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老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艺术追求，您的作品更加成熟。返观您的作品，您是如何看待的？
于文江：我是从山东走出来的画家，对山东有一种独特的情感。我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很顺利地进入山东美术馆，后来调入中国国家画院。这一路走来，也是非常简单的，阅历也谈不上丰富。我的毕业创作《小伙伴》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获奖。此后，第七至十二届全国美展均参加并获奖。从今天的作品来返观以前的作品，会有不满意，但感觉很亲切，也是在不断思考和再认识中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勤于思考与审视自己的画家总会不断反省把握自身，以期获得超越、提高。倘若没有过去的积累，也不会有今天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成熟的作品。我常说的一句话是：画家的一生往往都在考虑两件事：一是思考画什么，二是思考怎么画，包括题材、表现手法和作品意境。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思考，我尽可能不去模仿古人，尽可能和身边的人拉开一定的距离，尽可能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尽可能不去重复自己。中国式的绘画思维总让我生出归依之感，可以栖身寄托似的。我常想，人物画怎样才能画出山水画的幽意与远意，怎么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这是我一直在思考和追求的。
《我心飞扬》170cm×130cm 2017年
《晨祈》170cm×150cm 2011年
记者：于老师，在中国当代画家中，您的人物画独树一帜。对于您作品的解读，大家习惯从表现手法、风格等角度去评价，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于文江：中国画讲求传承，我认为传统永远不是静态的。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灿烂辉煌，今天的创新也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真正的画家能够沟通这种力量，传承文明并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要有对技法的驾驭能力。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山水、花鸟、人物，包括传统绘画中的工笔、写意，其实无须太过泾渭分明。人物画中的人物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融于生活，艺术创作说到底还是生活赋予我们精神世界的情感表达。我一直不断地去完善自己的绘画语言，即无须分辨它是哪种题材。事实上，我的作品更有“本土”的偏执，溪边野花、田间草虫、午后阳光等，都让画中人物有了鲜活的生命力。传统中国画发展到今天，要把最好的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所谓工笔、写意，大写意、小写意，在我看来，它仅仅只是一个名词，区分本身是不科学的。绘画作品中，语言的丰富性本身就是一种多元的挑战，艺术家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观察和表达方式，塑造艺术形象的同时也是在塑造自己的心灵。中国画发展到今天，单纯的笔墨形式已无法满足当下的审美需求，人物造型、用笔设色和光影意境都要适应艺术的发展，语言形式也必然要丰富多彩。
《迁徙》165cm×145cm 2010年
《回家》 170×150cm 2011年
记者：于老师，您2018年创作的作品《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好评，可以谈谈您的创作感想吗？
于文江：接到《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的创作任务，兴奋的同时压力也是很大的。19世纪初德国特里尔城的情景、马克思小时候的样子，没有任何影像资料，我们对他的理解，是像神一样的人物。作为一个画家，如何来表现他的童年？我想，还是回归到一个平凡家庭里，从平凡处见证伟大。通过查阅史料，知道马克思童年很好学，聪明可爱，有号召力。
中国画讲平面构图，但人物、城堡、石头建筑的构造，用平面是无法实现的。欧洲的人文如何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是我思考很久的问题。这幅画我大胆采用焦点透视法来表现建筑的宏伟，只有通过这样的视角才可以把人物放大，人物在画面的前部分，视觉上的距离感、空间感都得以体现，采用大开大合的放射性构图，大量三角形的构成关系在绘画语言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画欧洲的风情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人物服饰、精神面貌等、19世纪德国的城市味道等都要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都要查阅大量资料。这些年，我也是经常去欧洲采风、写生，有了一些创作素材的积累。这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表现了几个阶层：贵族、绅士、劳苦大众。这幅作品是我近期倾心创作，它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与《抗日战争受难的女性》这两幅作品是我目前创作的中国画中最大的两幅作品。但这两幅画又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首先题材不同，前者注重运用色彩，包括天空、城堡、各色人等；而后者注重体现一种苦难，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的耻辱。画中有很多的象征意义的素材，比如狼群，表现的就是侵略者的兽性。这幅画完全是用水墨的语言去表现，除了脸上的肤色，其余部分全是黑白，色调沉闷。创作这幅作品，我的心情也是很压抑的。我相信好的艺术家，会根据不同的题材去发挥自己的绘画语言。
《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
《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190cm×500cm 2018年
记者：于老师，您的艺术之路看起来颇为平顺，实则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您对当代中青年画家有哪些建议？
于文江：我曾经用了大量的时间，按照中国绘画发展史的脉络，对绘画技法和表现语言的历史演变进行细致的研究，我在研究工笔绘画造型语言的同时，对吴昌硕的花鸟画，任伯年的写意人物画以及石涛、石溪的山水画进行了系统的临摹。逐渐加深对中国绘画写意性的认识，写意是中国画的精神内涵，工笔绘画同样具有丰富的写意性。
真正的好的画家，并不局限于特定的题材。对于什么东西最好画、什么东西最难画，是基于对美的一种理解。花鸟画中牡丹最难画，因为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但很容易画俗、画艳、画媚。山水画中最难画的是张家界，因为它美得离奇，美得超乎人的想象，往往让人手足无措，它的美几乎难以表现。人物画中的女性题材，对画家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女性是美的化身，这种美恰恰与美、艳、俗连在一起，所以如何画出格调、画出品味，是画家须要思考的。有的人追求唯美、有的人追求苦涩、老辣，其实在艺术创作中，哪方面的追求都没有错误。风格没有高低，品位、格调有高低。
当代中青年画家对艺术的态度既不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能极端地推崇西方主义。新时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责任感，用自己敏锐的触角感知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的方方面面，从生活入手，全方位去感知生活的多层次和丰富性。对传统文化要持有尊重的态度，汲取营养，并吸取外来文化的经验。当代中青年画家的作品应反映当下的时代，要体现当下人的精神、现代人的理念，这也是中国画的出路，是当代中青年画家思考的关键所在。
《聆听风吟》160cm×138cm 2007年
《午后斜阳》
记者：于老师，绘画是心灵的艺术，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理解和看待的?
于文江：艺术是心灵的表达，艺术关乎心灵。现代人物题材作品主要源自生活，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对写生的高度重视与热爱。我曾去过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去过中国的新疆、帕米尔高原等地，但有时是走马观花，回来以后也没有潜心去创作。但当我真正去采风，去体验生活，表现的欲望反而是强烈的，往往被那些地方的风土、人物所深深感动。
1984年，我的毕业创作国画《小伙伴》入选全国第六届美展，我要求自己在画面中不仅仅简单的描写现象，而是通过笔触、透过现象、刻画形象的更多样的意义。2000年以后，我更加重视深入生活，重视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彼此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艺术因素。《家园》《大红枣》和《蒙山秋》就是我那个阶段的尝试。《旧梦》《聊斋系列》是在不断地尝试扩展，更自然地融合笔墨的丰富性和画面层次感的语言转换，打破工笔画领域长久以来概念化和程式化的表现方式的创作。《我心飞翔》等充满灵感的作品则注重人物美感，更加注重心灵的表达。
绘画是人们心灵的镜子，中国画是讲“诗性”的。静夜独对一朵墨花，一片远山，仿佛自己便是一墨花，一远山。人物画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时代人人格精神和风度气质的体现，艺术没有技巧，技法语言表达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一直把水墨精神注入工笔画创作，把传统的写意材料注入更多的内涵，使之发挥至极致，拓展其语言的丰富性和表现性，使心灵的感悟更好更好地被诠释出来。艺术家只有不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从当下生活中找到新的语言形式，在技法和精神内涵两方面突破，必能创作出无愧时代的艺术精品。
《吉祥高原》260cm×160cm 2015年
《吉祥高原》260cm×160cm 2015年
《印度所见之印度绣女》136cm×68cm 2017年
画家简介
于文江，1963年生于山东烟台，中国著名人物画家。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宁夏画院名誉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文化部现代工笔画院副院长，中国水墨画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理事，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文江工作室导师。
作品连续参加全国第六至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其中获第六、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获首届工笔山水画展一等奖；获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银奖；获第三届全国当代工笔画大展金奖，获首届中国画展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