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穷日子”与“富日子”

现在我坐在有6000名乘客，将要行程10天的大型游轮上。甲板上到处是穿着花花绿绿裤头和衬衫的各种肤色的人流。如果你不远眺，就不觉得在船上，像是在纽约的某个繁华、熙攘的旅游小镇。此时，我躲进属于自己船舱的阳台上。这里很安静，妻子在舱里画画，说是要用这海上的10天创作一组新作。我的身边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海和天，是哗、哗、哗哗的涛声。这重复有序的波涛让人感觉时光是静止的，偶然，一只海鸥从我的视线里孤单的飞过，才让我想起时空和岁月。

其实，这只能算是一次中等档次的海上旅游。我也不想这会儿“忆苦思甜”，但我还是把过去生活中的一大堆事情都想起来了······ 

我生长在东北松花江边的一个小城市，父亲是有木匠手艺的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还曾兼任过居委会副主任，是没有工资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朝阳群众”，我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三个妹妹。这样一个大家庭，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少年时常常听母亲念叨，父亲每月工资72元6角。所以父亲每天自己单桌吃饭，吃的是细粮和好菜，因为他要在外边工作。这个工资数字我一直忘不掉。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我的邻里、同学也都在一个生活层面，所以我的少年生活并没有贫困、窘境的感觉，因为我们不知富日子是什么样的。

1967年 全家福

上中学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张宇平，我们玩的很好。他家是干部家庭，所以，各方面条件和我们都不一样，去他家玩时发现有许多房间，姐、妹和他都有自己的屋子，并且睡的是床。而我们家除了厨房和过道，只有一个大屋子、两铺对面大炕，父母和小妹在一面，我和哥哥、两个妹妹在一面。在张宇平家，我知道富裕家庭是怎样的格局，而且还有更大的差别。有一次，宇平的姥爷让我们几个收拾楼下一间装杂物的小仓库，劳动完毕，宇平从家里拿出一些点心慰劳我们，是两种很特别的口味，我从来没品尝过的滋味。我问这是什么？答“肉松”和“枣泥"，那个年代的我怎么会知道这东西。我当时对糕点的认知是“绿豆糕”“槽子糕”之类。更刺激的是，因为给宇平姥爷画了一幅画，姥爷让他花1元7角6分买了一盒中国画颜料！吓得我很长时间不敢用这盒贵重的颜色。那就是七十年代初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记得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眼睛突然看东西模糊，去医院看说是近视了，我和家里人都不太相信，因为那时戴眼镜的很少，都是学习好的学生或老师，哪有我这种学习一般，又不是书香门第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几次检查，确定是近视，只好由父亲带我去眼科医院配了一副眼镜，花了十几元钱。当我戴着眼镜回家时，母亲悄悄对我说，花了这么多钱，如果你不是近视可怎么办？弄的我惶惶不可终日地忐忑不安了许多天······

1971年 少年时代

真正有穷困感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从一个工人身份考入大学的，当时我的女友是和我同一个集体户的知青，因为我俩不慎未婚先孕了，有了我的大女儿，她不再回集体户，而我们又不到结婚年龄，她成了待业青年呆在我们家。当时家里三个妹妹还在上学，母亲为了能挣点钱，辞了居委会的差事去街道的清扫队做环卫工人。正是这时候我考上了大学。虽然我读的师范大学，不仅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14元钱的生活费，但我当工人的25元月工资没有了，却把没有工作的女友和两岁的女儿撂在家中。所以我上大学不好意思再在家中拿一分钱。无奈，在读大学期间，不仅靠学校发的生活费，还申请了每月4元钱的困难补助费。四年的大学生活，这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其余的贴补是大伯、四叔和后来做服装生意的老妹妹及有了工作的女友，在我每个寒暑假开学之际给我的一些零用钱。

去大学报到时，带了是下乡当知青时父亲为我做的一只大木头箱子。我都忘了是怎么从吉林市的家中搬到公共汽车上、再搬到火车上、再搬到我们六人同寝的宿舍的那张多余的空床上。我只记得那只大木箱占了别人两个箱子的位置。

见了面的新同学，多为喇叭裤、长头发、三接头儿皮鞋的充满艺术范的打扮。而我则是普通工作服裤、蓝色中山装和黄胶鞋，此时的我还没穿过皮鞋。这些也就是一下午的磨合，随即就正常相处了。

但是每天的吃饭却有些不自然了，特别是午饭，一个班的同学常常在一个大圆桌上吃饭，可是购菜的标准却不一样。我的菜只有两种：一个是炒土豆丝，一个是炒萝卜丝。因为这是9分钱一份的最低价的菜。中午和晚上我轮换着吃，一直如此。而其他同学会买3毛钱左右的黄瓜肉片或5毛钱左右的溜肉段、烧茄子等。同在一个桌上吃饭，同学就夹一筷子肉段或茄子放在我的土豆丝里，起初我会笑谢一声，时间长了就有些囧。后来我索性到另外的食堂去吃饭，综合大学专业多人多，不会再有认识的同学给我夹烧茄子了。我也尽量不参与同学的饭局，因为我没有钱回请同学。整个四年的大学生活我是参与同学聚餐和酒局最少的人。毕业那年的元旦，班长说每人凑10元钱，班级搞个聚餐。10元钱对我来说能做许多事，所以，我说要去姐姐家吃饭，没有参加会餐。那个晚上我先在大食堂吃了我的常规晚餐，米饭和土豆丝。然后整个晚上都在校园操场的雪地上漫游，因为同学们的聚餐是在教室里举行的。他们连喝带吃热闹到午夜，我在冷天冻地中徘徊到午夜。当我与大家都回到宿舍后，有同学说你没一起喝酒！我却暗自庆幸保住了10元钱。

现在说来有些矫情，也有些夸张，可那是我大学生活的偶然片段。前段时间有朋友看到我大学时的照片，说你那时比现在还老，营养不良可以理解，但头型怎么也乱的一窝草似的？我说那时我只因为头发太长了才去理发，决不会为修理发型去花钱。

1986年 在长春一中专创作《又是一年春草绿》

袁武《又是一年春草绿》 160x200cm 1988年作

大学毕业后我贫困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曾经有一次去北京看画展，为了省钱，与在铁路局单位工作的朋友那借了工作证和一套干部工作服，充当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又紧张又疲惫，紧张的是怕被人认出是冒充，疲惫的是用工作证上车是没有固定的座号，如果我离开座位后再回来也许会被人占了，我这个伪铁路职工可不敢撵真的优惠人员。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蹭油”，皆因没有钱的缘故。

没有钱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我研究生毕业。1992年春节后，我带着两万元钱来到北京，是为参加一个进修班，可是后来那个班因故不办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找到进修班拟定的老师，每人交上1万6千元的学费，老师利用美院放假，就单独为我们仨人辅导。因为不是正規研修班，我们就沒有住处。为了省钱，我和另一个同学到处找便宜的住房。在燕莎桥附近的城乡结合部找到了一个农民在靠山墙搭建的简易偏房，低矮窄小，租金每月70元。我们先租下一个月试试，。用砖和门板搭了一床，这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窝。挤、冷、闷、潮还能忍受，每天从燕莎到王府井，要倒三次车也能坚持。可是，有一天突然下了大雨，沉睡中的我们，被褥、衣裤、鞋袜和一些小屋里的东西都淋的湿透，终于，我们放弃了这个窝，住到了教室里。晚上10点钟后，教室不让留人，我们就悄悄地熄灯躲在里面过夜。没有被褥，只有一件大衣，常常在熟睡中被冻醒。有暖意的春天刚刚来临之际，蚊子也来了。晩上睡觉时被蚊子咬的实在受不住时，就钻进放临摹作品的大玻璃橱柜里，蚊子咬不着了，但闷的喘不过气来。一个晚上要反复折腾，先是躲进大柜里 憋闷一阵子，再窜出大柜让蚊子咬一阵子 。

第二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研究生。读研之前，我是长春书画院的专业画家，虽然工资不高，是能打发正常的家庭开支的。可是到北京中央美院后，档案和工资关系都迁来了。美院每月只给开110元钱，不知这是按什么条例？所以研究生的日子，生活还是紧绷的。

真正摆脱被贫穷束缚，是我研究生毕业后，特招入伍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钱是怎么来的，我在另一篇文字《卖画记》中有详细的描述，再此不再赘述。

1993年 袁武在中央美院读研时

其实“穷日子”“富日子”都只是一个概念，沒有准确定义的，是在比较中显现的差别。

我知道自己不再是贫困状态，是因为从某一天开始，我觉得自己要买的东西都很便宜，而且只要想买的东西，就一定不犹豫的买下，包括一些奢侈品。但我是一个穷人的坯子，既便是高级、精致的东西也总是被我粗糙、野蛮的胡用。所以，一些昂贵的东西，最终在我手里都是很贱的命运。如我在香港花6万6千元买的Buttero牌皮箱，其实我不认识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它是名牌，只是路过那个店，在㕑窗里看到漂亮的赭色真皮箱，精致而高雅，进店里问了价就买下了。买回来只用了两次，拉杆就压不回去了，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坏的，只是我没把它当那么贵的物件来用而已。曾经在美国买了一块百达翡丽表，我知道这是名牌，买的也不是最贵的那种，折合人民币40多万。刚戴上时也很喜欢，又重又亮有点讲究。没到半年有一次开车时，突然很兴奋的撒了一个欢儿，将左手重重地捶了一下车窗，沉重的手表在猛力的挥舞下，撞击窗玻璃，表蒙子碎下一块碴子。包括那个皮箱在内，这些商品的购物票或登记卡都不知扔到哪里，修理都没个门，只好将表收回到高级的盒子里，至今快十年了那表还静卧在我的保险柜里，也不知道它的表针还动不动了。我的服装有时候买名牌，有时候买一般牌，只是看着顺我眼或脑袋一热就买。记得有一年在意大利的米兰逛商店，看见一件黑色的大风衣，肩膀到后背有一扇大帽子用拉锁拉开分在肩上，胸前还飘着两条黑绳。这件又长又直的黑袍几乎拖拉到地，又奇又酷。我试穿一下，明知又大又长，但脑一热就买下，两千多欧元。带回家后一直没有机会穿它亮相。几年前女儿在墨尔本结婚，看季节正合适，我决定穿它去参加婚礼。临走前去商店把过长的袖子又改造了一下。可是婚礼前一天我穿给女儿看，并说明天我要在你的婚礼上首秀这件风衣。女儿看着那件大黑袍，婉转地说爸你还是穿西装吧。至此我的意大利风衣己买了快十年，还从没正式穿上它去风光，真造孽呀。

到现在我也不怎么认识名牌，有的衣服什么牌都不是，我却非常喜欢的反复穿，有的衣服本是名牌，我却有眼无珠，视而不见。所以，每当收拾衣柜时，我都会举着各种衣裤，问妻子哪个是名牌？

袁武《在朱耷山水上耕种》 400×165cm ×3  2024年

袁武《在朱耷山水上耕种》创作现场

也许在穷人眼里我的这“富日子”是“小人炸富”，而在富人眼里也就是“小打小闹”。当然，我的“富日子”也不只是这些无聊的经历。我于2010年起，在我的家乡吉林市设立了“江城优秀学生，袁武奖励基金”，先捐赠50万人民币做启动基金，然后，每年高考结束，捐10万奖励吉林市当年的高考状元。本来这顶捐赠要一直持续到永远，但2017年却因为政府不提倡“状元”之说而终止了。2021年我又将114件作品捐给吉林市美术馆，作为馆中馆的“袁武艺术馆”永久陈列。同时将吉林市政府奖励我的500万元人民币，捐赠吉林市美术馆设立“袁武艺术基金”。

写了这么多穷和富的往事，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工薪阶层的人会认为我是有钱人，而真正的富豪会视我为小财主。别人怎么看也无所谓，俗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我个人理解：没钱人并不是无能，有钱人也不是有本事，一切都是命运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信命，相信宿命论。我是画家，是用作品换取财富，但不是所有的画家都有钱。有的画家水平很差却有钱，有的画家水平很高却没钱。命中注定没有办法，不公在天，但我要感谢上苍······ 

游轮在继续航行，舱外海涛依旧。一篇文字写下来，让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还在世，现在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坐在甲板上，看着这片大海，听这令人寂寞的海声。

（文/袁武，2023.8.7于开往加勒比海的“海洋绿洲号”上 ）

（来源：艺术品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