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把夏商周三代用铜加锡铸成的器皿上镌刻的文字统称为金文，而真正的金文书法，则是滥觞于商朝后期，到东西周则日臻鼎盛。一千多年的“二周”历史，成就了中国文字书写灿烂辉煌的历程。
初入手学习金文大篆，窃以为如“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何簋”“商尊”“利簋”“折觥”“戗簋”“卫盉”等都是极佳的范本。对这些瑰丽多姿的铜铭文字，怎样赞美都不为过。其原始淳朴，味道极致。如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当属厚重粗犷的代表，“利簋”铭文又反映出质朴平实的精神。到了西周中期的“旟鼎”，则是健雄峻拔的杰作，结构严谨精到，笔画遒劲刚毅。特别能给人以启迪之处，是其笔调着意描绘一种形态美，波磔非常明显。或许古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书法美，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成就了书法的特殊意境罢了。西周晚期的“散氏盘”更勿庸多说，当下学大篆极少不受其影响，可谓是书家最衷情迷恋的伴侣。但正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金文纵横捭阖、雄强肆意的气度，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形态与笔调，书家学习之艰难，但要舍弃之更难。至于“毛公鼎”“大盂鼎”等，其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更不是几句话就能阐述清楚。虽然今人对这些精彩的铜铭作过相当多的分析研究，角度不同，说法各异。但以我自己的肤浅猜想，当时金文的书写者，无非都是善书之人。至于所谓的风格流派，只不过是现代人研究归纳出的美学特征。故尔，铜铭金文之美，应该是有意工诸造型，却无意铸成之大美。正是这种有意无意之间，艺术的纯粹感才能真正地一点一点地酝酿产生。
我于金文学习，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依惯例，从“散氏盘”“大盂鼎”“毛公鼎”入手，下了一点功夫，中规中矩。而真正让我体悟到金文的形态美，是从很多金文碎片中启迪灵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养料和参照，并付诸实践。故书写的诸多构成，譬如“乃孙乍且己鼎”，我在临写时，忽然灵机一闪，何不参考魏碑方笔方形的结构笔法，试知能否得到奇效。又如“我方鼎”字与字组合浑然一体，画面完整，大小穿插互搭相配，天然浑成，令人叫绝。尝试达到书写与文字融为一体，形成统一的画面。再如“引作文父丁鼎”的夸张，“利簋”点画结构章法处理均为反书，并且多用合文。这都是触发我创意的好范本。
再如“旂鼎”章法大开大合，轻松自如，别出一格，“取肤盘”亦是如此。“大鼎”具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特点。凡此种种，给我在书写布局上留下学习的较大创作空间，以及突破樊笼的可能性，获得有汲取古人之意而尝试走出略带个性的别样形式。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我的这篇书“吴从先小窗纪事语录”（如图），从笔调上注重方笔和圆笔的有机结合。我细察揣摩金文各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发现平和端方是主旋律，即使个性极强的一些金文书法，也是恣意潇洒中保持稳健和伸缩有度的基本规矩。这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的字形有夸张变形，布局中有大小甚至极大的一二个字。但实际上，在整幅形制中，无论一篇字大小，每个字都有规律可循。方正圆润是主体构成，既有纵势，也不伤方整的格局。并不存在想当然的长笔短画、随意为之的现象。坚持不懈地探索金文字形规律性构成，这对于我们的书写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归结到这篇作品，我在书写的第一行，就以完整形式出现，大小亦无多大变化，是稳字当头；随后，把“南宫”二字放大。放大则张力呈现，为了不至拥塞，“之外米”三字略小，留下空间，直接断档；“宫”字之后，“天”则靠右让气；随即，第三行空一字书写，强调整篇错落有致，虚实相间，而富有变化。“在”字则浓缩成块面结构，小中寓大；“墨”字大写，下含类似合文的处理。第四行，“其首”二字因右方空档，故写一大的“合”字，并与“看可”二字成一块面，以追求构思巧妙。“新”字则上方露白，也是有意书写，又想不太露斧凿痕迹。如何把握既鲜活灵动新颖，又不失古拙淳朴厚重，动静相依，互为表里，的确难乎其难。恐怕很多书法作者在创作中，都会深有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的感触。
写金文，首先应有小篆的功夫，这方面我推崇吴大澂。清代小篆大家众多，蔚为大观，此中吴大澂的篆书集古朴、方圆、内敛、沉著于一身，加之大小篆均有极厚功力，“耐看”二字，用在吴体篆书上，那应该是最贴切莫过。从吴氏《论语》到《周真人庙碑》《鹤泉铭》，我年轻时就反复揣摩临习，近乎背临无误。找准一家，深入骨髓。对于篆书圆中如何取方势，我反复思考，多方探索。可以说，其间曾历经长达十几年的艰难转型期。没有循序渐进、勤于思考的过程，是很难形成完整的书写概念的。综合性也极重要，特别在金文书写中，完全照前人的笔络和结构，终不得新意。笔调笔法我始终探索参照草篆、隶篆，甚至北碑加以浸润，试图在动静中找到一种别有形式的韵律。但想归想，至于能否达到，还需功力、玄鉴、修养等方面的加持。只有渗悟到自身的灵魂深处，方能期待有一个精进的境界出现，其实无非就是又上了一个艺术台阶而已。我的学书，永远在不停探索的路上。
（文/包俊宜）
（来源：新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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