国演义”的激烈竞争中，深深体会到了希腊哲学和科学的特质：哲学和科学用理性和逻辑去组织经验之时，立刻把世界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由于哲学排斥基督上帝和异教诸神，未知世界呈现为黑暗、浑沌、虚无，与人对立，给人带来不安、恐怖、难知、荒谬……哲学和科学自认为完全可用曾经获得已知的方式去征服一切未知。然而，德尔图良慧眼一观，悟出了这里内蕴的根本性困境。
用已知去征服未知，“征服”一词，对未知的部分而言毫无问题：人们总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对未知的整体来说却极有问题。因为一旦出现了未知，无论已知的领域怎么扩大和深入，未知始终存在。而且未知还随着已知的扩大而扩大（比如人发明种植技术而产生农业之时，环境失调的问题产生了出来；当人发明机器而产生大工业之时，环境污染的问题产生了出来），正如萧伯纳幽默地说的：科学如果不提出十个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一个问题。可以说，哲学和科学不但创造了“未知”，而且在减少“未知”的同时也增加着“未知”，“未知”是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的产物。
在中国思想、印度思想以及其他一切文化的思想里，在本质上都没有未知。中国的圣人（从唐尧到孔子到老子）和印度的圣人（从释迦到大雄到商羯罗）以及其他文化的先知，都是全知的。只有希腊哲学家不敢以全知自居，作为哲学家就意味着等待着今人或后人来驳斥自己和否定自己。世界上只有希腊哲学，用哲学代替神喻，从在本体论上承认未知这一基点上开始思考世界。“未知”一旦从希腊哲学这个潘多拉妖盒里放了出来，就再也无法收回去了！被希腊哲学启蒙了的人类，注定要永远面对“未知”！
自从有了希腊哲学之后，世界就由两个部分所组成：已知和未知。而未知的存在意味着人无法去理解整体。正如休谟所说的，从太阳前天升起昨天升起今天升起不能必然推出它明天也会升起。正如现代哲学认识到了，发现了一只两只三只乃至一万零一只天鹅是白的，也推不出“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整体肯定的定义来。正因为未知的这一可怕性质，康德从哲学上给人类的知识划了界线，人类只能（在征服未知的进步中）认识现象界，认识不了（与未知的本质相连的）物自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于由希腊而来的哲学和科学（本质地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文艺复兴产生的实验科学上）用理性和逻辑的方式，从已知出发（逻辑大前提和科学实验室）去认知未知的时候，一方面确实认识了某些方面或局部的未知，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作为整体的未知；在征服未知的时候，一方面征服了某些局部或方面的未知，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对整体的认识。而且，认识和征服的只是局部或某些面，而被阻碍的却是整体。如果说，世界的本质在古希腊被归结为Being（有、在、是），那么，海德格尔发现，只要用逻辑和科学去认识Being，得出来的，只能是Beings（在者、是者、某物），而非Being（有、在、是），或者说，只能是关于Being（有、在、是）的规定，而非Being（有、在、是）本身。而且阻碍希腊哲学和科学认识整体的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希腊哲学和科学本身！如库恩所发现的：由希腊哲学和科学开始的对世界认识，只是在一套范式的指引下进行的，世界只是也只能在这一范式中呈现。而任何一套认知范式都是有局限的，当认识达到了一定阶段，旧的范式就会被新的范式所代替。而且，范式的除旧布新和去旧图新永远也不会停止。这就是说，在希腊型的认识中，人类只能感受到和认识到认识范式的变化，只能由已经产生的范式所带来的关于世界的好像是整体、实则是局域的、部分的、片面的、碎片型的知识，而不能获得真正的关于世界整体的知识。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质而言之，未知既是未知，它可能与希腊型哲学事前的假设一样，也可能不一样，世界可能与希腊型哲学的假设方式相合，也可能不相合。正如沿着由希腊而来的哲学和科学的道上走下去，弗洛依德用理性的方式发现了非理性的无意识。无意识的性质与理性的意识正好是对立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了弗洛依德这里变成了“我思故我不在”（一旦用意识去思，被意识所压抑的无意识就呈现不出来）。然而，弗洛伊德对非理性无意识，仍然是带着西方型的理性工具去进行探险的，因此，它得出的只是一个新的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却启示出——未知既是未知，它可能与从已知对之进行假设的前提一样，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未知世界正好投合认识者的假设，即未知世界是一个与希腊型哲学和科学同质的世界，那么，对未知的认识就会进行下去，人类的发展无非是由已知到未知而己。然而，如果未知世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如希腊哲学和科所假设的那样呢？
现代科学已经认识到：世界是浑沌的“无”，人类向世界怎样提问，世界就怎样回答。对于认识世界来说，希腊型哲学和科学的提问，得到的仅是世界的一种回答而已，世界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回答。在德尔图良时代，对世界就至少有三种提问方式：希腊哲学、基督宗教、各地异教。
在希腊哲学和科学看来，基督宗教和各地异教向世界提问而得出的关于世界的基本原理，从理性和逻辑上看都是不可能的、荒谬的。然而，德尔图良看出：当希腊哲学和科学造就了一个本体论上的未知世界，并不可能解决由这一未知世界出现的问题，从而当相信哲学和科学就意味着面对虚无，进而面对恐怖和荒诞的时候，基督宗教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相信了上帝创世，哲学和科学所造出的已知和未知都在上帝那里统一了起来。思想的奇妙之处在于：正因为基督宗教抬出了一些在希腊哲学和科学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乃至荒谬的假设（如上帝创世、处女生子、基督复活……），才把希腊哲学和科学在现象上的永恒性的未知变成了本体论上的已知。
有了上帝，希腊哲学和科学所面临的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基督宗教的基本原理在希腊哲学看来是不可能的、荒谬的，然而正因为其不可能和荒谬，却为希腊哲学和科学解决了由希腊哲学和科学自身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而这，正是德尔图良名言的意义之所在：正因为从理性和逻辑上看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它才解决了理性和逻辑所永远不能解决的未知的本体论问题，相信基督上帝，正是为了解决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在本体论上把已知和未知统一起来。
正是希腊哲学和基督宗教的联合，打倒了各地的异教，而创造出来一个崭新的西方。
德尔图良以后的思想史表明，每当西方哲学面对可能使自己伟大的理论建构功亏一篑的最后关键时刻，都是用德尔图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笛卡尔的从怀疑一切到引出上帝的存在，开创了西方近代哲学；牛顿从万有引力引出第一推动，让西方的近代科学攀上宏伟的高峰；康德从物自体引出上帝，把自己的哲学体系说圆满了；爱因斯坦从相对论引出上帝不会掷骰子，而坚定着追求统一场的信心……
为着要超越荒谬，为着在不可能中建立可能，德尔图良走向了上帝。一旦相信了上帝，一切荒谬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一切不可能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为理性挡住了荒谬，理性和科学就可以勇往直前了。然而，在德尔图良的的话里，也让人们认识到西方型哲学的局限，认识到宗教是哲学的必要补充，同时还会在荒谬中感受到西方哲学内蕴着的人在宇宙中的悲凉。
三、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竟是这样的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说：“It is not how things are in the world that is mystical ,but that it exists”（神秘的并非世界为何如此，而乃世界竟然如是）。这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6.44中的话，原文为德文，本文的英文见
D.F.PearsandB.F.McGuinness的英译本。笔者对之进行了意译，在基本意思上进行了文字上的添加，为更好理解原句精神。
不妨把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作为西方哲学诀别旧思维和开启新思维的象征。
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突出了逻辑、因果、本质、必然，而压制非逻辑、非因果、非本质、偶然，这些姑且将之称为旧思维，而以卡尔纳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和以德里达、福柯、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为新思维。
西方哲学的旧思维是用理性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现代世界是这样之现实，一旦追问，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其思维就进入这样一种程序：第一，从现有的结果去找原因，得出一个历史演进的因果律；第二，在认定因果的过程中，排斥偶然而得出必然；第三，得出的必然进一步被提炼成为说明决定现在世界所以如此的本质。如此的因果—必然—本质的理论话语，形成了一种独断论：世界之所以如此，在于它只能如此，必然如此。
西方哲学的新思维却认为，世界之所以如此，第一，其原因很多样很复杂很绞缠，一旦找出一个或几个原因一定会排斥和遮蔽其他原因，而西方逻辑（包括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黑格尔的逻辑）明显地将此作了简单化的处理。第二，这一简单化的处理正是为了突出必然。在突出必然的同时却永远斩断了其他原因与之的关联。第三，只有斩断才能让必然以一种本质的方式出现，并只让自己成为现实。
其实，世界的演进是在多种多样的复杂互动而形成的合力里产生出来。这里“合力”并非是科学的、逻辑的、清晰的，而乃很多种看得见和不可见的统一，很多样可分析和不可分析的统一，正因其成分之复杂和互动之错综，从而哪一种或哪几种成分和趋势会成为现实，是难以预测的，如果要用因与果的关联来讲，它是多因果的；如果要用必然和偶然的对子来讲，它是偶然的；如果要用现象和本质来讲，实乃没有本质的现象。总之，世界之所以如此，是在于它已经如此了，而不是它必然会如此。
世界“何以如此”，引出的是因果—必然—本质型的话语，“世界竟然如是”，引出的则是命运感和缘分型的话语。“竟然如是”是对困果和必然的拒斥，对命运和缘分的强调。
不把“已然如是”作为由因果和本质引出的铁律般的必然，当人回望过去时，会抱一种开放的态度，体味今天时，也有一种开放态度，眺望未来时，还是一种开放态度。在对现在的开放中，产生出了对已然如是的当今的珍重，现在并不是必然和一定地要来的而又来了，人会产生一种感恩之心，感恩之“恩”不是现实的利害荣辱，而是超越现实的对自己的独特性的体悟。
竟然如是，使人对未来具有开放而慎重的态度，现在如是，不是必然的，未来怎样，也不是必然的，不应该计较成果，而只须看重内心：第一，面对任何事，抱着“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去做；第二，做事时把自己的安心放在首位，把做事的结果和他人评价放在其次，正如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1910～1997）所说的：你如果行善事，会有人说你其实暗藏私心。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你今天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人遗忘。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
你坦诚待人却反受伤害。不管怎样，还是要坦诚待人。胸襟宽厚的人，可能会被心胸狭窄的人击倒。不管怎样，还是要胸襟宽厚。人们的确需要帮助，但当你真的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要攻击你。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他人。
你如果成功，会得到假朋友和真敌人。不管怎样，还是要成功。你耗费心力历经岁月进行的建设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还是要建设。把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世界之大，有之不多，无之不少，于你虽为最好，于世界实乃平常，不管怎样，还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不知什么原因，我总会把德兰修女的话与维特根斯坦的话关联起来。在一次读维特根斯坦的话的时候，我突然体悟出：世界业已如斯，来到世界上的我已然如此，应当珍重自我，珍重世界，不但在世俗的意义上，而且在哲学的意义上。
四、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乃宇宙是可以理解的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说：“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about the world is that it is comprehensible”（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乃宇宙是可以理解的）。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内蕴着一种西方型的基本态度。当非欧几何摧毁了古希腊以来欧氏几何的绝对真理性、量子力学推翻了近代以来牛顿力学的绝对真理性之后，西方文化关于世界的理解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欧氏几何认为，由平行线外一点，只能引出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非欧几何认为，由平行线外一上点，可以引出一条以上的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非欧几何虽然与欧氏几何完全相反，但并没有否定其真理性，却否定了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性。在现代物理学中，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在于科学家设计什么样实验去验证。用一种实验程序去看，光呈现为波，用另一种实验程序去看，光呈现为粒子。客观世界是怎样的，不仅在于它究竟是怎样的，还在于人用什么方式去看。
理解世界方式的多样性以及由理解方式的不同而来的世界的多样性，也在人文中出现：精神分析中的意识与无意识，结构理论中的结构与解构，解释学中的文本在不同视野中的呈现……进而，不同文化对世界理解的差异也得到重新的思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对宇宙的不同理解，不再是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异，而乃不同理解范式的不同。
当人对世界有了一种理解（无论这理解是来自同一文化中的差异，如来自经验、理性、灵感、天才、无意识，还是来自不同的文化的差异，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之后，怎样才能证明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呢？在爱因斯坦那里，是必须用实验（实验后面是一整套西方型哲学、逻辑、程序）来检验，爱因斯坦说，只要实验证明相对论是错的，他就立即放弃。
鉴于上面讲的理解的多样性和同质的有效性，当一种理解被证明是正确的之后，怎样才能知道它应用的范围呢？自觉到所有的理解都有一个有效范围，是当代西方的重大成就。界定一种理解的有效性边界，是保证理解不出偏差的重要条件。一旦要从范围去定义理解，那么，由之进一步要问的是——
第一，人能不能得到一种整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理解呢？现代宇宙学表明，我们所理解的只是我们这一个有（由大爆炸而起的）开端的宇宙，这个宇宙之外是什么，这宇宙开端之前是什么，都无法知道。在这宇宙中理解这个宇宙，所受到的局限是什么呢？
第二，每一个由实验证明的理解都是有范围的，因为实验本身是有范围的，那么，有没有一个超越实验之理解呢？
第三，各个范围有限的理解，最终要由什么来理解呢？人对宇宙的理解，只是对宇宙的提问，人怎样提问，宇宙就怎样回答，宇宙对人的提问的回答并不等于宇宙本身。宇宙的内容远远大于因提问而回答的内容。
理解世界，从很早的时候起，在各种各样的文化中就发生了，现在还在发生，将来仍会发生。然而，从整体上，人何以能够理解，每一具体的理解何以是这样的理解，却并不是很好理解的。因此，1966年，海德格尔在一个希望自己去世后才发表的访谈里，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
这时，就可以理解，爱因斯坦在追求统一场中，内心有一个上帝的信仰。也可以理解，力图去把握科学和逻辑把握不了的Being（存在）的海德格尔，感受需要一个上帝的救渡。所谓的上帝，就是西方哲学和科学从逻辑上需要的那一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宇宙的整体性。而这个作为绝对整体的上帝却是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所无法证明的。这样——在理解的同时，这一理解本身并没有西方科学和逻辑所要求的充足的理由。正是在这一西方思维的困局中，爱因斯坦发出了他的名言：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乃宇宙是可以理解的，这句话可以反过来：宇宙是可以理解的，乃是宇宙中最不可理解之事。亲爱的读者，您知道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吗？
五、从四句西方哲学名言的进一步思考
苏格拉底的名言，道出了西方哲学的根本：只有经严格逻辑的审查和反思而来的知识，才具有确定性、明晰性、可证明性和可证伪性，才是“真知识”。德尔图良的名言，透出了西方哲学由苏格拉底而来的特质，必然把世界分为已知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从而必然让西方哲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看到荒谬和恐怖，进而产生对哲学进行补充的基督宗教与之同行。维特根斯坦的名言，突显了西方哲学在确立了逻辑、因果、必然、本质的权威之后，其对立面——非逻辑，非因果，偶然、非本质——也会产生出来，并终会昭示自身的独特位置。爱因斯坦的名言，显示了西方哲学和科学在宇宙论上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必然要面临的困境，而且无法解决这一困境。
当以上四句哲学名言把西方哲学的特质突显出来之后，如何从世界不同文化的哲学，特别是从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西方哲学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重建，显得重要起来。（文/张法，来源：哲学基础）
作者简介
张法，男，毕业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博导，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30多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度），第六届、第七届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2008—）。主要研究美学与思想史，独著有《美学导论》等22部，合著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论》等5部，主编有《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9（艺术学卷）》等6部。马工程教材《中国美学史》首席专家（主编）、《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等4部著作入选国家级外译项目（英语，俄语）。独著《中国美学史》《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有韩文版，文章300多篇，16篇为《新华文摘》转载，12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美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