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贤聚】
24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吹南风】
24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4年
【盛夏】
20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4年
姚瑞江先生的画，使我对中国画的花鸟写意，有了很大的信心。我想写意花鸟至少需要面临三个问题，或者绕不开这三个问题：一是新与旧，二是似与不似，三是用笔用墨。
所谓新与旧，指的是画作既要继承传统又不能画的有旧气，这看似是矛盾的，但是，有能力的画家可以平衡并解决这个矛盾，既有扎实的笔墨功力，又将传统当作活的流水，汲取其创造性从而自然地传达现实生活。姚瑞江先生的画，为苦寒之地的山花野草立传，花儿不重复花儿，他也不重复自己，不同的画面，盎然的生机，使他的花鸟与其他人的花鸟区分了开来，他的画不旧，他的画可以说新，并且新的有些来历，这是可贵的。
所谓似与不似，以毛笔画画的人，都对绘画的似与不似的问题了然于胸，心领神会。中国绘画的笔墨思维不同于西方绘画的透视思维，姚瑞江先生的画，非常用心于构成，其空间关系大约呈现“半西半中”的状态，其画作的景深不深也不浅，铺排得满满当当却又透风透气，有节奏，能呼吸，清雅有致。他吸收西方速写的某些长处，是在形成自我民族特征以后以此为据的主动选择，所以，他似乎在追求画法上的不分中西，从这点来看，如果假以时日，他将会给花鸟画或中国画带来什么启发，还未可尽知。
姚先生的花鸟用笔特征是水大，墨色淋漓，甚至随意施墨，不从文人风调而偏偏讲究野趣，我个人认为文人雅趣不如生命意趣，后者才是有难度的，我对他这部分作品也最为欣赏。同时，他的抽象山水又将焦墨的古拙、枯涩意味娓娓道出，开出另外一个面向，但画面究竟该冲突大一些还是平和一点，走得更远还是退回一些，我非常期待他以后的回答，也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他是值得期待的！
（文/李春阳，摘自《评姚瑞江先生画》）
【佳音】
20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冷秋】
24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暮归】
24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20世纪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曾历经从笔墨本体到章法图式的多层变革，也曾走过从传统寓兴到现代图像的题材延展，对于写意性的内涵与外延，及花鸟画风格路向的选择，已经积淀了丰富多元的现当代笔墨范式。尤其在学院教学与创研进程中，花鸟画的课题最为集中地显现出现代性转型的特质，又最为深刻地附着于传统意涵的时代演进之中。
作为70后中青年写意花鸟画家、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姚瑞江曾访学于中央美术学院李洋先生门下，多年来在画道探索之路上，他主攻写意花鸟，兼善水墨山水，尤以大写意花鸟画呈现个人面貌与艺术品格。从藤蔓兰叶到瓜果静物，从鹰雀家禽到顽石瓶花，其笔下的万物造化往往充盈着蓬勃的生命韵律与倔强豪强的笔墨力量。
读姚瑞江的画作，一个音乐术语常常浮现在脑际，那就是“调性”这一语词。在音乐学中，调性（Tonality）是调的主音和调式类别的总称，也即24个大小调的关系。欧洲音乐史从巴洛克时期开始，绝大部分的创作以调性音乐为主，现代音乐中虽有“无调性音乐”的观念与实验，但基本上乐坛还是习惯接受调性音乐，甚至流行音乐仍无法跳脱调性音乐的规范。由此，调性既是一种范式，也孕育涵盖着无限生机。将这一概念牵引到画学领域，笔墨的规律亦可作如是观：笔墨的调性何在？其内核是什么，魅力源自何处？如果以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笔墨微妙而丰富的层次可否进行细化分析，有何规律？我以为，在姚瑞江的写意花鸟画中可以觅到个中妙谛。他的画作常强化表达笔质的苍劲，一方面在墨痕的枯与润中展现节奏韵律，在灰度色阶中呈现笔墨调性与自然温度的表达；另一方面也以笔线运化的形式分割与构成意识，在自然物象的造型叙事中完成主观情绪的抒写。点线之间，纯以墨色，笔画行迹，纵横恣肆，是他艺术表达中不断叠加实践的探索，也是其笔墨调性的基本风格所在。
于是，我们可以在姚瑞江的笔墨世界中，看到山花野草的不屈与坚韧，望见小鹊雏鹰的灵动与自由，继而感受到超越于自然而根植于人心的感奋与悸动。正是在传统笔墨的源头活水之间，在花鸟万物的自然情境之中，他以富有丰富调性的笔质墨韵，构建了一个自足而充实的精神世界。在那里，田园静穆，水流花开，生命在金石般的质感中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文/于洋，摘自《笔墨调性与造化情境》）
【望秋】
24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大暑】
20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4年
【墨染北疆】
200cm×200cm 纸本水墨 2016年
姚瑞江系列山水画对于传统的推陈出新，是基于对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对时代精神的不懈理解，他的系列山水画不是简单地对传统山水笔墨语言和符号关系的组合，而是借传统的笔墨语言和程式技法建构出体现时代风貌的作品。品读他的系列山水画能充分感受到时代气息，这种具有时代感召的山水画有别于对传统文人画的消极颓废、蓬头乱服，是能够反映出当代人对山水画的一种所感所悟，是新时代下中国特有的民族审美心理和美学趣赏的体现。正如清代华琳所言：“读古人书，而不信古人，是欲诬古人也。尽信古人，则又为古人所诬。苟我之理胜，虽六经有可删可革之文。岂可拘于古人之言，而不反求其理哉！”
（文/路遥，摘自《姚瑞江山水画的时代性笔墨成因探究》）
【太平图】
24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1年
【静待佳音】
24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七贤】
24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取法古人、摹习自然，是中国画学习的重要途径。但是，取古人何法，对自然的审美认识等，因人而不同。故，同是取法古人、摹习自然，画作却有万千风格。无论是取法古人还是摹习自然，都需要画家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和发现美的方法，董其昌有言：“山行遇古树须四面观者，盖树有此面不入画而彼面入画者。”此言不仅是对发现自然美的一种指导，亦是取法古人的一种方法，能懂此意者，无不是一代中国画大家。
画家姚瑞江，是一位以传统意象造型为基础，用当代文化为美学认识而创作的画家。其笔墨语言独树一格，但是又不失传统笔墨形态，其所绘花鸟之形，亦是古人所喜表达之物，但是在其笔下绘就的花鸟画却与古人完全不同。这些种种都源自姚瑞江老师取法古人的方法和摹习自然中对自然美的一种新的认识。
解构、重组是“变”之因，亦是法之源。构建自己的笔墨语言，是离不开解构与重组的。解构的是古人之法，解构的是自然之美，重组的亦是古人之法和自然之美。自己的法度与美学认识及表现是在无数次的解构、重组中形成的。姚瑞江老师的笔墨语言中流露的新美学认识，就是来源于其无数次的解构与重组。
中国画的变法，或者说推陈出新，是需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所以也就有了一个“域”的范畴。也可以说要把握好分寸与界限。不然就会丧失中国画的文化性。在这一点上，姚瑞江老师的把握是非常好的，其坚守中国画的文化属性。故而，其出新法，但是不丢传承，其发现新的美学表达形式，但是其笔墨语言和传统对照时却不显得突兀。姚瑞江老师也因而构建了有“传承之影、新法之境”语言形式。
（文/冯海涛，摘自《用当代文化为美学认识而创作的画家》）
【静待花开】
200cm×20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惊起】
196cm×98cm 纸本水墨 2007年
【君子之风】
196cm×96cm 纸本水墨 2017年
我尽管欣赏宏大主题的创作，但我笔下多为苦寒大地之下的山花野草，相比之下，我更乐意于对少受到人们关注的山花野草投以关怀，我希望能用手中画笔，能用传统的写意绘画方式为无名的山花野草树碑立传。任何事物，无论是令人追捧的，还是受人忽视的，其实都是世界规律的反映，都可以反映每个人心中的“道”，山花野草自然也不例外。而通过长期对山花野草的描绘与表现，我对绘画中的“技”与“道”有了一番体悟，不仅使我画艺有所进展，也使我对人生、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尤其对事物之伟大与卑微有了全新的认识。至少对我来说，山花野草是伟大的，因为我看到它们的不屈与坚韧。
速写，作为“技”的磨砺
我重视通过日常的速写，来锻炼对周边事物的摄取能力，同时以此提升我的造型能力。这与我绘画上的根底为现实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我关心我身边存在的一切，不管是人与事，还是路边的花与草。我始终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物，努力地去记录下这些事物的本质，而其中本质往往是平凡的，但又是动人的，耐人寻味的。因而我常常携带着速写本，以便在灵感迸发之时，能快速且生动地捕捉到理想中的绘画素材。在我看来，不论是现实主义创作还是其他主义，灵活地掌握速写，并自觉以其作为重要创作手段，是美术创作者所应当坚持不懈的事。
……
鲜活，作为“道”的追求
其一是创作者要具备扎实的造型能力。事实上，无论中外古今绘画，造型能力均是绘画艺术的基础所在。西方绘画自不必说，即便我们回看最无争议的、处于中国绘画高峰的宋代，包括山水、人物、花鸟在内的优秀绘画作品无一不呈现出创作者准确、到位的造型能力。因而我不论是在人物画教学还是花鸟画创作上，都极为重视对造型能力的锤炼。甚至我认为，当代写意花鸟画的发展瓶颈之一就是创作者的造型能力不够过硬。客观地说，在当代写意花鸟画创作者们之中，书法较佳的多，而有扎实造型能力的少。缺少系统的学院教育的创作者，或者造型能力薄弱的创作者，都应当直面造型能力的重要性。他们应意识到，一方面，写意并不能成为回避造型能力的一个借口、一块挡箭牌；另一方面，写意的基础往往是写实，即创作者先具备一定的写实能力，才有可能在后期达到写意的表现，甚至于在很多时候，造型一旦足够准确了，所描绘对象的“神韵”也就自然地出来了，形神也就兼备了。
其二是创作者要具备删繁就简的能力。这点对写意花鸟画而言更为关键。如今的中国画坛形式语言丰富，表现趋向多元化，花鸟画家在创作时怎样取舍？怎样从中选取适合自己“道”的形式语言？这同时也是一个横亘于所有画家面前的难题。对于花鸟画家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在解决了上述难题之后怎样使画面传达出某种意境？这往往需要画家具备高度概括对象的能力。古往今来，但凡优秀的花鸟画家无不具备删繁就简的能力，如成为传统中国画主要特征之一的“留白”即是此体现之一。当然，删繁就简的实现难度较大，它代表着画面上的取舍有度，既有疏密的对比，又有空白处以丰富意境，且存在某种呼应关系；它既体现了创作者的胆量与魄力，也反映出创作者“画外”的功夫与修养。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试着对它作一番理解：删繁就简，往往要求画家先表现出“繁”，而在“繁”的基础上再进行“删”，以此实现“简”。换言之，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创作者若无一定的绘画基础，则难以达至此水准。若明白于此，花鸟画家一方面不可操之过急，妄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当然也不现实；另一方面则要以“删繁就简”作为一个理想目的而去奋进、探索、创新，才能更有效地体现出描绘对象的鲜活与生机。
其三是创作者要具备在生活中体察入微的眼光与习惯。对于古今中外所有画家来说，观察永远是第一位的。世间万物有着不同的形态、习性与特征，动物也好、植物也罢，其差异处往往就是主要特征所在。花鸟画家应养成一个时刻观察周边生活的习惯，在细微处下功夫、见功夫。有时候一只鸟、一朵花，只是一个形态的瞬间变化就能得见物象的本真，创作者若是将其“捕捉”到画面中，往往便能感动观者，因为这直接反映出对象的鲜活。鲜活，是与灵动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候两者甚至能画上等号。我受高卉民先生的影响，长期关注并表现生存于苦寒大地上的山野花草。客观言之，表现山野花草的特征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乍看之下，野花野草的形态都差不多，所以我只能从它们的细微差别处下功夫，观察枝叶的不同走向，甚至是同个物种的不同颜色变化。通过长期的观察，我即便在描绘颇具难度的对象时也比初涉此道时显得得心应手多了，从而也更为坚信体察入微的审视习惯，有助于创作者表现出对象的鲜活。
（文/姚瑞江，摘自《写意花鸟的技与道》）
【盛夏】
196cm×98cm 纸本水墨 2023年
【万事太平】
196cm×98cm 纸本水墨 2023年
【摇钱树】
190cm×90cm 纸本水墨 2022年
【有风的下午】
196cm×98cm 纸本水墨 2023年
（来源：墨轩臻品艺术）
画家简介
姚瑞江，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美术馆馆长、美术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2014年9月录取为中央美术学院骨干教师高级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