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许山河”曾来德书画艺术展将于2月29日在上海开展

曾来德的艺术具有天生的令人困惑的性质，其书法早已逸出书法史的轨仪，其创作理念也早已超越书法界的陈词滥调，不仅如此，来德还常常在跨界状态中对书法加以重释：与音乐、行为、表演合为一体时，其书法的辽落之想，已化作空灵淡远的天趣飞翔。在山水画领域，来德一开始便飘渺如孤鸿，警觉地躲开了山水画界陈腐的气息。还有一点至为紧要：当许多书家、画家还在形式上喋喋不休时，来德已把艺术探索的触角延伸至人性与社会反思的层面——书法、绘画在来德那里，与其说是艺术创作，不如说是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由此所带来的有趣场景是，在来德身上，集中混合了多种互异的身份：行为艺术家、书法家、文人画家、知识分子、江湖侠客等。如果考虑到每个身份都具有自己的价值指向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承认这样的事实：来德的创作以其综合性与哲思性而超越了既有的艺术概念及专业分类，进化至“超艺术”状态。

倘若从创作原点上探求的话，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比起对笔墨语言的兴趣，来德的艺术更多地来自于某种精神困惑，诚如他的自我设问所言：是精神服膺于“文化”“历史”所产生的巨大惯性呢？还是灵魂于昏昧贫乏中再次意识到存在的澄明？在我的理解中，前者可视为来德艺术的历史起源——在历史中寻求新的历史；后者则可被看作来德艺术的精神本体——存在的困惑与反思。放眼书法界、美术界，能有几人从这个角度思考艺术？艺术一旦放弃思考，便会坠入庸俗，当代书法界、美术界的现实便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讲，来德的反思以及他对存在澄明的希冀无疑是自我拯救。当然，毫无疑问，这种自我拯救于当下也是善意的警示，尽管回应者寥寥。

从历史上看，清代阮元在金石收录、训诂、证经的基础之上，以碑帖探源派分为表征，以崇尚北碑、碑帖融合为核心的革新逻辑，乃开近现代书风之先河，曾来德的“超艺术”状态可视为这一逻辑的当代版。在一个庸人性格与见识居于统治地位的书界，来德革新的勇气与底气从何而来？我的解释是：它来自于历史的暗示与怂恿：虽然庸人常常是时代的胜利者，但历史却是由革新的天才们所书写的，艺术史的可敬之处就在于它是天才们的收容所。来德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与书体创新，正是历史逻辑的产物。在书学观念层面，来德的“无限书法观”以壁立万仞之态，开当代书学新意匠；其“敞开”的笔墨观，则通过笔墨的解放而超越书界之拘囿，在“笔”“墨”“纸”的秘响旁通中，建立起通向“自在之物”的秘径。在实践层面，来德自创的“飞白书”，出于“干墨”与“渴墨”之间，恣意而然，苍枯如风化千年之碑，笔走龙蛇而携破竹之姿，陵劲淬砺更有摧枯拉朽之势。来德的草书，讲求劲道和转笔开合，用笔沉稳而气韵连贯，字系于心，于激昂处能歌樯橹灰飞烟灭，在悱恻地，可叹梧桐更兼细雨。尤为令人赞叹的，是来德书法的章法与结构，其率意超旷，无惜是非，以欹为美，在大跨度的险峻中内含“反”“侧”“偏”“陂”之势。读来德的书法作品，一如踏上寻道之途，于结构、笔迹、墨法的日新中，澄怀味道，浣濯肺腑——这就是我常说的：来德的书法是书法，更是“超书法”。

来德为何进入山水画创作领域？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我这里有两个答案：一个简单，一个复杂。限于篇幅，我只说简单的：来德的山水创作起始于对山水图像化的恐惧。稍对当代山水画有所了解的人均不难发现，图像对山水画创作不是威胁，而是颠覆，它不仅成功地改造了山水画的形态，还在不动声色中磨灭了山水画的形而上学气质。如何对抗这一时流，复兴山水画“媚道”的本质，便成为来德山水画创作的根本要义所在。因而，从起点开始，来德的山水就是超视觉、超现实的，从结构到笔墨，无不洋溢着神会自然，冥造奥理，迥得天意的趣旨。其结构，大块磊落，或似高山坠石，以奇险胜；或如枯杉倒桧，以欹侧胜。而其用笔窈窕出入，一味猖狂妄行，飞白处浅如流雾，拙重处则似崩云。旋复迥复中，其线条时而奄忽灭没，时而晔然复扬。无论是拖擦出的充满空气感的肌理，还是书写出的浑沦造型，皆在发乱钗脱的笔墨争折中弥散出异端之美。可以说，来德的山水画创作，以自己独有的路径，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山水景观。与此同时，他还将这种景观提升到了理法的高度，在那里，山水作为宇宙万物的缩影，已澄明为道之所在。

在来德的艺术教义中，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解放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创新与变革，不过是为艺术家的心灵超越提供个人化的方法与路径，来德书法、山水创作的主旨与精神根源正在于此。

（文/张晓凌，2023除夕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