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10日，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走进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也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沈从文此行，是以历史博物馆工作者的身分出差南下，济南是行程的第一站。接触当地有声望的老文化人，这是其一；其二是看文物；再就是，看“街上一切，给人印象有些别致。”
沈从文心情不错，甚至说得上是兴致勃勃，他对济南的印象相当好。前后不足六天的时间，他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约一万五千字，细细地描述所闻所见所感。
到的当天，他就注意到，“济南给人印象极深的是清净。街道又干净，又清净。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他还特别注意到济南的“住家”：“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作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青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
看了这些话，也许就能够明白沈从文为什么喜欢济南了。他这个受社会变化的风暴剧烈摇撼的人，从风暴的中心出来，一眼就看上这里生活的静寂，从容，“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他住在山东博物馆，对窗是一座教会，晚上月影从疏疏树叶间穿过，令他产生“非现实”的幻觉；就是早晨被广播吵醒，放的也是好听的交响乐，而不像北京，大清早要人听刘巧儿和小河淌水。
他眼中的济南，除了几座刺眼的建筑，似乎一切都好。
譬如说，饮食，水果。“这里一般饮食似比北京干净，面包和饭馆中的饺子，都很好。水果摊在架子上如小山，如黄永玉父子同来，一定各有领会。小儿必乐意挑选最大的梨子石榴回家，父亲呢，却希望把这个摊子作背景，为作买卖的老头子刻个彩色木刻。我还没有见到一张彩色木刻，比我所悬想的永玉来刻这个果子摊那样动人。果子也干干净净的，比北京好，不知何故。到处如画有诗，可惜我不能动手。”他在趵突泉附近的小馆子吃饺子和馄饨，惊异于“馄饨皮之薄，和我明朝高丽纸差不多，可见从业人员对于工作之不苟，也可见生意必不太忙。味道也比北京一般小馆子好。”
譬如说，小街上墙边剃头摊，“清水洗头，向阳取耳”，和一百年前差不多！剃头的“得心应手”，可得“庖丁解牛”之乐，被剃的“目闭口张”，可得“麻姑抓痒”之乐。
平平常常的一切，他都看得很有兴味。市场上的说书处，黄黯黯灯光下出租小人书的小铺子和翻书的大人小孩，图书馆的书架，旧街饭堂盘子“摆得极有错综之美”，绿色琉璃砖和浮雕花朵值得本地艺术家学习，还值得北京来取花样，等等等等，仿佛什么都入眼，什么都能引起感想。
在千佛山崖前，他买了一件艺术品，费钱五分。
他当然还注意到了人。
“在这里街上看到的许多中小学生，有一个特点和北京不同，和我却有一点点相同，就是头发通长长的。”他随手就画了个像，旁边写：“小学生长得眉清目秀头发长”。到师范学院那天，更证实，“长头发同学当真相当多！无怪乎乡下中学教员，多是头发长长的！有些人头发长而上竖，如戴胜一般，决不是无心形成，还似乎有点时髦味道，大致平时必有什么名教授也这样，相当用功，所以弟子们不知不觉也受了点影响。”一向对时髦看不大顺眼的沈从文，对此的评价却是，“这里有一种淳朴之风流注，很可爱。我说的是包括了戴胜冠式的头发和其他一切。”
最有意思的是，医学校的女生让他浮想联翩。
十日傍晚，附近的医学校散学，“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地当真一队一队从我前面走过。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脉脉含情地走过，我估想在学校附近，也必然有这种未来诗人或第一流大医生，等着那些年青女孩子走过，而这些女孩子对于那一位也全不在意。”他想起了但丁有名的文学典故及其蕴涵的深邃感情，此时，他不做文学家，已经好多年了。
这天晚上，他去看了场电影，印度的《流浪者》，回来的路上，碰巧又是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谈文学，谈电影，“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件新棉军服看年青女人的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那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她们十五六岁时影子，十分清楚。”而眼前的这些女生，他真想看看她们怎么恋爱，怎么斗气，怎么又和好。
在济南的最后一天，早晨起来，沈从文给妻子写信：
“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张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