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江，1963年生于山东烟台。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宁夏画院名誉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现代工笔画院副院长，中国水墨画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启功书院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理事，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短片制作：黎健宇
于文江：古典主义与悲剧表达的完美统一
尚辉
《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博导
当代画家于文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先进入学术研究视阈的人物画家之一，其女性题材作品既具有古典仕女的唯美意味，也流露着现代女性的时尚气质。而于文江的写实人物画之所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程式，实际是因为他把欧洲古典写实主义的造型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处理主体人物的面部和手部时，采用了写意的方法却达到了重彩的效果，所以他在艺术语言上建构的符号特征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与此同时，于文江的写意性水墨也体现在画面背景中花木与山水的抒写，从而说明他在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创作上同样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底。总体而言，于文江的绘画不属于豪放一派，而是通过深思熟虑的画面构思与得心应手的笔墨控制，最终形成了“工笔之中藏意写，写意之间显精谨”的审美效果。
当然，最令人敬佩之处还是于文江的造型能力，而且与其他当代人物画家不同的是，他拥有着独特而不概念的人物程式，尤其是对人物造型的理解与刻画非常深入，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以城市仕女题材确立了鲜明的个人风貌。2009年，于文江历时三年创作的巨幅国画作品《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给当代美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幅作品以“南京大屠杀”为创作背景，但描绘内容却脱离了大屠杀的具体场景，而是以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形象作为绘画的母题，从而引申为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的整体形象。所以说，“血痛”的真正涵义并非局限于表现中国女性被屠杀的血痛，而是中华民族饱受掠夺和侵略的血痛。作为于文江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代表作品，虽然处理众多的人物布局关系以及克服人物造型雷同化现象十分困难，但他在驾驭如此复杂的画面时仍然掌控自如、游刃有余，精准地把握住了抗日战争年代乡村女性特有的形象气质。
因为于文江的绘画作品受到欧洲古典写实主义绘画的深刻影响，所以作品中体现了他对古典美的追求。古典人物形象往往表现为容貌特征和身材比例的完美塑造，而在于文江的作品中却主要描绘战争年代中国女性乃至中华民族的苦痛，所以说他将古典审美造型与悲剧意识表现做到了完美统一，由此也印证了古典主义人物形象的完美性不会有损于悲剧性的表达。就像在充满悲情色彩的古希腊、古罗马绘画中，人物造型也是完美的形态。由此可知，于文江对西方美术的理解非常深刻，力图把欧洲古典主义的造型美与历史主题的悲剧表现结合一体。所以，《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无疑是中国当代人物绘画探索中将古典主义和悲剧表达有机融合的典范。
虽然在《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中没有直接描绘日军的形象，但是通过狼的形象隐喻了侵华的日军，并且在画面中与中国女性人物在形式感上构成了一种统一关系，体现了于文江在构思上的巧妙处理。《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从20世纪以来，这类题材的作品包括蒋兆和的《流民图》和周思聪的《矿工图》，而第三幅代表作品即是于文江的《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尽管这三幅作品都是在表现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苦难形象，而且每位艺术家在表现苦难的悲惨镜头、历史节点和事件选择上有所区别，但是他们在表现历史悲剧时共同选择了鸿篇巨制的构图方式，大制作必然涉及对每个人物形象的精准塑造，而于文江在这方面显然做得毫不逊色。
于文江绝非仅仅是一位追求表现时尚、甜蜜女性的画家，或者说这些作品只是其艺术探索过程中的练手之作，而其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是深刻揭示了古典主义和悲剧表达的完美统一。
于文江：唯美气质与诗性优美
王平
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所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报》社长、总编辑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言：“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二曰壮美。”在美术创作中，画家对于“优美”境界的掌控往往极为困难，因为大多数人理解的“优美”容易流于物象表面的“漂亮”，如果对于美的理解停留在这样肤浅的外在层面，那是不可能真正抵达“优美”的境界。人物画家于文江的作品，在整体审美气象上隶属于“优美”的审美范畴，但他没有陷入或滑向“甜俗”的危险境地，这不仅得益于他对于艺术思想和真善美的追溯，而且与他在创作中主动融入诗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有着唯美气质的画家，明确地追求“新、精、美”的境界。
“融入诗意”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历史上也早有记载，苏轼曾评价王维的绘画：“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传统文人画更明确提出了“诗书画印”的结合。但在现当代的工笔人物画创作中，在写实主义绘画和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下，工笔人物画家借助模特写生和照片等方法解决了写实性塑造的问题，写实表现能力远胜古人，随之而来的是不少画家热衷于刻画物象外在的形体、比例和结构，并一度演化成为当代工笔人物画坛中广为流行的创作套路，久而久之，运用技术来表现物象的外在特征的创作模式泛滥成灾，以致于工笔绘画作品在当今展览上越来越多，优秀作品反而越来越少。这暴露出审美缺失下以“技术代替思想”存在的明显缺陷。如何将诗意的融入与写实性技法完美结合，这成为当代工笔人物画家必然面对的重要课题。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当下的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甜俗的图像化被当成“优美”的倾向并越来越流行，重“质”的外在形式效果的塑造，缺“文”的精神内涵的支撑，作品的表现力必然显得疲软。想要完整地呈现出“优美”的境界，那么外在形式语言和内在审美内涵这两个方面都要有所确立。于文江能够在其工笔人物画中融入诗意，绝非仅是一项简单的追求精致的技术问题，而是源于他的深刻思考及他对审美境界的内在追求。他是一位很能静得下来的艺术家，每年都会花不少时间外出写生，到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他以自己独特的新视角去发现美，并以富有个性的造型、色彩、形式去创造美。作品《心飞扬》（2017年），是他新疆写生得到的创作，在辽阔的草原上，母亲带着孩子张开双臂像展翅飞翔的苍鹰一样快乐地飞翔，她们的心在帕米尔高原上飞扬，飞向外面的世界。他以谨严的造型，细腻入微的塑造，温柔的深情，娓娓地描绘出一幅浪漫诗意的宁静世界，表达了帕米尔高原母子寻常的日常生活之美。
从整体上看，于文江对于诗意的融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于文江长期致力于女性题材的表现，其中涵盖了民族女性、都市女性、乡村女性以及女性人体等。诚然，女性人物相比其他题材更容易让人产生优美的感受，但如果只是看到女性的外在形体之美和面貌之美，那么显然是偏离了审视于文江工笔人物画艺术价值的路向，因为他作品的真正价值是他对于美丽形象背后的美好心理乃至“静”的境界的审美观照。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在缝补衣服的少妇，还是在织布耕作的农妇，都全身心地投入劳作，呈现出一种心神专注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朴实而纯粹的美感，这正是于文江作品得以拨人心弦、激发共鸣的核心与关键。
其次，于文江工笔人物画的“优美”也源于他近距离地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他能够从习以为常的平凡生活中提炼美感并融入诗意，“看似平常却奇崛”，显示了他艺术语言的独特之处。在情境氛围的营造上，他善于通过画面的构图、背景的渲染以及物象结构的塑造来凸显主体人物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在刻画人物眼神时，能“大胆落笔，小心收拾”，将人物的精神精微地表现出来，进一步使得人物处于视觉中心的主体位置。因此，虽然有人认为于文江的工笔人物画属于“美人画”的审美范畴，但我认为，他的“美人”题材绘画更多是在讲述一种知性之美、智性之美和优美之美。
于文江也创作了许多主题性的人物绘画，例如《聆听风吟》（2007年）、《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2009年）、《碛口遗韵》（2009年）、《迁徙》（2010年）等。这些作品在表现内容上包含有宏观叙事和生活抒写等不同层面，但在绘画语言上，他仍然是以融入诗意的方式加以呈现。即使是涉及到较为沉重的历史性主题，也是哀而不伤，贯穿于绘画的主要情感仍旧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心境。所以说，于文江的工笔人物画中饱含着“诗与远方”的希望和向往，既没有完全陷入低沉的悲伤，也没有流于表象的艳丽，而是在真正意义上专注于刻画人物的内在精神。
于文江是一位具备根据表现主题而选择表现方式的实力派画家，也有着得心应手地表达独立思想的强大能力，更是一位敢于突破自己的画家，他2018年参加“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时创作的作品《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就是一个新突破，这幅作品的构图采用了大开大合对应三角的透视关系，将中国传统的写意画与西方写实造型、焦点透视和谐地融合起来，上下两个三角对应点的处理，让观众在众多的人物中能一眼看到童年的马克思，天空是亮的，马克思脚下的路是没有阻挡的，同时，通过描绘报童、卖花女、贵夫人、马车、劳苦大众等40多个人物形象，以及突出描绘马克思孩童时期经常玩耍之地－－特里尔城地标性建筑的大黑门，再现了19世纪初马克思童年时代的德国社会现状。
回望苦难，直击灵魂
品读于文江的《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
于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20世纪以来，运用传统绘画的造型技法和笔墨语言表现具有家国情怀和历史深意的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成为近现代水墨人物画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更加需要艺术创作加以直面和回应。当我们回首近现代中国画史，历史题材创作走过了一条筚路蓝缕、艰辛坎坷的路途，诸多艺术大家通过不同的媒介语言进行着风格多样的探索与尝试，创作出了一系列彪炳史册、名垂千古的经典力作，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周思聪的《矿工图》等经典画作，充盈着苦涩深沉的悲剧意识以及画家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洞察与反思，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
整体而言，现代学院教学中以“徐蒋体系”介入传统水墨绘画语言的路径，以及新浙派人物画借用文人花鸟画语言进行现代性转化的路径，构成了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两大发展脉络。而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的大力推进，以及如何呈现中国文化的历史深度和国族立场的形势下，当代画坛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准的艺术创作。作为当代主题性人物画的代表艺术家，于文江立足于对宏观历史的观瞻和表现，以独特的笔墨技法和图式语言，在当代美术史上留下了诸多影响深广的佳作。
相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主义油画，运用传统绘画的笔墨语言表现现实题材，曾一度被认为是水墨绘画的弱项，无论是主流的宫廷绘画体系，还是传统文人画和民间绘画体系，几乎都很少表现现实苦难的主题。但在西方国家的经典油画作品中，表现苦难、灾难和战争的经典作品比比皆是，如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在时代精神的厚度与反思中再现了历史性的现场。因此，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力度和挖掘深度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理论家和艺术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
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深造于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于中国国家画院的于文江，将学院派的绘画语言体系与自身的艺术创作、教学研究进行转化与结合，为中国当代人物画坛提供了一整套现实主义历史题材创作的方法论和世界观。2009年，于文江历时三年创作的巨幅水墨人物画作品《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问世，并入选全国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展，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这幅作品展现了于文江对于主题性历史题材创作的深刻理解，呈现了水墨艺术语言表现历史深度与精神厚度的特质。事实上，解读和再现历史，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充分驾驭整幅画面中的每个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而且要反复思考和揣摩图像性与叙事性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于文江找到的切入口正是他最擅长表现的女性人物形象，并且以抗战时期慰安妇这一具有民族苦难标志性的人物群体与特定的历史事件贯穿起来，通过女性人物群像的聚焦视点，再现了一幕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
从笔墨语言上看，于文江既借鉴了“徐蒋体系”的笔墨结构和明暗表现，也吸纳了周思聪《矿工图》中的抽象视觉和团块感受。虽然在空间布局上采用了平铺式的构图结构，但与蒋兆和的《流民图》亦有不同之处，《流民图》是以写实性的笔墨技法表达了蒋兆和亲身经历的悲悯和苦难，画中许多人物形象取自身边的邻居和朋友，形成了一幅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而于文江的《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是回望几十年前的苦难历史，因此如何在历史性的想象空间中通过艺术语言来呈现这种苦难，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创作难度。当于文江以笔墨语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来呈现悲剧性的历史事件时，必须在人物造型、场景安排和节奏调度等方面下足功夫，精心思考和演绎。
我们在仔细品读于文江的《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时，可以看到其独具匠心的构成方式和图式经营。例如位于画面中心直视观众的女性主角、旁侧祈祷的老妇形象、其他各式姿态饱受苦难的妇女，以及左侧锋利的刺刀和环绕的凶恶狼狗等，说明作者没有选择回避正面表现，而是运用“以轻写重”的艺术手法，既发挥了水墨艺术的象征性寓意，也借鉴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群像绘画的主次安排和张弛有度，形成一种具有节奏感和叙事性的画面结构。与此同时，作品远处的背景以氤氲的水墨呈现了“黑云压城”的压抑感，暗示着苦难时期的社会环境。这幅作品之所以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于文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女性群体被扭曲压迫、被糟蹋欺辱的历史惨状，激发出当美好遭遇摧毁时的强烈悲剧意识，加之生动写实的人物造型和笔墨塑造，使得整幅画面具有直击灵魂的穿透性和力量感。
总而言之，无论是《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等一系列主题性历史题材创作，还是其他都市题材的人物画创作，于文江都将自己的表现视角锁定于女性形象，融入了他对于性别、民族、人性和历史的深沉关怀与个人思考。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创作“既要有高原，更要有高峰”的时代要求之下，中国当代水墨人物画亟需这种具有雄浑力度和终极关怀的精品力作，让中西方观众都能看懂并感同身受。因此，主题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更应放置在宏阔的国际化语境和本土化的时代精神中进行审视和评判，而于文江则无疑是一位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本体语言出发，致力于表现历史性叙事的先行者。他不仅在历史的转化中呈现出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和反思意识，并且以个体之视角阐释了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在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过程中，大批中青年画家仍在努力探索，而于文江已有多幅力作陆续问世，相信他会以独特的语言风格、经验方法和才华智慧，不断促进主题性人物绘画的发展，推动中国水墨人物画更稳、更快、更多地走进世界艺术舞台。
艺术家作品
于文江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局部之一）中国画2009年
于文江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局部之二）中国画2009年
于文江草原牧歌中国画190cm×180cm 2004年
于文江大凉山之织布的阿咪子中国画136cm×68cm 2005年
于文江康巴母子中国画136cm×68cm 2007年
于文江迁徙中国画165cm×145cm 2010年
于文江回家中国画170cm×150cm 2011年
于文江晨祈中国画170cm×150cm 2011年
于文江金色青稞中国画185cm×185cm 2014年
于文江凉山母子中国画180cm×90cm 2014年
于文江江南绣女中国画50cm×50cm 2014年
于文江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母子中国画138cm×68cm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