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国书法比喻成一棵参天大树，那么，数千年传统文化就是这棵大树得以成就自己的广袤大地，是这棵大树安身立命之根源。学院派书家张传旭，出生于人文荟萃的古琅琊，他是吸收着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营养走进书法的，传统书学观念、理论认知、美学追求以及文化认同在他那里趋于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他所立足的文化土壤或曰文化“风气”直接参与着他的文化人格的生成与塑造，这种“风气”对一个人的艺术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风气”落实为“气味”，直接影响他一生的文化认同。张传旭的美学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他的美学气质，他的人文担当，都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
首先，从书法艺术本体上看。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尤其能体现一个人的情感、精神与人格。书法线条的变幻无穷，墨色分布的虚实深浅，知白守黑的辩证世界里，呈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观念、学养厚度和精神含量，最重要的是其人格表征。书法很难遮丑，一点一划皆表露在那里，成为客观的存在。布丰说“风格即人”，这风格其实就是“人格”，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形成什么样的风格。张传旭深受齐鲁大地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思想在他那里表现得极为明显，其书法特点可概括为四个字：正、清、雅、和，这四个字又集中体现为一个“文”字。
作为山东省第一位书法博士，张传旭扎根学院土壤，在传统书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几十年守望古典家园，揣摩各种书体、碑帖，将其用笔之法领会于心，并努力融会以期贯通。宋代米芾极力倡导魏晋书法精神，明代书家王铎亦言“书不宗晋，终入野道”。张传旭深谙魏晋书法美学对于整个书法史的精神影响和当代书法建设的重要性，他的书风是以魏晋为气格，糅合大篆、简牍、隶书、章草和楷书、草书等不同书体的呈现。从美学理念上看，他的行草，以大篆笔法入，以大王立身，取高古之气。他的楷书，以大篆和章草笔法改造钟繇，突破古质，塑造出了一种清和刚正的神采。尤其是他的章草，以汉隶为质，取汉简、魏晋残纸之形，将汉唐书法宽博深沉的精神用天真率性的笔法表现出来，达到一种简约清朗、自然圆熟的书写状态。正统书学立场，加上宽博的修养，以及时代精神的浸润，让他的书法呈现出美学上的多元取向，既具敦实朴厚之气，又有浪漫飘逸之气，既有含蓄沉厚的人文之美，又有烂漫飞扬的自然之美，在凸显书法美学的丰富性的同时，也具备了一种美学上的现代感，这主要表现在他的隶书和篆书方面，在线条布排、空间布局方面体现出了汉字作为书法本身的构成意味和装饰美，从汉字本身的表意功能上，升华出一种现代视觉元素。取法古人精神，又不拘泥于古人成法，张传旭将个人的感情、学养、人生经历尤其是生命感受、时代信息融入创作之中，将书法的多种美学统一于一种不激不厉、平和蕴藉的儒家美学格调，对比今天的时代美学语境，张传旭对于书法的思考和探索，有着相对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书法而言，单纯的“书写”显然同样具备独立的美学价值，它对于身心的愉悦、情感的陶冶、精神的塑造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美学功能，但其“道”的高妙境界更令人向往，必须将书法这个“器”往文化的“道”里放，才有深度和厚度。书法史告诉我们，书法艺术的高级状态是用学问和人格精神共同滋养出来的，单靠才情必定流于单薄，只有用学养来“养”，书法的面貌和气场才能不同凡响。古人在论诗时说“功夫在诗外”，书法也一样，功夫在“书外”，高级的书法必定来自于书法本体之外的人格、阅历、学问等方面的滋养，王国维亦说“有境界自成高格”，只有具备了厚实的学养，人格的清洁，书写者才能升华出人文之“境界”，书法才有走向“高格”的可能。没有人格的栽培、没有文化的大地提供营养，书者仅仅局限于写字，难成大树。秉着“君子不器”的人生信条，张传旭在形而上的层面用功甚深，对于文史哲和美学是下过苦功的，对于传统书学亦用认真扎实的态度进行研究，书法史上的经典书体和碑帖都被他长期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理论的探究反过来又推动着他对书法的思考和对书法实践的探索，金文、简椟、写经、楼兰残纸、历代法帖，都留下他用思考行走的足迹。张传旭之所以这样做，并非要成为一个全能式的书家，事实上，全能书家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他是想让他的书法获得辽阔多元深厚丰美的文化土壤，挖深滋养书法的源泉。
作为艺术之一种，书法同样体现着一种理性控制之下的艺术的“非理性”。非理性是成就艺术的原动力，但单纯的非理性岂非无底线无敬畏的张牙舞爪？让我们回到书法名词本身，书法有法，其前提是在理性控制下的随性书写，是理性之上的“非理性”，法度本身是其“法”，建立于法度之上的理性更是其“法”，只有理性地面对历史，理性地沉思，明确定位，瞄准靶心，才不会导致生命和才情上的浪掷。当下书法界，许多书写者确实很努力地很放纵地书写，却不知艺术的“非理性”为何物，以为非理性的情感宣泄便是成就艺术的源动力，真大谬也。在立足于广袤深厚的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张传旭是冷静的，他倡导书法的“日常性”，让书法回归到日常生活，如此以来，书法接地气了，回归到原初状态了，它的生命感才会真正呈现出来。这也体现了张传旭的历史意识。在具备了充分学养和艺术理性的基础上，是否具备历史意识对成就一个书法家极为重要。张传旭一直坚持走古典的正统书学之道，他认为坚守古典是书法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他的观念是“好的书法作品必须同时感受到两种东西，一种是传统核心的东西，一种是传统中没有的东西……美的概念总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他是在充分认识书法史、调动美学资源的前提下进行选择、研究和实践的，体现着一种冷静的历史观和正统的美学观，具体表现为：立根基于秦汉，上溯商周金文，体会大篆之天机流荡之美，然后顺流而下，至魏晋，将大王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坐标，并将唐宋以下诸书作为关照魏晋书法风度的镜子和营养。理性定位，就会事半功倍，有着系统扎实的学院训练和文化情操的陶冶，加之有着冷静的书法史的思考，就具备了在高度和眼光上胜人一筹的能力。
书法，寂寞事也。苦学三十载，以穷经皓首之志下狠心于书法，夙夜不懈，终于让张传旭不断积蓄力量叩开书法艺术的大门。寂寞是艰苦的，然而它又是一种人格修炼的道场，没有一颗沉寂之心，纠缠于热闹，谈何顿悟？在炒作之风盛行、标榜之气弥漫、病态已成常态的当今书坛，甘于寂寞坚守纯粹正统的书法之道者有之，作为工具与手段者有之，挂羊头卖狗肉者有之，跑江湖耍把戏哗众取宠者有之，对于一个清醒的有抱负的书家而言，这些都不是“坏”的，恰恰是他跳出现场拉开距离修炼自己的好时候。
其次，从书法教育本体上看。
张传旭书法美学的四个特点，最终指向一个“文”字，而“文”最高文化价值是“载道”，对于一个有着书法史意识、有着书法抱负的人来说，书法为“器”的层面，是“小道”，“载道”才是书法之“大道”。圣人云：“弘道养正”，反之，“养正弘道”亦是本立道生的素朴态度，从“养正”到“弘道”，就是要通过文字的书写达到生命的周全、人生的周全、社会的周全，君不见每一个法帖背后都站着一个完美的人格、每一幅好作品都怀着养正弘道的追求？为书写而书写，是书法美学之一极，但绝非书法本义和终极追求。圣人又云，要“立德立功立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单单为书写而书写，确实有其美，但已是舍本逐末。为艺术而艺术，显然不是张传旭的初衷，亦不会成为他的追求，他有更高层面的薪火相传的人文情怀。
“传道、授业、解惑”，是千年以来中国教育者的本职所在，在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担任研究生导师的张传旭，十几年前即拜在书法大家欧阳中石先生门下。按说学生学习老师，很难脱离老师的影子，作为欧阳先生的弟子，张传旭的书法面貌却和乃师相去甚远，他对老师的效法非执着于表面形式，而是直达本质，学习老师以文养书、多元取法的艺术精神，学习老师勤恳精进治学治艺的态度。欧阳先生出身北大学哲学，是多门学问和艺术的“通人”，先生非常重视文化根基，强调把书法往文化里放，这对张传旭的影响很大。对于如何学书法，欧阳先生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打靶心。就是瞄准经典。对于学什么，欧阳先生概括为学共性，即要深入领会刚健、正大、清新、高雅、自然等这些核心的艺术价值观，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性，才符合美的正道。对老师最好的尊重不是笼罩在老师的影子里复制他，而是塑造自我人格和艺术的独立。作为欧阳先生的高足，张传旭将中国书法的传统文脉从上一代人那里接过来，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老师的尊重。
张传旭外表清瘦，儒雅谦和，但不失刚正之风骨，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熟悉的人格，那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共有的一种集体型人格，即“士”的文化担当。艺术是自我的，又是超越自我的，作为以汉字为书写对象的书法艺术更是如此，从敬畏汉字之神圣的本心出发，将精神传承作为自己的使命，成为千古不易的集体人格。“立德、立功、立言”，争取生命的永恒感，是一代代士人不懈之追求。张传旭以他们为榜样，为传承和丰富新时期的书法生命精神，在山东大学这所百年高校里，在蒋维崧等前贤的精神感召下，扎扎实实地建设着山东大学的书法教育事业，影响和培养了许多后起之秀。“为往圣继绝学，求正气之所由”，张传旭所书写的这副对联，在寄托了他个人的人文理想的同时，更是他的美学立场和精神追求的写照。
木铎金声，是为教育和传承之声。作为中国人格极具典型性的载体，书法，正是通过一代代人的使命感传承下去，唯有如此，才有文道尊严，才会薪火不灭，我们才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精神故乡。（大凤 于石头小记草堂）
书法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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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旭，男，1967年11月生，山东莒南人，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羲之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高等书法教育协会副会长，山东省书协主席团委员、楷书委员会主任，中国书协会员。1996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从师于欧阳中石教授，1999年获书法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获博士学位。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展数十次，获全国奖、泰山文艺奖多次,10人加入中国书协、10余人考上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