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革命论
李善阳
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一开始就以社会批判的理论思想“兼收并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学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实践中，都兼容了第二、第三国际之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了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思想的融合。
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文明”进行了否定批判，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而将它与科学性分离，使这一革命性指向了人的纯粹自然，甚或是弗洛伊德的生命原欲。这种基于卢卡契的人的完整、和谐思想，是种含有悲剧色彩的浪漫主义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独具一格的艺术革命论，正是这种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思想与浪漫精神结合的产物。
法兰克福学派在文艺理论上卓有建树的两大理论家——马尔库塞、阿多尔诺，都肯定艺术对现存的颠覆功能，认为只有在艺术对现存关系及现存社会文化意识颠覆之后，人的解放、人性的复归才是可能的。
一、艺术革命论
马尔库塞的艺术革命是基于艺术的固有特质及艺术所肩负的人性解放的神圣使命，它是人摆脱单维度的变态、扭曲，而复归基本人性的必由之路。
(一)艺术的特质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特质就在于审美形式，这一形式就是幻化了的乌托邦世界。艺术是在自身形式原则的规定下与现实发生联系，它不是模写现实，而现实的本质映象。在艺术这一人的高度自由自觉活动中，现实的矛盾所赋予主体意识的内容，通过艺术形式的转化，即使艺术区别于其它的社会意识，同时也超越、疏离了内容，使之与现实之间产生了应有的间距，这就是艺术的特质——内容变成了形式。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艺术的这一审美形式作为与其现实的中介，使自身并不负有复制现实世界的使命，它以服务于人自身出发，而对现存世界的非人性进行批判、否定，使自己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艺术的这种服务于人性、人的感知的审美形式,使艺术对现实的否定、批判意识包蕴于自身的自律性之中，从而摆脱了现实关系中特定阶级的局限。马尔库塞认为这是艺术具有的“审美形式使艺术摆脱阶级斗争的现实性，即摆脱那种既纯粹又简单的现实性。”同时，艺术主体的主体性是形成于个人内在历史中的，“个体的这种内在历史，不同于他们的社会存在。”
而这种生活的历史经验，并不与阶级地位、阶级意识有必然的关联，艺术并不是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那种把艺术当作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对艺术的曲解，是对艺术本身具有的超越性价值的否定。虽然艺术有时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它也只是改变那种僵死的、缺乏人性意味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任何艺术的命题，并不是局部的特定的阶级的，而是人性的全称命题。坚持唯物论的艺术反映论和艺术阶级论者，低估了艺术形式本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质和人类解放意义,艺术是对全体人类作出解放的诺言，不断提出将人从存在的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的要求，这就是艺术所具有的革命性。艺术的这种革命性首先是在其美学的形式变换，“以个体的命运为例示,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的力量，去挣脱神化了(或僵死了)的社会现实，去打开变革(解放)的广阔视野”，它通过对现存的否定、扬弃，使自己与乌托邦联系起来，服从更高一级的快乐原则。此时，艺术便“冲入了一个其他经验不可企及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人类、自然界和其他事物不再受制于现存的现实原则的法则。”艺术就是这样，以人情化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否定现实的幻想世界，使自己成为现实的异化存在。
艺术作为现实的异化存在，不仅否定了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且展示着新的理想，成为人超越现存、否弃现存，并与之抗争的绝对律令。这就是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本身具有的革命性意蕴。
(二)艺术使命
艺术的革命性本身就蕴含了艺术所肩负的特有使命。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特殊使命就在于把人从异化的单面性的悲惨处境中解救出来，使人获得感性的解放、本能的解放。这种感性的解放，使主体能够得到审美的升华，进而促成社会的变革。他说，这种“以审美的升华为基础的个体，在他们的知觉、情感、判断思维中……产生了一种瓦解占统治地位的规范、需求和价值的力量。”艺术通过对物化了的客观存在的否定、批判，造就了具有反抗性的新主体。这种新的感情需求，也只有新的人，才能造就新的社会，这二者相辅相成。现存社会可以通过艺术的否定批判,造就人的新感性，也只有个体的新感性普遍形成,社会的变革，方可避免由一种控制方式转化为另一种控制。因此，马尔库塞说，“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这种新感性的生成,只有通过审美之维——即人在现存生活中失去的另一维的获得，才可实现。审美之维正是指向了人走向完整的基本人性回归的一维。艺术的审美形式,通过对人的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使个体摆脱了交换价值、工具理性、工业文化的束缚，走进生存意义的另一维度，“从而使主体性成为一种力量,作为与攻击性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的反抗力量。”人的这种由艺术促使形成的新感性，在本质上是反抗专断、暴虐、抑制的，它歌颂人的游戏、安宁、美丽，向往人的和谐、平静，它自身扬弃了人性固有的攻击性、破坏性，保持着人的创造性,是新社会形成的深厚的人性基础。审美之维最终指向了人性，指向了人的基本性能，使人获得了被工具理性所淹没的另一生存维度。这一人性解放的乌托邦构想，在马尔库塞看来是人性解放的鼓舞力量。艺术在马尔库塞这里,成为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这就是艺术所肩负的神圣使命，也是马尔库塞的艺术革命的最终趋向。
二、艺术的颠覆功能
阿多尔诺在对艺术现实之间的反差及艺术使命的理解上与马尔库塞有着基本一致的趋向，但却有着自己的特色。在阿多尔诺看来人性的回归有两大障碍，一是工具理性所统治着的现实世界；一是工业文化所造就的与工具理性世界相一致的标准化了的文化意识。工具理性世界本是在艺术中应予以否定的,因为正是它，人才失却了人性。艺术对它的否定、批判
是理所当然的。正是基于这种病变了的社会现实，艺术才担负起拯救人性的使命。仅仅是否定现实存在的工具理性本身,是不能回复到基本人性的。在这一否定的同时，必须对之相应的文化意识予以颠覆，人才可能走向人性的复归。
阿多尔诺认为工业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工业文化的产生,艺术品的成批生产成为事实，这种如同广告一样的艺术品生产，使艺术活动的自主创造性日益丧失，接受者的接受观念在这里除了接受既成的惯例、事实之外,已不能再表达任何事物，只能使广大接受者顺从现状。这种标准化了的接受意识,本身就否弃了人是创造主体的性能，将人性从现存意识中排除。人成为工具理性的奴隶,丧失了历史主体性。基于这种意识的现实政治也只是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之下进行的,于是真正的艺术就不得不“落入这样的负担之中，默默无言地为一切政治所禁止的东西辩护。”政治意识已为工具理性的非人性所浸透，艺术作为对人性的拯救，就必须对现存意识形态予以彻底颠覆，通过这一颠覆“使意识形态所掩饰的那些东西昭示于人。”艺术正是通过对现存的否定的反映，以自己的主体自主性的创造性(阿多尔诺对勋伯格音乐的分析就注重其创造性)来对现存意识进行颠覆。艺术以自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昭示出这一个世界中，人性已逃遁,只留下冷酷无情。只有对现存矛盾的揭示，才能颠覆那麻木僵化了的文化意识。
在阿多尔诺看来，冷酷无情的世界，使生存的真理总是与不幸与苦痛相关联。只有经历这苦痛的人，才有对真理——生存意义的热切渴求。因此他说:“让痛苦说话的需要，是一切真理的一个条件。”在这一点上，艺术作为人的生存意义世界就必然表现社会不公正所造成的人类苦难，同时作为对工业化意识的颠覆，也要表现人类粗暴地控制自然所降临的灾难，以使主体意识复苏。在艺术中，保存着人类对史前时期与自然相统一的记忆，这种统一，在人类文明伊始便失去了，于是，艺术中的这一记忆，就成了这种统一在将来可能恢复的预兆。只有经历磨难的人，对这种真理才具有热切的向往。但这一记忆的恢复，只有在其割断与现实中的僵化意识联系之后，才可得到。因此，阿多尔诺说:“艺术也许是可信的，仅当它本身完全摆脱了确定性的观念——摆脱了这样而非那样的观念时。”只有这样，人的主体意识才能复苏，才能领略艺术对自然的、美的表现形式中所蕴含的真实人性意识，并对之作出肯定的反映。
阿多尔诺将真理与痛苦相关联，认为真理意志源于对痛苦的体验。人类的美学拯救，拒绝从痛苦的真理中退却(事实上，一旦退却，拯救也就无望了)，因为对拯救的渴求，是来自于这痛苦的体验的。人只有在这里才明白艺术的乌邦托性质，它为人类提供了理想指向，指向了未来的政治与社会转变，指向了人性——人与自然的同一。
艺术以自己的独特性,拒绝向那标准化了的一般原则的极权主义整合，它维护着自己的个性，深知自己的使命。阿多尔诺说:“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总有一些东西，对于它们，艺术只不过是种救赎，在是什么和什么是真的之间，在生活的安排与人性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使人性从这世界中逃离、丧失。因此，艺术的救赎就是对那失落了的人性的拯救，将那史前时期人与自然的同一性记忆唤回到现实中来。阿多尔诺的艺术颠覆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完善人性的呼唤。
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其浪漫美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对社会进行全面的否定批判。它力图通过这一批判，使人类社会摆脱这种僵化了的、背离人性的工具理性模式，而进入新的富有人性的乌托邦世界。艺术的使命就是拯救现实中这些误入歧途，丧失生命活力的人类。它通过对人类新感性的培育，重新唤起那失却了的人性良知，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法兰克福学派由社会的现实政治向艺术的无力拯救逃遁，一方面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联结；另一方面却也暗示出一个深刻的论题：即整个人类的解放，人的感性的回归，在多大程度上能同现存的阶级关系及工具理性所统治的社会联结在一起，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正因为法兰克福学派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使自己最终以悲观的心绪走向了艺术拯救的乌托邦世界。这是多少具有宗教色彩的美学理想主义。也正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拯救理想中，饱含着苦涩与辛酸，如同马尔库塞和阿多尔诺终生的坎坷经历一样。
李善阳作品赏析
《末班地铁》布面油画135x91cm 2005年
《途中》布面油画135x90cm 2006年
《河堤》布面油画100x100cm 2009年
《远方》布面油画195x170cm 2011年
《晚晴》布面油画180x180cm 2012年8月
《蓝》布面油画113x113cm 2013年4月
《喜马拉雅》油画李善阳、李慧（山东）214×190cm 2014年5月
《红毛衣》布面油画200x50cm 2014年9月
《清晨》布面油画直径112cm 2015年7月
李善阳
1965年4月出生于山东牟平，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沂东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部油画创作院研究员。展览作品发表：2004年8月油画《三姐妹》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2009年12月油画《河堤》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2013年3月油画《远方》、《午后阳光》参加新疆行中国油画巡回展；2013年10月油画《晚晴》入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美术作品展获银奖，山东美术馆收藏；2014年2月油画《喜马拉雅》(合作)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获铜奖，中国美术馆收藏；2016年9月油画《远方》入选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展；2016年10月《天路》获批国家艺术基金美术创作项目；2019年8月油画《吉祥祖国》荣获第十三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