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中国美术报刊发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主编尚辉撰写的文章《李一写山的法境》，以下为原文。
如果说西方造型艺术是人的造型的对象化，不止是绘画以人的造型来叙事，就是雕塑与建筑也都是研究人的造型或人的造型的仿拟；那么，中国书画艺术则是自然的对象化，中国书画的灵动、气韵、飘逸等这些美学特征，实际上都是自然山川对于书画审美的形塑，也因此表现自然的山水画、花鸟画最为中国文人画所擅长。文人不仅以山水、花鸟为寄，而且也把法书勒刻于摩崖，法书的横、折、撇、捺似乎天然地能与峭壁摩崖融为一体，尤其是历经风雨侵蚀，烟云供养，环境与气候也成为法书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书法家的“写山”，在笔者看来，并非完全是后人看到的摩崖的笔迹刀痕，而是书写过程的那种与山石气候物我化一的体验与创造。
李一写山之作的意义或远远大于他的书斋纸本法书。这一方面是20世纪以来书法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书写方式的不断变革不仅使硬笔替代了毛笔，而且键盘取代了手书，书法由此演变为一门学科独立的专业艺术，其日常书写的文人情态失去了根本的依托；另一方面则是书法被专业化后，也加剧了对其存活生态的剥离，书法纯为书斋或工作室的创作而远离了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也鲜能再让书法创作回到与自然化一的创作方式与精神境界。就日常书写而言，当代许多书家尝试书写自己的诗词文赋，这固然比书写古人句章更能体现法书的本义，但毕竟当代书家缺乏古代书家那种本能的文化积累与文化厚度。书法的专业化还导致了当代许多书家在繁华的大都市和美术馆做表演的行为，而不是真正将法书创作与山川自然合一。李一无疑是当代专业书家，且有着深厚的研究书学功底。他一意致力章草创作，也无疑是以其深厚的法书学问为基础的。这里不仅需词章考据的文字文献学积累，而且他专一章草也并非止步于章草本原，更在将篆、隶、楷、草融入其中而作更宽广艺术视野的复兴和创造。但李一并不完全沉湎于书斋法书的学问与创作，而力图让这种文本书写与其文化生态作更深层的结合，“写山”就是他将书法文本与山川自然相统一的创作尝试。
这本作品集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了他近些年先后在山东曲阜石门山、青州驼山和重庆南山老君洞的石壁书写的大字摩崖作品。曲阜石门山是儒家之山，遂写《追和前贤孔尚任咏石门山诗》；重庆南山老君洞是道家之山，故作《道铭》；而青州驼山是佛教圣地，以《南驼行记》吟咏佛迹。石门山、老君洞以章草为主，驼山则以楷书为主。此作品集让人们身临其境地品鉴了那些勒刻于山崖石壁上的窠擘大字，或大若球场，或小若面盆，或随石壁陡转，或随山石蜿蜒。尤其是从贴近陡峭的石壁望去，那些纵横捭阖的笔画宛若法书的瀑布倾泻而下，直抵人们心灵，飞溅出震撼的水花。这些平面的字，因山石嶙峋而铿锵有力；也因勒刻的深度而形成体量的空间。仔细辨识，其章草更像是将草书作楷书写，婉转之中透着端庄，飘逸之间不乏凝重；其横画，往往夹杂着隶书重而长的护尾；其使转，常常显现从中锋到中锋之间翻转的笔势。显然，李一的这些章草、楷书皆因石刻而被放大了用笔、行笔的细节，因而，这些窠擘大字虽幅面巨大，却绝去纤细软弱，而是凝千钧之力于毫端，筑万全之构结体势，既有“致广大”的气度和胆魄，也不乏“尽精微”的严谨与法度。的确，这些写山所呈现的大中窥微，微中见大；粗中显精，精中呈放的控制，也充分揭示了李一在书学方面深厚的积淀、修行和出入自由的化境。
图像的现场记录更展现了李一书写创作过程与山川自然的合一。他时而攀岩悬写，时而牵索具书，时而下腰凝笔。其作书状不是那些行为艺术的作秀，完全是解衣槃礡与自然的融化。因而，这部作品集早已超出了为摩崖丹书的创作意涵，而是中国法书艺术原生态的艺术展示，是有关书法如何与自然对话而交互统一的艺术创造。从后现代主义艺术角度审视，这是中国将文本与现成品糅为一体的艺术，而文本正切合了儒、道、佛这三座大山的文化标识。
其实，李一写山的精神所在何尝不是这三座山的法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