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教授徐超：回到造字之初，追寻汉字的美和智慧

饶宗颐曾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者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旗帜。”汉字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意义，于此可知。而有关古汉字的学问又太高深，研究的人也太少。汉字发展几千年，中国幅员又如此辽阔，不同时期和地域的用字情况极其复杂，“一边用，一边造，一边淘汰”，想要说清楚其中情况，何其艰难。

徐超先生于是决定用一种特别的写法来写这本《大美汉字》，上编《古汉字入门浅谈》，深入浅出地介绍古文字知识以及认识古文字的基本规律，指导读者从认识一个字形开始，通过滚雪球的方法，逐步认识10个、20个，以至更多。下编《100个古汉字浅解》，也就是解剖100个“麻雀”。

而所谓的“认识一个字”，当然不仅仅是知道这个字的读音和基本意思，而是“设想造字之初，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造字，又是怎么造的字”。在徐超先生看来，这就需要以严肃、严谨的学术为根基，进行合理的推想，“比如根据’合理推想’，古人造了‘人’字，当然也会关注构成人的耳鼻口目和四肢。因为表示这些意义的基础字形，后来作为构形部件被大量运用，所以认识这些基础字形，对今后不断扩大识字范围就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原初性的一个字，会滚雪球般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字。”这种“滚雪球式识字法”，不仅能让人明白一个字最初的来由，还能由此知道古汉字发展的一些规律。

如“安”字，徐超先生在书中列出了“安”字在甲骨文中的四种字形，在金文中的七种字形，以及小篆字形，并结合字形分析道：“（安）最初的字形像屈膝而坐的女子，女子臀部下方有条短小的斜线，表示女子臀部安坐在脚跟，以此体现安处、安宁的意思。至于这个斜线是指事符号，还是表示坐垫，很难确定。后来在这个字形上面加‘宀’， ‘宀’在古汉字中是房屋纵剖面的象形，原字形上面加‘宀’的意思是表示女子在室中安坐。战国晚期的金文又在原字形的下面加‘心’作意符，强调心里安宁，便又加深了一层意义。有意思的是，那条附加的短线一直延续到小篆时代才省去，这一方面说明汉字的传承性很强，同时也说明小篆确实有删繁就简的功劳，体现了汉字发展的正确方向。 ‘安’在铭文里有时表示安宁、问安的意思。”

冯友兰先生的读书方法是十二个字：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沈从文先生的古代文物研究被人看成是“抒情考古学”。他研究的是物，但“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徐超先生表示，他的写作遵循这两位学界前辈的思路，尽量化深奥为平易，化繁杂为简明，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引导读者通过书中知识，跟随古人造字的过程，感受先民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进而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激发自身的创新思维和创造精神”。

而美的智慧，创新的精神，很多时候是在知识之外的，因此徐超先生也希望读者在读此书的过程中，要有质疑精神，“有人将未知世界画成一个黑色的球，而已知部分不过是划过其中的一条白色细线。谁能突破这条细线，谁就有机会触及未知世界。这固然是说突破之难，但同时也意味着人人都有机会发现和突破。有人说古汉字考释主要靠猜，但其实真正靠的是学问，而学问是个无底洞，所以本书鼓励学习、研究、质疑、探秘，并鼓励将此精神推广至所有知识领域。有时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可能比从中获得具体的知识和结论更加重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身为著名书法家，《大美汉字》下编收录的100个被释字，都附有徐超先生以金文或金文风格创作的单字书法。为了美观和体现“作品”的完整性，在每一单字书法的左下角还盖印以代表书者落款，印文有静斋、三籁堂、三摩帝书屋三种，都是作者的斋号。“三籁”指天籁、地籁、人籁，用作堂号是取法自然之意；“三摩帝”则是梵语“三昧”的另外一种译法，用为书屋之名是取读书做学问都要息虑凝心之意，与“静斋”意义相近。

专门为这100个字创作书法，也是因为徐超先生觉得，对普通读者而言，很难从古老的铭文拓片中看出一个字的笔画起止，“写出来，就能让读者一目了然，从而深切理解一个字点画之由来。点画之间，往往流淌着汉字的基因，写出来能让读者更容易看懂这种基因，并清晰窥见汉字的演变规律。”一种温度于是氤氲书中，那是作者面对古老汉字时涌动于内心的温情，也是他面对读者的一番深情厚谊。

在徐超先生看来，书法之美当然不仅仅是视觉、形式和艺术，而是凝聚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他欣慰的是，《大美汉字》是自己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古文字，里面熔铸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

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古文字的思路和徐超先生的学术生涯不无关系。早在北师大读本科时，徐超就遇到了他喜欢的章（太炎）黄（季刚）学说，对古文字学产生浓厚兴趣。章黄学说特别注重寻根问底，注重古文字从源到流的演变过程。考入山东大学后，导师是殷孟伦先生和殷焕先先生，徐超因而能博采众长，以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根底滋养书法和书法文化，多年潜心学术，遂有正本清源、独树一帜之学术气度。

在北师大时听启功先生讲课，启功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令徐超印象深刻，“启功先生说，字是写出来的”，“这看起来好像是句废话。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汉字的字体变化，正是写出来的。文字是一体一用。写字或者书法，就是用。所以从1996年开始我在山大接着蒋维崧先生带硕士，又和蒋先生联合带博士，带的都是文字学和书法学相结合的方向。蒋先生坚持把书法设在中文系，不像有的高校设在艺术系。书法虽然是艺术，但是写汉字的艺术，其根本、基础和灵魂是汉字文化，书写只是一种技能或者说艺术形态，因此书法必须掌握文字的演变，必须以学术为根基。蒋先生这种重视书法背后的汉字文化，重视学术的思路和启功先生一脉相承，我有幸亲聆两位先生教诲，受益良多。”

正是因为秉持以学术为根本，徐超才会结合音韵训诂形义来研究古文字，才会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视角去全面审视古汉字，也才会多年沉醉于古汉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说起来，这本《大美汉字》正是徐超先生这种学术思路下顺理成章的一个产物。因为收集了一批早期青铜器的铭文拓片，“五年前，开始想要搞明白这批铭文的每一个字，搞清它们的’身世’，准备为它们写个题跋，”徐超说，“开始当然是针对金文的字形特点进行研究，很快我就发现，必须追溯到甲骨文。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产生了写一部有关古汉字普及读物的想法。我想让国学发挥它的青春活力，让更多的人对古汉字产生兴趣。”在这一想法的驱动下，不仅《大美汉字》已经出版，更具学术性的《古汉字通解500例》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另一本《早期青铜器中的文献》也即将定稿。《早期青铜器中的文献》所涉大部分青铜器都属西周时期，且多出于周原遗址，亦即扶风、岐山一带，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徐超先生说，其实岂止孔子，中国几千年来都追求“从周”，都是“从周文化”，因此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源头性文化。基于此，《早期青铜器中的文献》并未止步于对铭文的解字释义，而是让文献“说话”，从文字、文化以及书法等多个角度对铭文进行了解读。毫无疑问，这样的解读能让读者获得对传统文化更立体、更全面的理解。（来源：新黄河  记者：钱欢青  摄影：刘梦冬）

徐超作品欣赏

艺术家简介

徐超，字逾之。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字与书法方向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书协顾问，中国书协第四届学术委员。书法和书法研究得益于启功先生和蒋维崧先生。1945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64年考入北京师大中文系读本科。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4年至1989年兼任中文系副主任，1995年至1999年兼任山东《书法艺术报》特聘副总编。1996年由训诂学方向改招文字书法学方向硕士生，继招博士生。2001年至2006年兼任特聘教授蒋维崧先生的工作助手。2001年获山东“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家”称号。2006年获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将二等奖，2007年获山东省书协学术研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