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济南大儒周永年
“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致力于书籍编纂与阅读推广的清代济南大儒周永年，正在重回公众视野。经过一众学者专家的多方考证论述，由周永年倡导创办的“藉书园”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这一观点正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今年山东“两会”期间，山东省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孟鸿声以提案的方式建议，“修复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藉书园，赓续山东文脉，建设书香山东”。随着岁月的浮尘被轻轻拭去，一段并不算久远的文化记忆，正被悄然叩响。“藉书园”所提倡的“与天下万世共读书”之精神，与当下的文化语境产生了新的和鸣。
▼孟鸿声为纪念周永年所作作品。
解读周永年，读书人的精神
周永年，字书昌，又字书仓、书愚。而其人其事，终其一生竟与“书”密不可分。
清雍正八年（1730年），周永年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居所位于济南东流水街（今五龙潭公园内）。他自幼好读书，“方四五岁时，过书肆，遽出荷囊中物购《庄子》”。少年时，他在佛峪林汲山房读书，后又在泺源书院沈起元门下求学。沈起元撰文记载了这位学生读书的情形——“百无嗜好，独嗜书。历下古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
学贯儒释道三家的周永年，在弱冠之年便已经“名噪齐鲁间”。后来奉诏入京编修《四库全书》，为文化道统的存续梳理竭尽心智，做出了不凡的贡献。与他交往共事的，不乏纪昀、李文藻、桂馥、翁方纲、戴震、章学诚等名士。然而与其他大家不同的是，周永年谦和内敛的个性让他少有诗文传世，只留下了作品《儒藏说》等十余种，以及编纂作品《历城县志》《泰安府志》等，还有一本总结前人读书方法的《先正读书诀》。
而他笃实力行的另一个方向，就是私书公读。他认为个人藏书总是有局限，“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希望倾尽个人所藏，“与天下万世共读书”。
为此，他与好友桂馥在济南创办了“藉书园”（也作“借书园”，即可以来借书的园子），并在自己入京后，将藉书园也搬到了北京。筹办此书园，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和财力。如同他少年时典当衣服购书一样，他将所有的积蓄都用在搜罗书刊之上，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内心充盈但衣食不丰的晚年。而他留下的藉书园，因为周氏后人外出为官的原因，几经兴废，终在百年时光中湮没无闻，只留下史料中的只言片语。
他一生并无鸿篇巨制，也缺少名诗佳句。所以除却一些专业研究者，鲜少有人能对他的生平事迹详述一二。然而兰因絮果，皆有始终，近年来关于周永年及藉书园的研究关注，渐渐升温。从老一辈的王绍曾、徐北文等专家，到近年来的侯林、尹承、李关勇等学者，都对周永年的史料进行了考证和发掘。
2023年初，文化学者侯林、侯环在媒体发表了关于藉书园研究的最新考据。作者从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一则题跋中，找到了对藉书园的直接描述。何绍基因为和周永年的孙子周宗照过从甚密，常常到周家的藏书楼去谈论诗文。因此记下了当时的“朗园”，即早年藉书园的样子，“园中列屋十九间，皆以藏书。箱案羾屋梁”。侯林对济南本地文化研究很深，在对泉水诗的研究中，探访了大量的史料，此番所得源于辛苦查证，并非妙手偶拾。
更早一些时间，媒体人出身的刘国胜，以一篇学术论文《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考》，为自己的研究生涯做了阶段性总结。此文参加2022年中国图书馆年会论文征集活动，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22年卷）。这也意味着，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这一结论，步步被图书馆学界所接纳。
更有意味的是，刘国胜在济南东部运营着一家名叫“藉书园”的书店。每天这里总有不少人对坐读书，围炉煮茶，与周边的熙攘街市相比别有格调。刘国胜认为，此“藉书园”，只是希望存续周永年的初心和精神。
无论是在资料中钩沉辑佚，还是现实中身体力行，都让阔别济南视野许久的藉书园，在今天找到了现实凭藉。对此孟鸿声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书院之价值重构，连接历史现实
刘国胜接触周永年，源于欧阳中石、梁修等老先生们的启发。多年前他对山东文化名家的系列采访中，几位名家都提到“济南人不要忘了周永年”。由此，刘国胜怀着一份嘱托，开启了他对周永年的探访之路。他从《清史稿》《章学诚遗书》《济南府志》等古籍留下的周永年原始传记和周永年编纂过的《历城县志》《泰安府志》《济宁直隶州志》《先正读书诀》《贷园丛书初集》《制艺类编》等文献资料入手，又结合当时周永年的好友同僚对其描述，历时八年创作完成26万字的《周永年传》。
后来，在原济南文联主席、文化学者邹卫平建议下，刘国胜完成《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考》学术论文。该论文又经过了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杜泽逊审阅，从立意到考据都经得住推敲。
孟鸿声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为书香济南找到了新的文化根基。而传统书院，在当下的城市发展中，急需开掘出全新的价值。
孟鸿声曾经造访过很多地方的书院，在他看来，传统书院可以看作一个城市文化的巨大容器，既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又具有活化应用价值。“近到青岛的康成书院，远到长沙的岳麓书院，再远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都是构成城市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而且，现实中都得到了全新的再造，成为城市文化的崭新亮色。”身为著名书法家，孟鸿声本人一直高度关注文明的演变与流向，早在2006年，他就发表《反哺稷下》论文阐述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各自文明中同归殊途、一致百虑的“轴心突破”，并做出了这样的论断：“现代文明的东方转向，必然不能绕过临淄稷下学宫，因为稷下学宫是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第一次中国精英文化大集结，是现代性世界文明回归反哺的思想家园。”
十多年后，时代的发展更加印证了孟鸿声的预判。他认为，如今我们倡导的文化“两创”“两结合”，以及四个“讲清楚”，都需要对传统文脉进行重新认知和深度发掘。“书院在文化赓续中，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里拥有书院，可以留住当地的精神历史，让传统文化的修习有容纳之所。向未来看，对于文脉的传承依然有着现实作用。”
具体到藉书园本身，孟鸿声认为周永年借助藉书园，开启了把私家藏书“广之于天下”的实践。在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其举动是原创的、首发的，称得上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和重要地位的文化标杆，是值得全人类珍视的文化遗产。因此他在两会提案中建议，在藉书园原址，济南五龙潭公园贤清泉北侧，根据目前建筑格局进行适当改扩建，尽可能恢复藉书园旧貌并正式挂牌，让藉书园这一埋没已久的文化地标重新出世。包括在与藉书园相关的、目前位于大明湖南岸的“朗园”中，增设藉书园以及周永年相关的文化内容，向外地游客更好地展示、推广。
立足文化原点，方能涵养“正根”
一座“藉书园”跨越两百多年时空，周永年与他的同道伙伴，与今天的济南学者相隔时光之河，遥遥相望。
根据记载，藏书达十万卷的藉书园，从藏书数量来看远超同期的江南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诸家，为全国藏书之冠。在当时，代表着济南这座城市，甚至整个齐鲁大地博大精深的文化气象。
然而，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着周永年倾尽毕生之力，编修经典组建藉书园？研究者认为，这固然离不开周氏的门风与家教、学养和秉性，但从根源上说，还是周永年那种超越时代的洞察力。
与周永年合作开办藉书园的桂馥，是他的知交挚友。在他笔下的描述中，周永年“自谓文拙，不存稿”，但在谦和的外表下，却有着极高的文化审美标准。桂馥少时聪明过人，涉猎广泛又好发议论。周永年规劝他要构建坚实的经学基础，“涉猎万卷，不如专精一艺，愿君三思”。最终桂馥专心治学精研经义，成为一代名家。
刘国胜在写周永年传记的时候，读到这些史料，每每感慨不尽，甚至情难自已。他认为，周永年说的“天下万世”都是自身无法超越的时空阻隔，但他仍然试图燃尽微小的自己，用一座书园的方式，让自己的“道”可以兴于天下，器宇之伟超乎常人。“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孟鸿声则认为，周永年的低调务实，完全无法掩盖他自身的光芒；而对其研究越深，越能发掘出他的特质。“可以说，周永年关于藉书园的设想和架构，堪称文化阶层的先觉者，对于今天的文化复兴仍有借鉴意义。”
“观诸历史，文化思潮的跃进，常常与经典的重构与解读紧密关联。”孟鸿声表示，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来自于对古希腊文化哲学的回顾，宋明理学思想也源于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文化复兴，同样离不开对传统经典的发微应用。而早在两百多年前，周永年这种矢志不移的探索精神，给后世的文化传承和公共阅读，点燃了光明的火炬。
在平时的书法艺术创作中，孟鸿声也特别注重“正本清源”的价值。“唯有无限贴近文化原点，才能发现根在何处，才能拥有真正的艺术自信。”他建议，对于藉书园的品牌，更要得到活化利用，在济南各地建设文化综合体或者“城市书房”，以适合当代人生活习惯的方式，提升城市文化浓度，推进建设书香济南。
消失于历史风烟中的“藉书园”，正在渐行渐近。（来源：齐鲁晚报 记者：李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