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以来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凝聚成为一股不息的民族力量，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都迸发出辉煌与荣光。
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是每个中华儿女血液里自带的基因。赵建成自觉地承担起这样一种历史使命，用画笔去重现历史，让这辉煌时刻成为一种明晰而确定的历史影像。
《开国大典》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
《开国大典》420cmx1200cm纸本设色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
《开国大典》的创作主体语言是全因素的，有着明确的时代烙印，造型、笔墨与色彩的结构，黑白灰、黄色、红色的交织使画面熠熠生辉，一派光明，一幅幅素描和草图伴随了我们多少个日夜。在一年半的艰辛创作过程中，我一再提醒自己要冷静地节制主观，控制笔墨背后对历史负责的严谨精神，处理好时代背景、总体精神、人物命运与个性气质和笔墨形式的关系，从创作的角度体现出作品的共性与个性、写实性与写意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理性思考与辩证性把握。
（文/赵建成 摘自我画《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局部1
《开国大典》局部2
《开国大典》局部3
我所要表达的真意，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魂魄，元勋们胸前飘动的红布条，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火炬，就是战火硝烟中摇曳屹立的红旗。开国元勋大家都很熟悉，如何深刻塑造历史人物的形象与性格，尤其在着力表现特定人物在历史情境中的心理状态，如何体味和准确地捕捉历史人物因心理驱动而产生的心态、姿态、状态的历史意味，历史画对历史真实的再次呈现的深度与否，却是检验历史画学术高度的标尺。
（文/赵建成 摘自谈《开国大典》创作随感）
《开国大典》局部4
《开国大典》局部5
《开国大典》局部6
《开国大典》局部7
“历史画创作的概念就是用艺术为历史留下视觉的记忆，对历史负责，是历史画创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既是一种境界，亦是一种使命和责任。对历史负责，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和判断，民族共识和公论是重要依据，因此历史画的创作者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和原则性。赵建成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创作者。”
（文/冯远，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民族会盟——七溪会阅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民族会盟——七溪会阅图》470cmx670cm纸本设色2016年，中华史诗美术大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黄色是我们民族的本色，从色彩学上讲色彩是有温度的，黄色基本上具有吉祥、温暖、高贵的内涵。这次的作品尺幅比较大，我强调“合”的概念，象征着民族的团结，包括当时外蒙的归顺。康熙帝采用了恩威并重的政治策略，顺应了外蒙人民归顺大清的历史意愿。这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在于完善了中国的版图，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大统一，同时解决了两千多年来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
这幅创作人物有具体形象的大约八十多个，在会盟的过程中，外蒙的王爷和头领，再加上内蒙的49旗，以及康熙带去的朝廷官员士兵约万人，场面热烈恢宏。
画历史画创作，中国画在材料的表达上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法，由于缺少历史积累，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探索用中国绘画表现大型题材。对于我个人来说，语言是具有探索性的，会给自己积累很多经验。
（文/赵建成自述 摘自《七溪会阅图》导刊）
《民族会盟——七溪会阅图》局部1
《民族会盟——七溪会阅图》局部2
《民族会盟——七溪会阅图》局部3
中国画技法之魂——线，不可概念化地运用，巨制的用线，主要的考虑是其对画面的支撑与稳定作用。人群所构成的团块，其内部是需要利用头部形象、身躯、服饰、衣纹、图案道具的笔法、墨法、色法的形态转换，对其进行切割，使其简约的外轮廓与复杂的内结构形成富有韵律的连接组合。从而营造出大气而丰富的历史氛围，使观众在历史画的观赏中产生一种对历史真实的触摸感。
（文/赵建成 摘自《多伦会盟》创作札记）
《康熙西征》
中国国家画院收藏
《康熙西征》209cmx1010cm纸本设色2018年，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创作工程，中国国家画院收藏
赵建成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画是“用艺术为历史留下视觉的记忆，而非借助历史题材表达自我观念的一般意义上的绘画创作”。本着这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他将精神投入到这历史的语境之中，寻求着这个时代的表情和这个事件特有的氛围，更多地着意于人物坚毅、凝重心态的刻划，在纵线横皴中强化造型的雕塑感，在温润的枯笔湿染中营造“合作”的秩序感，却没有像前述单个人物的肖像那样，汪洋恣肆地挥洒业已成熟的自家笔墨。
(文/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教授 摘自《人物画的笔墨交响》)
《康熙西征》局部1
《康熙西征》局部2
赵建成的作品在当代人物肖像画中，他是最具代表性的。而且他的肖像画，在学界的影响力是极大的。在这些作品当中，我觉得他具有了中国传统所倡导的一种雄浑的审美境界，而这种审美境界呢，它又通过苍凉的笔触和苍凉的笔墨以及坚实且具有丰碑式的历史感的人物造型，而产生了他的画面境界。当我们站在建成肖像画作品面前时，我们都是仰望的一种心态,对历史的人物，对他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气韵和精神气象，我们都是有一种新的体验。
（文/田黎明，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名誉院长）
《国共合作——1924·广州》
中国美术馆收藏
《国共合作——1924·广州》700cmX315cm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国美术馆收藏
历史的第一因素是人，历史画的第一因素亦是人。高科技的时代消除了封闭，当以人为主体的西方绘画与以自然为主体的中国绘画并置于世界的同一舞台时，不可避免的挑战加速了中国绘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艺术上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人，反映出中西方在政治、文化、哲学、民族精神内质上的巨大差异性，我们必须正视中国人物画存在的现实条件。在超稳定性、专制性的封建社会，中国人物画对题材的有限选择，与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西方人物画在题材上宽泛的选择相比，其中所展示的在精神的力度、深度与厚度上的差异，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存在。中国画承载宏大主题的创作，考验着一个画家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以及对大画面的驾驭能力和对历史深度的把握等综合素质。在新的时代审美观念和历史认知环境中，时代大语境、画家个体体验、历史事实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走向深入，使当代中国画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其笔墨语言、材质性与观念呈现，显示出迥异于以往的特色和多元格局。
（文/赵建成 摘自《国共合作随感》）
《国共合作》局部1
《国共合作》局部2
历史画不可能是历史实在的直陈式表达。从本体论角度讲，历史画是艺术家根据历史实在的零散遗存而加以想象与虚构的产物。在创作实践中，如何依据某种历史观与主题，凭借艺术家的造型、想象和虚构能力，在审美叙事层面上，建构出具有历史象征性的画面结构，成为历史画创作的核心要义。在这里，空间、时间都超越了历史事件所固有的真实性限制，在象征、隐喻层面上，形成自在自为的画面结构。若与“历史真实”相比，它因经过了历史与艺术、事件与虚构、图像与想象相结合的叙述方法，又因象征性画面结构隐喻着历史发展的逻辑与精神意向，所以它是更典型、更概括的真实，即由艺术家创作出来的“艺术的真实”，完全可以替代或填补已逝去的历史实在，而与历史实在具有同等的本体论价值。
（文/贾德江，著名出版人、美术评论家 摘自《铸魂鉴史的图像建构——评赵建成三幅历史画巨制的艺术表达》）
（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 视频：崔云瀚、李响、刘少宁 文字：李乐然、张震）
画家简介
赵建成，1949年生于山东青岛。曾任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青岛画院院长兼书记，现为青岛画院名誉院长。现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文化发展促进会理事、北京市文史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