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书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随着史学革命、文学革命、美术革命的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以经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开始向以大学体制为核心的现代人文学科转换。“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科技整合，依次被划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文学等，这种学科整合是完全按照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进行的，它使中国传统文化从学科体制上，实现了现代性建构与转换。其中导致的深刻的变革表现在文学上，开始以现代白话文小说代替了传统的辞章之学；史学则打破了以王朝体系与帝王世系为核心的“一人一家谱牒”，而转向社会、民族、国家与民众之新史学；哲学上则开始冲破儒家经典体系，借助西方哲学建立起新的范畴、框架与本体论、认识论体系和方法论。而这其中，尤为彻底的变革是语言变革，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种语言变革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是工具性语言变革，但事实上，“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以白话取代文言，是从语言到逻辑思维与思想观念的全面变革，是古与今民族语言的本体转换。它不仅反映出汉民族语言由古到今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变，也反映出汉民族语言受西方现代逻辑理性影响下的现代转换与变革——质言之，白话文产生标志着汉民族语言现代性建构的实现。

由此，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领域始终贯穿的主题，即是中西文化对峙、碰撞融合论争问题。并由此产生三大文化派别，即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派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则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将中国三千年封建礼教称之为“吃人的历史”。鲁迅、钱玄同等人甚至提出废除汉字的激进观念，极力倡导推动汉字走拉丁拼音化道路，钱氏著文认为汉字是最大的罪恶。由此造成汉字的现代危机并直接与文脉的颠覆崩解相联系。书法也由于现代汉字本体论危机，而处于现代文化转型的边缘化状态，书法成为传统文化的孑遗。这种游离文化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与汉字拼音化倡导的无疾而终，才得到全面解除。西化派即自由主义派，则主张全面西化或充分西方化；倡导科学与民主，将科学——工具理性推为包举一切的中心，即科学万能论，由此否定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边缘化。在这方面，西化派与激进主义派有着某种共通性。

针对激进主义派、西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学的极力推崇，保守主义派即新儒家应运而生。梁漱溟在全盘西化思潮中逆流而上，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捍卫传统文化的地位，被熊十力称为中流砥柱，梁氏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随着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方东美等新儒学大师群起，新儒学遂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至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刘述先、余英时、杜维明第二代、第三代新儒家于20世纪五十至六七十年代在港台、欧美继起，新儒学已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思想流派。牟宗三、杜维明相继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与“文化中国”的概念，并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展开哲学对话，极大地扩大了儒学在国际上的声誉、传播与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转型是在借鉴与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得以建立的前提。因而，在现代学术背景下，离开西学来谈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干脆拒斥现代传统文化研究的西学背景是根本不现实的。郭沫若认为，要认清国学的真相，必须跳出国学之外。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突破，恰恰是跳出乾嘉的旧学桎梏，而运用、借鉴西学的结果。他自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翻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继方法论热之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反思也成为热点。一时间重写哲学史、文学史构成热烈讨论。所谓重写，重点是在于对哲学史、文学史，尤其哲学史观念上，受西方观念过深之反驳与质疑。比如用西方主客体二元来架构中国哲学史是否确当，西方哲学与中国道学、理学是否能够构成对应。事实上，在新的历史阶段，反思近百年中西学术和文化的融合与得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学术与西学完全对立、剥离，并谋求以复古的方式来重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则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近百年中西文化交融论争过程中，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已与西学密不可分，其学术体制、方法、规范、术语、概念皆建立在西学基础之上。事实上，理性、客观的方法，应是在剖析西学优劣的前提下，不断推动深化学术文化的本土精神与原创性，从本土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立场来认识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本原，而不是对西学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思想界的学术转向，“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这种学术转向，当然并不仅仅关涉到学术问题，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如果仅从学术背景言之，则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国学的复兴和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西学达到相当积累而由西学转向本土学术范式建构，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合理地审视这种中西学术转换应是一种中西互释前提下的价值平移，而并不必然导致中学对西学的排斥与摆脱。从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历史来看，中西学在各个不同阶段，由学派倾向、思潮性而表现出不同的侧重，但并没有导致以西学取代中学，或以中学取代西学的现象发生。如激进主义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激进派与西化派代表人物都倾力转向国学，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即是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们在批判抵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对西方民主与科学表示全盘接受，梁漱溟、牟宗三、张君劢皆持这种观点。梁氏说：“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是完全对的，只能无批评无条件地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3] 

既如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学术思想界，在由倡导思想观念形态向学术实证形态转换的趋势下，各个领域不同学派、思潮亦是立足本土或西方，仍然存在多元化选择与价值追寻，而并没有导向或中或西的一元化倾向。相形之下，在当代书学领域，却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即由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书法理论多元化，转向史料考据的单一路径。并且愈到后期对史料考据研究的倡导愈强化，更使得史料考据占据到书学界主流地位，而书法理论、书法美学，史观形态则被边缘化。书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史学考据的推崇，当然有体制推动的原因，也有学派的原因，而究其深层，寄寓的则是中西学术文化观念的对峙论争。

在学术上，我服膺新儒学研究理念，既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儒道互补，同时，借鉴西学方法与文化哲学框架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阐释。因此，在书法研究上，我谋求运用思想史、观念史与艺术哲学的研究进路，将书法视为民族文化生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活的具有现代性的生命体。书法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产物，它以人文化成、优入圣域的民族文化构成文化生命共同体，并成为民族文化本根——道的艺术审美表现。熊十力认为：“一国之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道统不过表现一中心思想而已。此中心思想可以随时演进，而其根源终不枯竭。”[4] 因而中国文化作为生命体，承载着中国人的生命精神与审美理想，亘古至今，一脉相承。它的精神不灭，就在于它的文化形上精神价值，系于道——心性道德之源。而新儒学即是从道德本体上来贞定中国文化精神的原道价值，并以此形成道统，继由道统开出学统，在道统与学统的张力中，建构起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艺术史是总体性问题。其中包含重要两点：一、贯穿美学与哲学的本体问题；二、理论批评的接受与阐释问题。实现这两个方面的艺术史生成性阐释，需要立足中西双重立场。因为从本源上说，艺术本体不是主客二分，而是相互生成的。在本土为道论，在西方是诗与思的生存论揭橥。其中本土与西方的视野融合，又有今古之分。这表现在本土传统道家美学——哲学的先验性以及来自西方现象学的哲学反思重建。而从理论立场言之，则来自现代视野框架的理性认识本身，又是现代学术必须遵循和拥有的。

因此，反思当代学术，需进入本体反思的高度，这包括美学反思、史学反思和理论反思。由美学反思来贞定书法的艺术本体性。书法艺术表现通天尽人，人文化成，从而揭橥出书法本体的感性审美自由，体现出道的旨归。“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5] 史学反思则涉及对历史的认识问题：历史是什么？历史究竟是人物、事件、文献史料的编年体，还是贯穿着理性、逻辑、思想和理论阐释的效果历史？“因为历史就只存在于一种又一种历史观之中。” 

理论反思则从深层涉及书法的文化判断，对以上认识与论断的两种不同回答，导致不同的史学立场。第一种观念混淆了史学与史料考据研究的界限，将书法史研究拉向纯粹知识论，排斥理论思想的介入从而丧失了史学所应蕴含的人文精神。理论是理性反思的结果，而理论的升华便进入到哲学高度，所以理论往往反映并体现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时代与历史文化趋向。如儒道互补便构成晋唐宋明书学理论的核心；清代康有为碑学也体现出今文经学公羊学派的托古改制思想。至于当代书法理论，则更是体现出中西文化多元激荡的现代性思潮。

因而书法理论的文化建构是毋庸置疑的。当代书法理论受书史研究上史料考据学的冲击很大，处于边缘化状态，已产生严重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当代书法美学、书法理论批评的贫困和颓势。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书法与美术并列成为艺术学一级学科时，关于书法学科的认识以及书法一级学科建构的方法与内容，都还缺乏理论的准备与支撑。

可见，在书法学科建设中，理论、美学、艺术史、文化学构成其主要支撑。这对应于当下书学研究境况与当代高等书法硕博教育培养全面拒斥理论、史观，而一味偏向考据而以所谓学问为主导，无疑显现出窘迫与危机，因为书法学科建设是理论、观念形态的，而不是一般知识形态的。上升不到理论形态就谈不上学科构建。而考据文献研究只构成书法史料研究，与书法学科建设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因此，在当代书法升为一级学科的前提下，对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与硕博培养无疑提出新的时代要求——走出乾嘉，走向不以考据为中心的书法人文主义研究。王国维说：“异日发明广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学术与文化一体两分，但没有不反映学术的文化，也没有无文化支撑的学术。文以载道，任何时代的文化学术都无不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将两者割裂开来就必然削弱与失落学术与文化的价值理性与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文化体现观念，显示人的存在，而非表现为纯粹知识论及工具理性。马一浮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知，即是指此思想体系而言。”[6]

（文/姜寿田）

注释：

[1] 胡淼森 .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研究—— 一次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 [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331.

[2] 杨耕，张一兵 . 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171.

[3] 梁漱溟 .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1:209.

[4] 熊十力 . 读经示要 [M]. 重庆：重庆南方印书馆，1945:209.

[5] 宗白华 . 艺境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160.

[6] 马一浮 . 泰和宜山会语·法数钩玄 [G]// 经典维新：第1辑 . 武汉：崇文书局，201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