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2023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以线上直播的形式举行。
“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院长牛克诚于2016年发起，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色彩为研讨对象的学术年会。会议的宗旨是“阐扬中国传统色彩经验智慧，汇集中国传统色彩研究力量，构筑中国传统色彩话语平台”。今年已连续举办8届，汇聚了色彩学、美术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于传统色彩的载体、事实、现象、观念等，进行了广泛而富有实效的研讨，已结集出版了8本年会论文集，积累了近四百万字的理论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为中国传统色彩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以下是牛克诚在闭幕式上致辞：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院长、美术研究所原所长牛克诚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线上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
5点半，现在这个时间就进入了彭德教授所说的婚礼“昏”的时间，也进入了迪恩“魔法时刻”呈现的“薄暮时间”，以及王玉冬阐释的“远方的青黛”的时间。这是一个温馨而淡淡忧郁的时刻，在这样的氛境下，不做什么闭幕辞，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就在这个时刻搞两项轻松内容：一是我对本届年会的学习体会；一是简短的颁奖。
学习体会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色名与物名。第二，配色与表现。第三，色材制备。第四，色彩应用。
先说说色名与物名。
首先由宋建明先生的精彩报告呈现出来。《读〈释名〉，识汉代色名》这个报告对东汉刘熙的《释名》进行了特别深入细致的解读，对这部语源学著作里集中的色名的解释都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同时又以其实践经验做支撑。他把色名归为三个方面：一、意象的色名，包括天地之色，天玄地黄等；二、颜色的色名，包括颜色的材料、工艺等；三、物象色名，包括人体、肤色等等。在总体《释名》呈现的古代色名大盘子当中，他要找出这些色名与当时的“物/物色”的对应，这样的追索是难度很大的。当时的色彩样貌离现在有时间上特别大的距离，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杨红研究员指出的，色貌有老化，现在看到的古代遗存色彩是不是当时的色彩？另一方面今天看到的色彩，我们的色彩感知是不是当时汉代人的色彩感知？对此，宋建明先生通过文献、物证、请教艺匠、想象叙事、数字表达等五条路径去溯源那个时期的色彩样貌，进而解析古代色彩观念与构词方式。这些实践路径具有创新意义与实效性。
宋建明先生探索的是汉代色彩的原貌，与之相关是，李路珂教授所做的对于建筑彩绘“原状”的求索。她把“原状”分为内部和外部，内部由建筑物本身支撑，外部呈现的是视觉的样态。梳理“原状”概念从30年代强调要恢复到外观为第一要义，中间经过《威尼斯宪章》、2005年《曲阜宣言》等等，现在形成了一个共识：对于传统形式、设计、材料、技艺等的修复，也具有某种“真实性”。这就为今天修复过程当中主观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能，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建筑彩绘，甚至是建筑原状的一个美学再建构。这种“建构”可以证伪，因而也是具有客观性的。她还表示探索古代色彩原状永远在路上，这和我们色彩年会的学术追求一致，探索传统色彩也是永远在路上。
如果说李路珂在追索建筑彩绘原状，那么，杨红研究馆员则像“倒片”一样，首先通过原始材料、工艺等模拟建筑彩绘当初的色彩状态，又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模拟自然环境，如光照、空气、湿度、酸碱等等，对于“原状”施加影响，观察它是如何一点点老化的，从原状到现状的过程通过科学数据记录展示出来，首次基于色度学的标准测量和分析方法，以文献、实物与工艺对照研究为基础，构建规范的工作流程与术语体系，实现对传统颜色术语的科学标定。这是非常具有科学实验性的一项研究，是一项艺科融合的研究范例。
物色和色名研究还要提到郑巨欣先生。他刚刚主持第八场论坛对于各位的评述非常具有专业性。大概是2018年他参加我们的色彩年会，当时发表了《〈诗经〉草木及其染色探微》，提出《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和“终朝采蓝，不盈一襜”的关联性。“青”和“蓝”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他为此做了一个实验，用蓼蓝染色的实验来求证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在不断求索过程当中对象范围越来越大，拓展到《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等等，力图建立物色和色名之间相关的色彩谱系。他指出物色、色名作为所指和能指两个体系，具有一种平行发展的路径，这为我们探讨物色和色名关系打开了新的思路。他也强调，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语言文字表述自然的色彩，自然的色彩似乎离开文字和数字就变得难以描述，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存在。
这一文字与色彩之间的关系，在日本学者国本学史《日本近代时期色彩教育的发展》报告得到呼应。他指出，明治时期西洋文化、西洋色彩传入日本，当时对于七色光谱的解释，就是用汉字来表述，即正红、橙红、正黄、正绿、正蓝、老蓝、青莲。他的报告指出，当时的人们“离开汉字难以把色彩想象出来”。这是从汉字在异文化解读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色名、物名关系的很好参照。
陈彦青先生的报告《品与色：中国色彩的符号美学》，谈色彩美学，我也想把它放在“色名与物名”这部分来说，因为“二十四诗品”的每一品都是文字性的表述，也是一个一个概念名。二十四诗品起于诗歌美学而升华为中国古典大美学。这样的大美学，色彩是可以纳入其中的。用“二十四诗品”的美学概念，如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等等和中国传统色彩的色名、色相以及色彩组合建立联系，是非常有价值的建构。他明确地意识到西方与东方色彩感觉机制的不同，中国色彩需要归类出自身的色彩性格。他自己谦虚地说这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但是在我看来，他找到了诗与色在意境上的共通性，并将这一共通性显现为色彩的可感性，这是一项打开传统色彩研究新方向的有价值尝试。
王玉冬《远方的青黛：模拟艺术的灵魂》，也探讨了诗与色彩的关系。首先提出，从工业颜料的出现到现在数字形成的各种屏幕传达的视觉形象，其实是造成了色彩的污染，改变了人的色彩感受能力，使我们变得在自然、诗意的色彩面前越来越麻木。同时他也指出数字技术有时候并不能完全代替对于色彩现场直接的感受，比如绿闪现象用目前的数字手段就不能捕捉到。对于现场的、自然的色彩亲身感受是特别重要的，以此才能恢复我们对于色彩的观看行为。“青黛”做为一个诗的意象，其实是自然之物的显现，它需要我们现场感观及想象。
邵旻的《月白考》色名与物名关系的研究与宋建明先生的路向不太一样，如果说宋建明先生是往汉代色彩原貌追溯，邵旻恰恰是从汉代已经出现的“月白”，也是一个物+色的构成，她是往下来梳理的。从明代开始替代玉色用于服装色彩，指代缥碧之色。清代广泛运用于日常服装，也成为传统戏曲舞台服装常见色彩。这个时期从月白呈现的质料来讲，有釉料、颜料、染料。这些质料的不同呈现的月白色相是不一样的。这提示我们，探讨色名与物色之关系也需考虑到质料的不同。
王冬松《“花瓷”语义的唐宋转变初探》考察包括色彩元素在内的瓷器品类名在向一些物质载体平移的过程当中发生的语义转型。指出，唐代“花瓷”语义清晰，就是指“鲁山花瓷”，到了北宋之后逐渐宽泛，开始指窑变斑为特色的花釉瓷，后来指刻花、印花、剔花等等装饰工艺的瓷器，以定州浅色釉瓷器为代表。
第二，配色及表现。
首先是夏燕靖先生做的《荤素相间，逐花异色——云锦匠人配色口诀与云锦纹样色彩审美探究》报告。云锦工匠在长期实践当中总结的口诀包括配色与纹样，他主要探讨的是晕色，两色晕、三色晕呈现的色彩浓淡及色阶的不同，形成了色彩的立体效果和韵味。“跑马看妆花”意味着在云锦当中强调大的色彩对比，在很远的地方能够有一种视觉冲击力。这里特别提到了“汉府稿”，也就是云锦画样，能够体现云锦口诀的实物形态，从元代到清末流传已形成独特的创作体系。由于报告时间太短，没有展示出来，我们期待在未来报告当中能够看到的。
章新《锦色的雅歌——清宫锦织物配色探讨》指出清代织锦继承明代工艺，一方面有传承，一方面也有创新。特别是在创新方面接受了“洋风”影响，形成了一些新的时代风格。他对故宫明清织锦色彩组合分析的特别细。上一届年会我在评述他的报告时说，我们特羡慕他工作多么方便，工作在故宫，我们说看到的东西，人家可能都上手摸过。这个羡慕之情仍然有，但是通过今天的报告对于他的研究功力更加叹服。他对于织锦的配色，如花与地的配合，花纹主体、架构、渐晕配色、与边饰的关系、与金线之间的关系等等，分析得特别细致。同时他还提到织锦对于建筑、竹雕、漆器、瓷器等的装饰影响，这也和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谈到“图像环路”，不同载体之间的纹样、色彩之间的移植转换，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同样是故宫博物院陈彤做的《宋代
曲音的报告《唐代女性服饰中的红绿配色及其成因》也是很细致的分析，用这一场评议人的话来讲，是通过女性的角度研究女性穿着的襦裙、披帛、间色裙及服饰边饰中“红绿”配色规律。探讨了配色何以形成的原因，它包括当时染织技术、开放的社会风气、礼常分制的生活体制等，也包括胡风影响以及唐人自然观，很好地解释了红绿色彩结构在唐代成立的原因。
第三，色材制备。
王进玉先生每年的报告都要抓一个探讨传统色彩当中大家常常提到的石青、石绿等等进行名称及质料的考辨，他每次报告都做得非常详细而雄辩，基于他在现场的实际考察以及非常深厚的文献功底。他今年对于色彩的考察，主要是对龟兹石窟特别是克孜尔、库木吐喇等石窟所用颜料，通过科学分析获得颜料的使用主要为天然矿物和人工制备。特别指出青金石是来自阿富汗，但是氯铜矿也是古代龟兹当地的特产。所以在这里边纠正了一些学者对于新疆、敦煌、古代青金石、氯铜矿使用情况的不准确的说法。听了王进玉报告以后，我们就应该不会再说龟兹壁画、克孜尔壁画的氯铜矿来自阿富汗。
日本学者荒井经对于近代日本画材做了一个非常统览性的梳理，论及这个时期从西方合成颜料，到新岩绘具、水干颜料，现当代可持续和环保的现代颜料生态岩绘具21，为我们展示了颜料在日本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和中国从唐以来的过程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也是很值得思考的。
张乐《关于传统“反光色系”色源应用与形式转换问题的研讨》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看色材的视角。自然当中存在着鳞甲、飞禽的羽毛、云母、水晶等等有反光的矿物、生物体色源，曾被古代工匠大量应用。当代艺术家对它们进行重新的再利用，有的把云母弄成粉末状，具有笔触感的像绘画一样的展现。有光感的绘画语言也诱导了我们对于画的观看，与此前直接面对平面是不一样的，新的观看可能会叫我们在移动过程当中观看作品。同时，也指出光感材料的应用也有一个祛魅的过程，如果说这种反光色系的材料在古代具有一种很神秘的，甚至有一种巫术的效应，在后来的发展当中越来越被减弱消解，进入到艺术和日常生活当中，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多便利。新科技创制了新的反光材料，如极光色等等，为艺术家的新创作展开了更大的空间。
杨建军先生对于清代中期三部《布经》的色名与染料研究也是非常细致的，贯彻了他以往的研究风格，首先是对版本、文本的细致解读，同时结合实物验证。他也指出当时棉布染色工艺的细化和标准化，在染料择取和搭配方面趋于模式化。
侯立睿的报告直接是以问号来提问，“中国上古时期是否有‘贝螺紫’？”对于现在一些权威的论文、权威学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且是逐条进行证伪。她的结论是，紫草染是目前上古文献材料中唯一记载过的染紫染料，所说的“骨螺染紫”并无文献支持。
第四，色彩应用。
色彩应用具有非常广阔的领域，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应用，体现在彭德先生的《五色与婚姻》的报告当中。探讨了青、赤、黄、白、黑与婚姻、婚礼之间各种关系，如媒神尚青、月老赤绳、红叶传情、黄昏结婚等等。特别论述了婚姻中的“五色齐备”，指出汉代的婚姻礼物有30余种，青雘、朱砂、纁玄、白酒、九子墨、五色丝等五色齐备，烘托结婚气氛。当然不只是烘托气氛，这里面还有对于美好愿望的寄托。最后指出，五色齐备到后来的发展，越来越走向过于繁缛，与汉代当初的素朴色彩不一样。
肖世孟的报告《五色辨时考》，提出色彩当时的功用是用来标识时空，时间这个东西是抽象的，要用可视的色彩形象来作为一个标识，作为一个载体给时空定义出来。五色最开始和四时、五方直接关联的,后来随着“五行”学说的流行，“五行”成为一个特别大的总括性观念，所有的东西都囊括在这一观念当中，时间、空间、色彩也被囊括其中，五色就成为了五行系统当中的一部分。
日本学者小林昭世的《日本园林的色彩——
王京红的《史前古城市色彩初探》是一项特别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史前古城淹没在久远的历史烟尘当中，对于它的色彩重新建构，其困难可想而知。她特别强调了方法和路径，这种方法和路径结合了史前自然环境特征，可以参考古气候相关领域的研究，勾画出聚落轮廓及色彩形貌，并结合考古遗存当中发现的城垣、器用等等色彩，形成了总体的史前城市的面貌。通过坐标分析不同空间结构的古城，提出了城市色彩和自然、人文、地域特质、当时社会结构等都有密切的关联，从而形成不同史前古城的色彩样貌。
对于绘画领域的色彩研究，有何韵旺对于古代艺术理论中“合色”的研究。公元前后印度戏剧学理论《舞论》的“二次色”、我国元代王绎的《彩绘法》的“合色”、日本江户时代《画法大全》的“调和色”，都是对于合色技法的记述。通过梳理指出传统合色不只是限于植物色和植物色之间的混合，也有矿物色和植物色的混合，也有矿物色和植物色加另外的一种植物色的混合。不同质料之间的“合色”为我们理解古代色彩提供了多元的思考。同时他对于上述合色也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演示，让我们通过他的演示看到古代的合色如何在今天材质的基盘上得到呈现。
对于绘画色彩的研究是王文娟教授的《李斛人物画色彩解读》，她说打电话问我，我也确实是说李斛的色彩是可以做的。我们做传统色彩研究，像我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说，落脚点还是当代应用，探讨它为当代色彩表现、绘画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李斛的色彩特别是《披斗篷老人》的色彩表现，用中国画水墨晕染、用中国画材料表现出像油画一样的厚重，甚至有油画肌理、质感的表现，这是他特别重要的语言贡献。那件红斗篷就是当时写生教室的一个窗帘拿下来披在身上，他画出来像拉斐尔画的红衣主教那样的气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色彩应用方面还有杨蕾《昆腔杂戏与近代戏曲色彩的交融滋新》，指出乾嘉之后，在戏剧舞台上都探索一种新的呈现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话语体系。当然这个视觉话语体系与色彩的介入是密切相关。他对于色彩本身的讨论并不是很充分，希望以后看到他的进一步研究。
以上是我对本届年会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报告的一个粗浅的学习体会，汇报到这里。
下面进入到一年一度的颁奖环节。
参加往届的各位都知道，这个“奖”就是我用嘴讲一讲的“讲”。
第一个奖项“学术开拓奖”，颁给宋建明先生、陈彦青先生和王京红女士。像我前边叙述的那样，宋建明先生对于色名与色彩原貌之间的关联性的探究，由于色名及色貌与当代有着巨大的时间间隔，他采用了五种探究方式来回溯原境，是具有开创性的。陈彦青先生对于中国色彩美学的尝试性建构，其实我们都思考过，色彩美学到底应该怎么来研究、来建构，那么他把《二十四诗品》与色彩美学之间打通，非常具有创意。王京红的探索非常大胆，因为史前城市的恢复本身就是困难的，她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城市色彩做了样貌复原，同样是具有探新意义的。
第二个奖项“学术求真奖”。我想颁给王进玉先生，上一届给他的叫“敢斗奖”，有点像武林中的称号，经讨论，我们把它定名为“学术求真奖”。他每一届的报告都是针对目前学界对于古代颜料的既有研究成果的一些不准确、不真实的结论，提出他特别有坚实研究基础的探本求源，为我们准确把握古代色彩的真实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来源。另外，侯立睿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值得褒奖，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权威的学术精神非常可贵。
当然“学术求真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于自己的研究不断地质疑、不断地追问，我想把这个奖献给郑巨欣先生。郑巨欣先生的报告，从《诗经》那两句最开始的切入到后来一步步地追索，其实是把追索过程给我们展现出来。他的报告里面的问号是最多的。这些问号是提给自己，同时也是提给整个中国传统色彩研究学术界。
第三个奖项是“学术奉献奖”，要颁给彭德先生。彭德先生的评议好像不是在评议，他已经有点儿越俎代庖了，对于三位报告人的研究都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提出大量材料的佐证，洋洋洒洒，他仿佛是那个报告人。所以他的评议，其实是给我们上了一堂中国传统色彩的学术课。而且不只是讲课，他还特别关心传统色彩年会下一步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是否可以扩大专家范围，把文字训诂的、先秦文化史研究的、考古的等等专家吸纳进来。还有一个建议是每次报告15分钟有点儿少，是不是可以延长，等等，都是未来可以考虑的。
下面还有几个奖项：
“最佳新人”，颁给王玉冬教授。我说的“新人”这个词其实是不很恰当的，“新人”是相对传统色彩年会，今年他第一次加入可谓“新人”，但是他是“老兵新传”，他在艺术史研究领域可是一位响当当的学者，他的《半身像与社会变迁》《美术史研究中的材料问题》以及一系列翻译著作，以及他那个“满壁丹青”的讲座等等，在艺术史领域很有影响，因此他的学术资历又很“老”。他加入我们这个研究阵营，就像我在开幕式致辞当中说“传统色彩研究要进入到艺术史研究大体系当中”，各位可以读一下他在《文艺研究》发表的《青绿大地的诞生》，专门研究敦煌壁画色彩的，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一个范例。
“最佳沟通”，我想献给日本学者小林昭世先生。在PPT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最后一页PPT总有一个“谢谢聆听”或“谢谢倾听”等。我以前说过“谢谢聆听”“谢谢倾听”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聆听”、“倾听”是低位对高位的姿态，是一种自谦语。不能说你在那儿报告比我们听的人还要高位，我们在聆听，这是不可以用的，因为不是自谦了。小林昭世结束的PPT打出的汉字特别浅白，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说的一样：“谢谢你们听我讲完。”这样的一个结束语，可能是通过翻译软件给弄出来的吧。虽然是一个很稚拙的状态，我想这是一个很好沟通的开始。文化之间一定要多沟通，才能互相亲和，建立真正的友谊，这种沟通可能就是从最基础的做起，像幼儿学话那样的起步阶段做起。
“最佳提问”，献给线上的广大的听众。这两天的提问都是来自于院校的青年学生，你们的提问非常有水平，激发着我们的思考。当然你们也很谦虚，今天有一个提问最后说“我的不成熟的提问和思考”，很谦虚。这样有水平的提问让我也看到中国传统色彩研究未来力量之所在。
最后一个奖项是“最佳组合”，我们看到今年色彩年会专家阵容当中，有王进玉、王玉冬、王冬松，就像接龙一样，还有王文娟、王京红，“五王”。大家研究传统色彩都知道“五”这个数特别神奇，五行、五方、五时、五谷、五味，等等，五色之变不可胜数。“五王”形成的最佳组合，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色彩学术年会未来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一个象征。
上边这些“奖”都是我用嘴这么一“讲”，没什么含金量。所以得到了也不要骄傲，没有得到的也不要气馁。
不过，我这里倒是多少有一点失落。这几年都是我给大家颁奖，那谁给我颁奖呢？对于我的奖励是什么？
那就是，各位8年来对于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的参与与支持，这是对我最好的一个褒奖！也期待你们持续地关注与支持！我们明年再见！
谢谢各位！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来源：传统色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