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营航天企业，能否复制“SpaceX“的奇迹？中国商业航天是否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刻？在这背后，到底还有哪些隐忧和机遇？
SpaceX于北京时间5月31日首次利用载人龙飞船，成功将两名NASA宇航员送入太空中，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造了历史，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距离实现他的火星野心又迈了一步。
自成功发射入轨之后，该公司的另一个“星链”（Starlink）项目正加速推进。就在6月13日，SpaceX成功完成了第九批58颗“星链”卫星入轨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即日起SpaceX开放服务测试申请，允许潜在顾客申请接收星链项目的更新信息，并获得参加星链服务公测的机会。
开放星链服务意味着，太空中的卫星互联网服务不仅用作商业和政府用途，而且直接朝着消费者业务迈进，“卫星宽带服务”离我们每个人变得越来越近。
SpaceX取得的重要成果，提振了全球商业航天从业者的士气。可以这样说，SpaceX这家民营公司，仅用时18年，就成功验证了“商业航天”的多种商业化模式。
除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近年来也掀起了一阵商业航天的热潮。过去6年，中国民营航天企业从无到有，突破整个商业化过程。经过时间的积累，技术的进步，民营航天创业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资本也在大力助推。
随着SpaceX的商业化来到了一个全新赛点，中国商业航天也需要面对这样一道重要课题：我们的民营航天企业，能否复制“SpaceX“的奇迹？中国商业航天是否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刻？在这背后，到底还有哪些隐忧和机遇？
政策指引，融资千万，
中国民营航天商业化刚起步
商业航天离不开政策，SpaceX的起步同样离不开美国国家航天政策的逐步放开。
据期刊《国际太空》刊载的多篇论文回溯，早在1978年，美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国家航天政策和民用航天政策，之后又颁布了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的国家航天政策。
1988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宣布了一项经过修改的《国家航天政策和关于商业航天活动的15点建议》，对航天商业化工作予以大力扶持，首次把商业航天活动从民用和军用部门独立出来并予以正式承认。
1991年2月8日，美国前总统布什签署了新的商业航天政策，这一新政要求政府机构鼓励商业航天企事业单位发展——只要商业航天的活动与国家活动和外交政策的利益一致，与国际和国内的法律义务一致，与政府的政策要求一致。
而到了近十年，美国对商业航天的积极促进又上了一个台阶。
2010年6月28日，美国政府公布了新的《美国国家航天政策》新政策致力于增强美国商业航天工业，以重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
在这份政策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使美国航天工业在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这份政策中还承诺政府部门与商业部门是合作的关系，不是竞争关系。同时提出将实施各种刺激机制鼓励航天活动商业化的发展。
随后，2013年11月，美国《国家航天运输政策》出台，提倡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大力发展低地球轨道商业航天运输能力。2015年11月，美国国会又通过《美国商业太空发射竞争法案》，法案规定，未来8年政府将陆续给国内商业航天公司派发执照，允许私营航天企业进入外太空探索。
除此之外，美国还配套颁布了多项税法、投资法案等配套法案保护商业航天企业发展。
反观中国，在政策层面，商业航天这一领域开放的时间就比较晚。
2014年11月底，国务院印发《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民用遥感卫星数据政策，加强政府采购服务，鼓励民间资本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提供市场化、专业化服务。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卫星导航地面应用系统建设。
这意味着，原本封闭在“国家队”中的航天领域设备、发射技术，允许以市场化的方式，逐步开放给民营企业，造星在成本与技术上的门槛大幅降低。
几个月后，在军民融合政策的影响下，以翎客、蓝箭、零壹为代表的第一批民营航天公司开始创立。从此刻起，中国商业航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经过6年的不断努力，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风险投资纷纷进入这一领域，民营航天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大力开拓市场空间。
但尽管是这样，中国商业航天整体发展阶段还处于早期，距离美国仍然有很大距离。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国防业务部副主任刘富荣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总结道，美国的商业航天已经先后经历放松管制、开放竞争两个阶段，进入鼓励商业航天优先发展的3.0阶段。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商业航天体系，这不仅包括政策、管理等宏观环境，还包括供应链健康、产业链完整、竞争高效的产业体系。总体而言，中国商业航天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至相当于美国从放松管制到开放竞争的1.5阶段。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都已迈入初始注资阶段，在册公司超150家。其中，零壹空间、蓝箭航天、天仪研究院、星际荣耀、九天微星均已顺利进入B轮融资，融资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钛媒体App梳理了部分中国民营航天领域头部创企，融资信息表格如下）。
从技术路线上来看，SpaceX公司几乎覆盖了所有商业航天公司需要触及的领域：猎鹰系列的（重型）运载火箭以及火箭发动机研制，龙飞船系列载人/载货航天飞机（星际飞船），和低轨道星链卫星。但如图所示，中国大部分商业航天公司无法覆盖如此全面的业务，他们大多选择沿着两大路线方向——火箭和卫星，分别发展。
部分中国商业航天创企融资信息表格，数据来源 钛媒体TMTBASE数据库
前国家高技术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航天技术专家黄志澄曾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表示：“国内太空创业主要集中在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两个板块，涉足太空旅游、空间站和太空资源开发等项目的民营企业较少，与国际同行相比存在差距。”
尽管随着资本的强劲推动，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发展迅猛，但从商业化层面来看，中国的商业航天短期内仍处在行业发展的萌芽阶段，短板依然非常明显。
中国民营航天商业化因何受“困”？
在过去六年间，中国民营航天从无到有，从零开始起步，到如今，资本、产业全面激活。尽管民营航天也曾有过多次成功发射案例，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民营航天企业仍处在发展初期阶段。虽然技术已逐渐成熟，但是民营航天商业化道路几乎无从谈起。
在这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上，由于SpaceX给航天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和想象力，中国民营航天企业正迎头追赶。但起步时间晚、技术尚未完全成熟、政府订单几乎为零，定位难以与SpaceX比较等众多原因，是中国民营航天在迎来商业化之前遇到的困境。
1、中国航天起步时间晚
2008年，SpaceX公司自主设计、制造并发射了世界首个由私人投资的轨道级液体燃料火箭“猎鹰1号”，完成了全任务时长（178秒）的测试点火。
2018年，SpaceX再次成功发射了全球首个载重量最大的民营火箭Falcon Heavy（重型猎鹰），从而进入全球商业发射市场。
相对于SpaceX公司较早入局民营航天，中国直到2015年才开放商业航天计划，2019年才首次实现商业火箭入轨发射突破。
2019年7月25日，星际荣耀的一枚固体小型火箭“双曲线一号”成功发射，是国内第一家实现入轨的民营火箭公司（“入轨”指将火箭发射至目标轨道上，具备入轨能力是火箭公司进行商业化的前提）。
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中国民营商业航天起步晚于SpaceX。
为何起步那么晚？有业内人士告诉钛媒体App，谨慎是根本原因。
在猎鹰系列还没有出现之前，中国航天圈就已经有人提出“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回收设计建议，使得运载器从地面起飞并完成预定任务，返回着陆后可再次执行发射任务。但当时，这个提议并没有得到响应，而且很多人较为谨慎的看待这个建议。
直到SpaceX利用猎鹰系列运载火箭，将火箭可重复回收使用技术成功实践，航天从业者才真正意识到，这项技术是重大突破性创新，在中国是可以发力实现的。
2017年11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中国发力火箭回收》文章，提出中国需要研发可重复回收使用火箭的技术。但这时，猎鹰已经成功实现商业化运转。
相较于2002年成立的SpaceX，中国民营航天入局晚了整整13年。不管是起步时间上，还是技术发展上，SpaceX都领先了数个身位。
2、技术尚未完全成熟
技术的成功和产品的稳定性，是航天领域商业化的一个基础。
2018年10月，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一号”运载火箭在升空402秒后，三级出现异常，导致其搭载的“未来号”卫星未能按照预定计划入轨。
2019年3月27日，零壹空间研制的“重庆·两江之星”OS-M固体运载火箭，在当日发射升空几十秒后出现异常。火箭一级飞行正常，一二级分离正常。一二级分离后，到了第三级发生故障，最终导致携带的卫星未能按计划进入预定轨道。火箭姿态失稳，发射失败，折戟蓝天。
每一次失败，是很多民营航天从业者都感到十分惋惜的事情。这种失败，不仅仅是在商业航天企业之间引起讨论，更会在整个行业引起波澜。
蓝箭航天、零壹空间研制的火箭发射失败，只是近几年商业航天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在整个商业航天产业链中，商业火箭能否实现成功发射，并将卫星载荷送入预定轨道，是验证火箭技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若技术上不成熟，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就很难实现“商业化”。
客观来看，SpaceX至今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错。2010年3月9日，SpaceX进行了一次静态点火测试，发生云雾事件。2015年6月，在CRS-7任务中，猎鹰9号运载火箭发生爆炸事故。但整体来看，先发优势让SpaceX已经积累起强大的技术。
3、中国民营航天难以得到来自政府的订单和技术支持
“美国和中国在商业航天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SpaceX有来自美国NASA的订单，但中国的民营火箭企业目前还没有政府订单。”黄志澄说。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钛媒体App，在单体技术上，中国民营航天和SpaceX相差甚远。由于中国对于民营火箭的发射评估较为谨慎，导致航天公司不仅起步时间晚，而且火箭发射机会少，这无疑影响了中国民营航天领域的商业化发展。而SpaceX获得了大量政府订单，从资金和发射机会上都远远领先于中国的民营航天。
SpaceX的成功离不开NASA。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渊源错综复杂。多种原因下，NASA选择将SpaceX作为重要民营伙伴，给予订单和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在2010年，NASA推出了商业航天员计划（Commercial Crew Program），利用商业运输的能力，将美国的太空计划商业化，通过订单方式与商业航天企业进行合作。SpaceX是其中最受益的民营企业。
黄志澄曾在采访中解释过，由于美国国情原因，NASA是由美国国会拨款的政府科研机构，其技术研发带有公益性质，与企业不构成竞争。美国航天领域也没有国营企业，波音、洛马等老牌公司效率也不是很高。自“亚特兰蒂斯号”（STS-135）航天飞机于2011年退役后，美国送航天员往返空间站都要依赖俄罗斯飞船。在这样的背景下，NASA开始助推SpaceX的崛起。
截至2016年，SpaceX共获得NASA授予的商业合同金额超过46亿美元。
此外，NASA还将多项核心技术转让给SpaceX，将核心技术骨干派驻至SpaceX，保障其技术研发的成功率。
据联邦采购数据库（SAM）统计，目前SpaceX的私营订单和美国政府/军事订单的比例，几乎是1:1持平的。SpaceX的客户除了铱星、Facebook等本土企业之外，还包括外国政府和公司，比如哈萨克斯坦政府、泰国政府、土库曼斯坦政府、欧洲公司Eutelsat、亚洲卫星控股等。
SpaceX投资人，硅谷Fusion Fund创始合伙人张璐对钛媒体App表示，若SpaceX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订单，这对于该公司本身的健康发展、收入和利润，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
相比于SpaceX能够长期得到NASA的订单，目前，中国民营航天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类型的订单。
航空领域专家，微信公众号“小火箭”的运营者邢强博士曾指出，政府订单或者大型低轨星座订单，在目前以及今后多年时间里，依然占总发射订单的大部分。因此，中国商业航天产业与国家重大项目的联动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有着深远影响。
为何中国民营航天企业无法得到政府订单？这背后更多的还是价格竞争力原因。
SpaceX赢得政府订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价格便宜+高频次发射，这是民营航天企业在市场里企稳的立足点。但在中国，“国家队”的航天产品已有价格优势，民营公司想把发射价格进一步下探的空间显然不大。
2017年底，中国航天科工四院方面曾表示，快舟1A运载火箭的每千克报价不到2万美元，快舟11型运载火箭（KZ-11）报价每公斤甚至不足1万美元，国际商业发射小型运载火箭每公斤高达2.5万到4万美元，整体来说，快舟系列的价格更具竞争力。
钛媒体App了解到，由于技术成熟度逐步提升，目前商业运载火箭、低轨道卫星的报价慢慢在下探，但整体价格也远高于快舟系列和SpaceX。
有业内人士曾表示，与快舟系列相比，中国商业火箭/卫星价格目前已不具竞争力，且成本高昂，发射成功未知，“民营火箭在成功发射运载火箭这个前提下实现成本的大幅下降，我认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SpaceX在2002年就成立了，但直至2008年才初步成功，国内的民营火箭企业或能缩短这一周期（取得成功），总体来说困难重重。”
SpaceX的猎鹰火箭升空测试
蓝箭航天CEO张昌武则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直接指出，国家队的长征11号和快舟系列的运载火箭珠玉在前，民营企业很难比它们更便宜，因为本身有很多配套就是来源于国家队。
中国航天的“国家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黄志澄指出，两家集团手握最核心的技术、大批人才，以及地面发动机试车台、大型振动试验台等基础设施，这都是国内民营航天企业所无法企及的。
加上近年来，两大集团分别推出的快舟、捷龙系列小型固体运载火箭，直接深入商业航天发射市场。
黄志澄强调，国内航天领域的核心人员都在体制内。因此，民营航天企业对于人才资源一直“求贤若渴”的态度。
事实上，民营火箭公司的核心人才主要来自国家队，但“国家队”显然不愿承受人才流失之痛。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院长刘志让曾对《科技日报》表示，从宏观层面来说，人才不管在央企还是民企，都是为中国航天出力。但由于人才流动而带来的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让人担忧。
因此，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很难得到政府订单，技术设备在“国家队”，核心人才在“国家队”，面对“国家队”的快舟系列，民营火箭在发射价格上并没有明显优势，很难有价格的竞争力去做长期的政府订单发射任务。
“绿叶”，是对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所处定位最好的解释。
4、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和SpaceX的定位不同
黄志澄认为，中国民营航天前途光明，但道路非常漫长，背后的“困境”，无不跟“国家队”有关。
商业航天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与传统航天存在很大的不同，商业航天不是简单的将产品推向商业市场，而是采用全新模式重构商业要素和商业模式，通过话语权掌控整个未来发展。
但是，中国民营航天企业和SpaceX的定位并不相同。SpaceX与NASA之间其实是“客户与伙伴”的关系。而天仪研究院创始人兼CEO杨峰是这样形容中国民营航天定位的：“国家队更多承担了重要的国家研发任务，我们（民营）更多承担的是小快灵的科研服务，是国家队的补充。”
这种定位，是中国民营航天企业追赶SpaceX的最大挑战。
张璐对钛媒体App表示，美国属于最早把航天工业开放给民间的国家，更加放手的去让马斯克等创新公司进入市场。民营企业创新，无论从创新速度，还是资本效率应用，都会好很多。所以有时候大家想去复制硅谷，但发现很难，就是因为硅谷有其独特的包容文化，多样的创新思维和发展路径，以及优质的资本环境。而中国的航天领域，更多还是国家战略层面做主导。
因此，与美、欧等传统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空间信息产业化水平总体不高，中国民营航天施展拳脚的地方并不大，并且缺乏像SpaceX这样有国际影响力的头部商业航天企业。
另外，管理方式存在短板，中国航天企业估值低，长尾效应明显，上游议价能力弱，资本短期化、泡沫化等问题，也是中国民营航天不断发展背后的隐忧和困境。
中国科学院空天飞行科技中心主任杨毅强曾对新华社表示，存在个别企业热衷于纯概念炒作、击鼓传花式资本炒作，有的甚至借商业航天之名，变相跑马圈地。最终直接导致技术创新困难，陷入僵局。
从融资和公司市值角度来看，今年3月，SpaceX公司完成了新一轮融资，累计融资规模已超过5.67亿美元（约人民币40.26亿），SpaceX最新估值约为360亿美元。这一估值，至少是10家中国民营航天公司市值总和。
星际荣耀副总裁姚博文则一针见血的指出：“目前整个行业急需一份让人信服的答卷。”
中国民营航天背后之“喜”：资本仍在推动，卫星互联网或成新风口
2015年，谢涛创办了九天微星。
尽管当时已有政策指引，但资本市场稍显滞后。所以直到2016年，谢涛才获得天使轮融资。
谢涛对当时投资过程印象深刻。那时的他几乎处于绝望状态，公司一直没有获得融资。面临社会大众的不理解，很多人对于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抱有质疑的态度，投资人看好的也不多。
在一次西安的路演中，他首次与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博士接触，由于技术上相谈甚欢，促使谢涛第二天就拿到了投资意向书。九天微星也成为中科创星决策最快的、第一批投资额过千万的天使轮项目。
谢涛在“2018全球创投峰会”上是这样形容投资人米磊的：“他是我们的天使，真正的天使。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在黑暗中见到了黎明。”
“创业早期风险很大，试错成本非常高，好不容易融到一笔天使轮，发一颗试验卫星就把这些钱全花掉了。”谢涛说，当时为了能回收一些成本，九天微星在研发过程中想尽办法增加可以商业化的项目。
同一时间，资本开始频繁注入商业航天整个赛道。
2016年7月，天仪研究院获得了数千万人民币的天使轮。2017年，至少有17家企业融资额度超过21亿元，仅星际荣耀、天仪研究院融资金额接近亿元。
到了2018年，商业航天迎来繁荣景象。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投资商业航天的机构数目从2015年的24家增至2018年的90家。据估算，中国商业航天领域企业的总融资金额已超千亿元人民币。
资本升温，并非偶然。
实际上，天仪研究院已完成10次太空任务，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制的卫星“潇湘一号”在内的共计18颗卫星。九天微星也成功发射了8颗卫星。而零壹空间也于2018年成功实现中国首枚民营自研商用亚轨道火箭首飞。
在多次得以自证之后，商业航天公司吸引了数家知名基金纷纷投注，包括经纬、华创、高榕、晨兴、顺为、源码等基金公司均有出手。
在资本的助推下，包括火箭、卫星在内的头部创业公司估值已超30亿。
从长期来看，随着行业法律法规政策的持续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称“新基建”）政策的落地实施，商业航天产业仍存在很大机遇，面临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自2020年开始，“新基建”成为热词，卫星互联网迎来“政策性春天”。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概念范围，卫星互联网被纳入，与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一同并列为信息基础设施。把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工程，被业内称之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随着行云二号01/02星的发射升空，以及北斗三代导航星座收尾，天风证券分析认为，卫星互联网、北斗等天基系统建设和商用机遇，或将成为新的风口。
天风证券高级分析师李鲁靖曾预测，2021年全球将有可能出现22.5亿美元的卫星制造市场，到2028年，中国卫星互联网总收入可达580.5亿美元（3993.84亿人民币），突破500亿美元量级大关。
在这样的市场前景下，民营航天将再次迎来新机遇。
2020年5月14日，九天微星宣布完成B轮融资，为国内已披露的民营卫星公司最大单笔投资。谢涛对媒体表示，投方之一的北京国富资本，跟踪接触九天微星近三年，再度上门之时，投资意向十分明确，最终15分钟敲定。
在这背后，不仅仅是资本看到希望，更是新基建引发的连锁效应。
谢涛表示，未来五年一定是卫星互联网最大的机会。新基建将给民营企业带来制造、发射，目标、客户等需求，商业模式正逐渐清晰起来。他形容，纳入新基建是分水岭，之前五年是游击战，而现在是落地期，进入阵地战，“步入扎扎实实的落地期，开始推动应用场景落地”。
受国家“新基建”政策催化，九天微星将利用融资来强化宽带通信系统研发能力，加速地面终端产品投产等基础建设。并且，公司将在加快全产业链布局的同时，积极对标国际先进，大力开展前沿技术预研。
张璐在接受钛媒体App采访时表示：“我觉得这些中国商业航天公司都非常聪明，他们可以去把整合这部分做得很好，既可以去依托于国家的力量，又能运用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去做很多创新性探索。所以，中国商业航天还是有非常巨大的潜力存在的。”
张璐强调，中国一定会出现很多非常优秀的商业航天企业。（林志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