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会利丨初心永驻——《延安五老》创作谈

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创作，尤其是早期的历史人物，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照片及史料进行再度创作，这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命题。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所要表现的人物，通常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名人，创作者既要高度还原历史人物的形象特征，又要深入挖掘、刻画其精神气质，还要寻求创作者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方式。能否将照片的形象完美地融入艺术创作所设定的情景之中，是历史题材创作成败的关键。

笔者在经历了几幅比较大的历史题材中国画创作之后，越来越热衷于表现和挑战这一题材。今年，笔者受武警创作室委托，为“武警部队第六届美术作品展”创作一幅军事题材作品。军事题材作品的选择范围非常广泛，但笔者仍然选择了具有很强历史感的题材，作为此次创作的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笔者选择了“延安五老”作为创作的主要主题。

一、《延安五老》选题缘由

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被称为“延安五老”，他们皆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以坚定的信仰、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着后人。“延安五老”是笔者十分崇敬的5位革命先辈。

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笔者曾设计了很多邮票，其中就有《张闻天》和《李立三》，也曾拜读过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很多回忆性文章，还拜见过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女士，她们的思想境界给笔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经朋友介绍，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老人，拿了她画的数十张小幅作品，找到笔者帮助托裱。王定国老人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晚年能画出那么轻松自然的画作，令笔者十分钦佩。因此，当拿到她的这批作品时，笔者以晚辈对革命家的敬重之情，认真地完成了画作的托裱。也正是因为有过这一段经历，笔者对谢觉哉老人也有所了解。然而，在这5位老人中，笔者印象最深的是董必武同志。

笔者平时喜欢看人物传记和回忆性文章，其中就有一篇关于董必武的文章，能精准地反映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德。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资历深、贡献大，却胸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对家人及周围人的要求始终如一，真正做到了“济亲不为亲撑腰、念旧不为旧谋利”，展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他曾把自己比作一块补丁，共产党需要他补到哪里，他就无条件地补到哪里。叶剑英元帅评价董必武同志：“（他）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殷会利《延安五老》纸本焦墨

  210cm×238cm  2024年

这些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有一种高尚的民族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弘扬。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延安五老”不仅是革命先驱，更是对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教育、法制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功臣。笔者选择“延安五老”这一创作题材，旨在通过艺术的形式，重温历史，缅怀革命先辈，传承他们的高尚情操。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崛起令世人瞩目，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重温延安精神，激发民族自豪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绝不能忘记为如今的幸福生活做出巨大牺牲的革命先辈。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每个人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都已成为后人的楷模。当下的美术工作者，理应怀着崇敬的心情，用手中的画笔来描绘这一座座丰碑。

二、焦墨与“延安五老”气质的内在契合

有了这样的构思，笔者选择习惯的焦墨表现语言来创作这幅画作。焦墨简洁、朴素又纯粹，与“延安五老”的精神、气质有着深层次的内在契合，更能凸显老一辈革命家的简朴、坚毅、硬朗，呈现出历史的时代感与沧桑感。

焦墨本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种技法表现，后经无数画家的长期地探索和实践，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画种。笔者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求学时，正赶上“85美术思潮”时期，学院教师和学生们的艺术思想，以及对本体语言的探究都显得异常活跃。当时中国画的现代性转型，是改革开放后进入现代社会而必然发生的艺术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画受西方美学思想与美术形式影响而展开的中西跨越式融合。这是中国画在观照世界艺术发展的格局时，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对当代视觉经验的一次自我与自觉的探求。此时，学术导向的求新、求变，引领着学术的主流，学生们极其热衷对新语言的表现和探索，即便是最基础的课程，也都在尝试着能否找到一种最新的语言体验。追求独立自洽的语言自觉是这一代学生的共性特征。当时老院长张仃的学术方向、实践成果也都从精神上引领着我们，尤其张仃先生的焦墨作品，深深地吸引着笔者。在读大三时，笔者就在陕北画了大量的焦墨头像，还在学校办了一个展览，是那届唯一在校期间举办的学生个展。后来笔者又出了一本小画册，张仃先生为画册题名，并对笔者有很好的评价。这是一个长者对晚辈的关怀，而这种关怀成为笔者之后几十年，朝此方向继续探索的强劲动力。

殷会利《瓦窑堡会议》纸本焦墨

  240cm×700cm  2019年

焦墨绘画是简单的，它省去了墨的调和，也省去了破墨、泼墨和积墨等技法，这是它的优点和特色，也是它的局限。在中国的绘画历史上，有很多对焦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如北宋的郭熙、郭思在《林泉高致·画诀》中的理论著述，以及元代黄公望的山水画创作，都早已明确地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成果。然而，笔者认为焦墨开始稳定地成为一个画种，则始于黄宾虹和张仃。张仃在《我为什么画焦墨》中说：“知白守黑，强调黑白的本色美、质朴美，素以为绚，不加粉墨，我也称之为‘全素斋’。焦墨的含蓄纯净反而能产生一种肃穆的力量感。”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对此感同身受，并多年探索焦墨的艺术语言，建构独特的焦墨语汇，追求鲜明的辨识度，反复体会焦墨所特有的简单、纯粹和力量感。

以焦墨为表现形式，是对传统中国画技法的一种挑战和尝试创新。通过焦墨的运用，探索中国画在本体语言上的可能性，拓宽艺术表达的边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和表现手法，如光影的处理等，使作品既具有传统韵味又不失时代感。与传统水墨技术相比，笔者的焦墨表现更强调画面的现代意识和构成意识，更多地追求笔墨的抽象性、个性化的艺术感受和视觉冲击力。

在焦墨表现上，处理好造型与笔墨的关系是焦墨创作的焦点问题之一。焦墨的黑白之妙，显现出不同于传统笔墨的率性，这既不是传统技术上的一个单纯的技法，也不是以传统的笔墨表现而生成的一种样态，而是融进了很多新的造型观和表现意识，在东西方艺术比较的新坐标中，重新开掘表现空间。通过运用焦墨所特有的飞白关系，来塑造表现对象，在强化整体视觉感受的基础上，注重形象特征和精神内涵，将“计白当黑”“知白守黑”等传统法则，有机地融合在意象造型的笔墨趣味之中，从而形成了浑然质朴的整体感和凝练强劲的冲击力。焦墨这种集纯粹性与极致性于一体的语言样式，植根于中国精神，又结合现代意识与民族主题所进行的探索与呈现；同时，其质朴、简单又纯净的气质，又与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中的人物精神有内在契合点。这正是笔者在探索当代水墨写实人物的创新实践中，所希望拥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焦墨人物的“写意”空间

当今，中国画“大写意”成为艺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此问题的各种讨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在当下时代与社会发展中的思考和认知。关于“写意”一词中的“写”，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写道：“写有流泻之义。”因此，“写”是主体的一种输出状态，一种由内而外的挥发与发泄，可以引申为“抒发”与“表达”。“意”，《说文解字注》谓：“意，志也。志即识，心所识也。” 众所周知，写意是中国画的灵魂，强调画家主观心意的表达，即通过写意来抒发作者的情感，形成笔法与绘画表现意趣的统一，找寻自我心灵与生命的体悟，这种个性的体悟和笔墨书写与表达，来自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因教育背景、个人兴趣喜好等而不同，从大的概念来说，中国绘画艺术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从始至终都是意象造型，是意象表达的绘画艺术。这个意象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美术所特有的艺术精神。千百年来，从造型及笔墨语言形式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艺术所特有的价值指向。这种遵循深深地融入中国艺术家的血液，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从根本上引领着中国画的发展。因此，整体上看来，无须去担忧今天中国画的写意性问题。

人物题材的焦墨创作，也须体现中国画写意的审美核心。焦墨极黑，自带神秘的感觉，既可能给人“干裂秋风”之感，也可能含有“意极华滋”之妙。用焦墨作画，需具备高度概括和夸张的能力，因为最简单的语言往往也是最难的。世间万物既要归于黑白两色，又要呈现丰富的层次感和质感；既要极黑极烈，又要处处透气；既要尊重光影、形态的自然法则，又不能拘泥于对象的真实影像。在《延安五老》中，焦墨苍茫浑厚、雄强大气的特质，能够很好地凸显人物的沧桑感和历史厚重感，而光影、神态、人物关系的呈现，一切皆取决于绘画过程中，对黑、白与飞白关系的把控和对人物精神的深刻理解。焦墨人物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在写意的路上，一路探索向前。

当代中国画一直寻求更大的发展，因而也产生了更加多样化的写意形态。焦墨人物画跟其他中国画画种一起，在传承传统文人画写意精神基础上，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拓展。在当下艺术图式多元化中，写意性艺术会呈现出更大的魅力。

四、对当代中国画现状的思考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画，始终遵循着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以开放融合的视野和样态，去审视与推进中国画的当代转型。当代中国画家以开放的心态、多元的手法，完善着自己艺术语言的表达，而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视野的不断开阔、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画家的认知和观念也在不断发生转变。在新时代中国画民族性、时代性、精神性的探索进程中，拓展中国画的审美内涵、风格样式和笔墨语言，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多维叙事中，呈现时代新象、讲好中国故事。这一点在中国人物画领域中极具代表性，艺术家以各自的视角认知，去感受当今社会生活、思想情感，从而涌现了很多大幅面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热情真切地表现着新时代方方面面的变化。

这一特点在“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美术家大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历史记忆中，选择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题材进行图像叙事，从而在精神内涵和绘画语言的有机结合中，呈现出具有鲜明特征的时代旋律和审美追求。全国美展作品具有典型的国家叙事特征，作者大部分也是伴随改革开放发展进程成长起来的，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刻而全面的体会。这种切身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背景，使这一代画家对主题性创作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深刻的领悟力，在诠释主题和表现内容时能够清醒、敏锐地呈现出来，作品使人感到贴切而亲近。

在“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中，可清晰地看到创作者积极地吸收不同文化的养分，着力探索艺术语言和新型材料，乃至与现代审美观念进行融合，这些做法不仅深化了传统技法的运用，也突破了传统框架的限制，展现出更加多样的艺术风貌，为中国画发展带来了新的空间。这是推动艺术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