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是国内书法高等教育开先河的一个点，这么多年给书法界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北京规模做得大的就是首都师范大学，南边规模做得大的就是中国美院，它也是潘天寿先生一手倡导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拓书法教育。书法教育核心是开拓一个时代的多层面的学术研究形态，为一个时代书风的形成储备优质的人才，提供系统的学术参照。这次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历代金石拓本的精品展，主要是顾颉刚先生的藏品系列，对金石拓本的学术关照始于清代，有很多感人的事件。现代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在清代的时候，书法并不是一门学科，它就是一个文人雅士、文人墨客的余事，专业之外的一门基本的基础文化素养。但是，很多有识之士为此作出了很多很伟大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些贡献。
邓石如对历代碑刻的观照学习研究、阮元对金石碑刻这一块进行对比研究，提出南北碑派这种研究理论。阮元到了云南做官的时候，带着他儿子去，他们到了云南第一件事，就让他的儿子去寻访《爨龙颜》和《爨宝子》这两块碑。真正的金石学，我们现在回溯上去，它是比较早的，宋代的欧阳修和赵明诚都是这方面的顶级专家。但是我经常说，从金石学角度去研究碑版、观照碑版并不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观照这些碑铭器皿，也就是金石和碑版，是作为史料的收集，也就除了正史之外的，从一些具体的史物、史料、史证的角度去收集这些资料。这不是从书法的角度，不是从我们现代金石学的角度去研究它。那么从现代金石学的研究状况来追溯的话，真正是从清代开始的，以前并不注意到这些大量的金石学材料，很多碑刻碑版这时才进入大家的视野。
我们都知道，汉以后，唐代的隶书基本都是工匠体，就是远远离开了汉人的那种，从大自然直接转换过来的苍茫、雄浑、博大，唐代隶书进入了美术字化的一种雕琢，所以说真正写隶书，唐代隶书可以忽略，钻得越深，你的局限越大。从文献的角度去梳理它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从创作的角度、取法的角度去把它作为你的取法目标，那你就走入了一条死胡同，这是没有希望的一条路。真正的秦汉重新焕发生机，就是清代，这里面有学术的需求，更多的是社会的原因，社会大的政治背景，把它推向了这样一个局面，促生、催化了这个局面。当大家投入到这一块的时候，才看见这是一块无尽的宝藏。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现在几百年回看过去，康有为在这里边所取得的这种成就和建树，在《广艺舟双楫》里面体现出来的学术的视野开阔和学术判断的洞察力，真的是前无古人，到现在以我在书法界40年的摸爬滚打，在这个领域的不断的学习，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能够在碑学研究上接得住康有为的学者。华人德也对北魏书风和魏晋书风进行过研究，但是这些都是大量的对那一个时代的描述，而不是像康有为这样有明确的自己的观点。他总结了魏碑十美，也把“尊魏卑唐”已经直接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那个时候你要知道，1000多年的唐代楷书在大家心目中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和大家顶礼膜拜的那种状态，他能够在这时候跨越唐代来实现对魏碑的推崇。而且，还有一些人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实践的，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实践。我刚才说的，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包括康有为他自己，还有后来的于右任，包括黄宾虹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这一类别。
我们今天看到的林散之还是这一块，很多人只盯住林散之的草书。如果林散之的草书技巧确实也不差，但是为什么实现了林散之的精神存在？这个精神存在就是因为他对汉魏的这种化取，可以说没有清代碑学的兴起，就没有这二三百年的光辉成就。所以我跟很多朋友在聊天时谈这一代学术的时候，我是这样看的，因为学术，它并不随着朝代和政权的更替而割断、割离学术的传承。我始终说，我们现在为清代碑学中兴以后的第三个阶段，把清代末年往上走看作第一个阶段，民国到“文革”这一段，我们把它看作第二个阶段，我们把改革开放以后看作第三个阶段。现在我们只是碑学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所以说，你看我们当代能够在书法上一线成就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在秦汉基础上，对汉魏化取以后实现他们的成就。你看，金陵的四老、林散之、高二适、萧娴、胡小石，这些就算是顶尖级高手。高二适可以说不是直接取法于碑的这一块，他当中的帖学就不说了，但是那三家，胡小石是写碑的，他的学生游寿也是写碑的，萧娴简直完全骨子里面就是写北魏写秦汉，林散之说他跟着黄宾虹学，黄宾虹一辈子只写秦，连汉几乎都不写。
黄宾虹对隶书这一块几乎是盲区，但是他对秦、对西周的这一块金文的那种研究，如果要说从清以来在篆书的成就上，真正体现了一个自由的书写，又进入了金文的内核的，就只有黄宾虹体系，而绝对不是吴昌硕的体系。吴昌硕是在杨沂孙他们之后提炼出了一套标准的书写系统，这个书写系统是僵化的，不是鲜活的，他一辈子的形状，当基本雏形出来后，只是结构上的变化，用笔上没有质的突破。所以说，我在给我的学生教授的过程中，跟他们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我都硬性规定写金文不能写吴昌硕，不是吴昌硕不好，而是吴昌硕这个好是有限的好，是有相当大的副作用的好。你看凡是写吴昌硕这个系列的，没有一个在技术上、在格局上突破他的格局和技术层面。诸乐三、王个簃，他手下的那么多门人，你看哪一个写篆书的脱离了他？脱离不了。沙孟海先生那么智慧的人都没脱离，写的都是那一套，一绞、一铺、一推、一提，就完了。你看黄宾虹的篆书，里边的那种随机性和他的那种金石意趣，把写和铸造、刻打通，既是刻又是写，既是写和刻又是铸造，他把这个感觉体现得那么通透。所以说，我们真正做学术，当然有很多人的学术研究是在研究他是怎么样的状态，他们当初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哪些是他的，哪些不是他的，哪些是他早年的，哪些是他晚年的，做这样的学术梳理，但是所有的学术研究如果没有对当代的创作产生作用，那这种学术研究就可能流于工具了。
（文/洪厚甜，来源：净堂艺潭）
书法家简介
洪厚甜，1963年出生于四川什邡，号净堂。职业书法家。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美术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究员，中国文促会书法篆刻院艺委会委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