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去山区写生（1978.10），而且是去沂蒙山。沂蒙山因了少时的红色教育在心中有一个浓重的红色投影，那不是一座普通的山，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今天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的圣山；至少，山东人对沂蒙山的讴歌至今不衰。车出济南市，外面的景已经通透起来，近景中景远景拉开了距离，近景有田有地，中景有柿子树山楂树，远景是推过去的青黛色的山。车转过弯弯的山路，翻过一道山梁（这道山梁后来走过很多回，再后来去蒙阴，没有了），才行到平坦的公路。
至蒙阴县城住一晚。那时下乡都自带被褥，带队的段谷风老师认识县文化馆老师王玉才，人家找几个房子临时安置我们一宿，第二天，垛庄公社青石峪大队派两辆拖拉机接我们向蒙山深处驶去。记得乔振霞同学坐前面一台拖拉机，她的嘴边生疮，用碘酒各点在两个嘴角的疮口上，远看，就像在“撇嘴”的样子，滑稽又漂亮。大家看着两边的景色渐渐有了很多变化，都很激动，董国强同学指着山脚的一种树兴奋地问段老师，那树是夹叶树还是点叶树？段老师说，你想夹就夹，想点就点。
中专的最后一年已经尝试着分国画、油画专业了，我们国画住青石峪，油画住东边的桑园。到青石峪时已过晌午，午饭没吃，晚饭还早，书记炒一大簸箕花生，嗑着吃了，权作充饥。那时还是生产队年代，人家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山梁上的空屋里，用草打地铺，铺上席子就成了大通铺；女生单住大队部一个小屋。大队派一个女社员给我们做饭。吃饭自己去河沟里挑水。每天洗刷也到两洼人家之间的河沟里，那里整天淌着清澈的水，十月的天气，山水已经很凉了，洗手洗脸乍得生疼，能凉到骨头里。
第一次入深山，我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墙、路、山、房子、树、碾子、村民，不时以画画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房子无章法，顺山势而建，靠低处平坦地，房子全用石头建成，屋顶为草苫，两房山脊以大片薄薄的方石头压住。主要街巷房子有行有垅，可以走车。树多果蔬，栗子、山楂、柿子，少量苹果、梨树。村民很朴实，妇女们鬓边一缕头发垂下，是那种旧时偏远山区的装扮遗风，很有风韵。他们称年轻的姑娘仍叫“识字班”，我们的两个女生都被叫做“识字班”，这是抗战时候的称呼！西边就是蒙山，每天清晨的光照上，泛着青紫色，画油画的高振远同学特意从桑园翻过山来住一宿，要在早上画一画蒙山的外光。这里的山真的很好看，如果今天再去，一定要画一画。我们那时只会画速写，没有谁想起要画一画国画山水。速写多描向人，都觉得人物最难，瞧不起山水花鸟画。
全村刘姓者很多。晚上，他们集中在大队部开会，黑影憧憧里，许多人挤在一起，嘴上一明一灭吸着自制的土烟。我们也参加了会，村支书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那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年代，思想上与贫下中农很接近。会后分派了一下体验生活的任务，我和张德刚同学去“愚公队”。
这是一些老人，年龄多在六七十岁，他们每天在村南边一处高高的山梁上打石头砌梯田。大队里没给他们任务，干多少随意。我和张德刚每天爬上山来与他们攀谈，打石头时我们在边上画速写，也帮着搬石头垒田堰，待最后总结的时候，“愚公队”的老头们都给我们添好话，说这两个学生每天来到，都是先干活。他们自己带着水壶烧水，带着当地炒制的粗茶，有时，老人们也带来花生、栗子烧给我们吃。
总不能只画老头，后来，我们就到处乱串，去画别的去了。我和小学老师刘乃健熟悉起来，可以在他学校里画一些小孩的速写。有时上课，我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画孩子；体育课时，他能叫上一两个孩子到办公室来给我做模特。每周一个下午是劳动课，孩子们带着小镢头、提着提篮或书包，到山上指定的地里去倒花生：大片花生刨完后，可以再刨一遍，以收拢遗漏的少量果子；收得的花生集中堆在办公室里，算是给学校一点勤工俭学的意思。这时，我会跟着学生们跑上山去，画他们干活的动态速写，现在翻检那时候的写生，也真画了不少好画。
那时的饭可能不咋的，但新鲜，每天，段老师嫌没味，拿铁勺子在油缸里舀一些油，抓上一把辣椒，放在火上烧，自己炸辣椒油拌饭吃。倒出辣椒油，勺子却没人管，只顾黑着插进黏粥锅里，任漂着黑黑的碳灰。晚上，段老师也和我们一样睡在地铺上。段老师会讲故事，他讲过一个“聊斋”，我后来看蒲松龄小说全集竟没找到。每隔几天，段老师要翻过几道山梁，去东边油画几个同学那里看一看，那时没有电话，有时去了住一晚，我们这边也猜不透情况。抽一天时间，我们也去了一趟桑园，几个山头爬过，直走得满身大汗，觉得段老师真不简单，五十多的人了啊！那时候老师很负责任。
有一天，在鲁西南驻村“学大寨”的岳海波老师来看大家，看了看我们的速写，说都不完整，也太潦草，唯李明晋同学一张“草”还可以；那是一张接近线描的写生。岳老师还给我们看了他在路上画的速写，有一张是山梁下一个破房子，真的已经很“像画”了，我们的还是“草稿”。从那以后，我们的速写渐渐精细了一些。几天后，岳老师返回，又带领着鲁西南的农民学大寨去了。
一天晚上，段老师让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去后山收地瓜，月光下，山影黑黢黢，山路白獠獠的，走起来竟不觉得坎坷。同学们都被撒开帮老乡们干活，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忘记是帮谁家收了，我帮他们装满几条麻袋后，那老乡指着他的女人对我说，你跟着她走吧。我跟着那个女人向山下走来，那女人扛了一肩的地瓜蔓，我要接过来，她不肯，只得有时帮她抬一抬。我们顺着陡峭的石阶下来，那女人回了家。到大队部后我才知道，所有的人都早已回来了睡下了。
和老乡们渐渐熟了，画人像变得很容易，村里人都知道来了一帮画画的，很多人给我们当过模特。
天渐渐冷了，大通铺不能再住人，大队部要改做他用，我们被分散到另一些地方居住。我和张志民同学分到了大队托儿所里。这也是我常来写生的地方，两个“阿姨”，一个叫刘乃桂，一个叫刘乃花，都很漂亮，她们不断给我们做模特。
托儿所西邻有姐妹俩，姐姐叫刘乃兰，妹妹小名叫小拔拔，生得清纯漂亮，也常常是速写的模特儿。
村中有个大眼睛、鼻子下常挂两溜鼻涕的女孩，叫“小二”，跟王晓晖同学要好，“姑姑，姑姑”地叫着，黏在她的身旁，跟亲的似的；写生时王晓晖随笔稍微一勾，就是一幅活脱脱的“小二”。
晚上，我和张志民挤在床上，互相把冰凉的手电筒放在对方被窝里凉对方。
我们的创作草图要在乡下定下来。我的草图得自小学的“体验”：每天早上，孩子们从山沟山梁上汇拢到小学校，还没开门时，他们嘁嘁喳喳地挤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写作业，也玩“挤油油”的游戏，打闹着取暖。老师到后，打开教室，才麻雀似地轰到教室里。教室门窗透风撒气，一律土桌子土凳子，土桌做成两层，桌匣里放着一些石头子儿，一上算术课，孩子们把石子抓出来，老师说计算的题，大家都在桌子上数石头子儿，全班稀里哗啦地响。我感到很新鲜，他们用这个代替算盘珠，实际上是代替了“数指头”，这不一定是个好办法。孩子们指望数数，脑子里没有形象计算影像，没有心算能力的训练和记忆。我从小就是掰着手指头算数的，算成了一个美术生。这个，我不管了，或管不了了，只在那里画我的速写。
一天早自习课上，一个孩子迟到了，怯生生地在门口喊“报告”，女孩班长让他进来，他扭捏着坐下，那班长好像剜了他一眼；没有指责，孩子已经自责了。一天，我在办公室按那个还出动静的脚踏风琴，刘老师把一个孩子叫了进来，开始批评他，孩子羞愧极了，声音像蚊子一样，嘤嘤地辩解。我赶紧拿过速写本写生。刘老师见我在画他，又把孩子几天前的“劣迹”倒腾出来一件件地数落着“清算”，时间稍久，那孩子身子扭成了一个麻花；直到画完三个角度，把孩子“剋”哭了才放他走，现在想想，怪对不住那孩子的。我的画把孩子们的自习和迟到结合在了一起，让一个“厉害”的班长“剋”那个孩子，还布置了一个石桌、石凳和丝瓜架的环境。那时候创作很难，我们被教育得每天挖空心思地在生活中“找”创作题材，以小见大，以一个瞬间暗示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偶有一点构思灵光闪现，老师和学生都很高兴。
时间过了大半时，我牙疼起来，那时十九岁出头吧，是左右智齿向外拱。刘乃健老师介绍我去大队卫生所打针。那“赤脚医生”也会做主，给我做皮试实验，打青霉素针消炎消毒。打一天针后，第二天我忙着上山画画，第三天再去，他说，你要是连打两天就好了！打针后果然有所缓解。
路上遇到一个木讷的农民，说服他坐下来画了张速写，画的时候，他反复嘟哝：“不画了吧。”我安慰他，快画完了，画吧。事后刘老师见到这张速写差点给我撕了：“你画他做啥！”“咋啦？”“他是一个富农！”看来我画得很“像”。鉴于画了一个“低眉顺眼”的老农形象，我没舍得撕。我想，这么个穷山村还“称”个富农！
“愚公队”的老头给我们讲了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说有个山的石头上有一个巨大的脚窝，传说是个“大仙”一脚踹的，“一脚踹了个石密洼，一脚蹬了个什么泉”。打听到这个“脚窝”的位置，有一天我们带了干粮和水，约了油画的同学一起去了。顺着一个大水库走了一大圈，到得水库西北角一处凸起的小山上，几个人真的登山去找那个叫“石密洼”的山洞：洞起初很大，越往里走越狭促，再伏着身子向里探，空气很凉，没有光线进来，用手电筒照，除了横七竖八的石头，像是到了一个什么怪兽的咽喉处，并没见什么东西。手电筒灭后，里面隐约透出一点微光，几个人悻悻地回来了。在那个山村（忘记村名），有个孩子见我们吃带来的饭，对张志民说，你吃煎饼吗？张志民说，吃啊，没有啊，馋得慌啊！那孩子跑回家去，不一会拿来一个煎饼大卷，里面卷了大葱和面酱。
我和张志民开始翻山越岭，跑远路画别的村庄。一天，去了西边一个村子，走下山坡，远远看见一群人休息在那里，见我们走来，全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们。张志民说，咱们摔一个跟头怎么样？我没明白过来，他先把自己“摔”倒了；下山后，和那帮村民们开始有了“跟头”的话题。给那帮社员们说，我们是来画画的，住在青石峪，是来表现咱们沂蒙山区农民的。村民们很友好地看我们画速写，其中有个人无不自豪，说：“浙江美术学院的顾老师画过我！”这令我们吃惊，顾老师是当时有名的顾生岳，只要是画画的，画过几张速写的，没有不知道顾生岳的，是那时高山仰止般的人物。那么说这里曾来过浙江美院的老师和学生了，也让我们明白，顾老师的速写为什么能画得那么好了。
一天晚上，去刘老师家闲谈，没点灯，聊半天送我出来，才发现自己坐在了盛着地瓜的干粮垫子上：我说这么软和！他是约我去他家中吃地瓜的，找了半天没找到，说也许都吃光了。
山顶有一处茶场，生长一种当地“土茶”，他们自己炒，我见一些社员围在一口大锅旁，看一位有经验的老者用手翻锅里那些茶叶，不多时，说，出锅，就有人拿笤帚扫出来晾着。买了一点带给爸爸尝了尝，一种很怪的味道，叫“傲”。茶场门前的对联很好：“虽无扬子江中水，却有蒙山顶上茶”。这是借的，蒙山是四川雅安的蒙山，那是出产名茶的地方，但你不觉得借得很好吗！
有个叫刘乃厚的汉子，一天从南山下来，给了我几颗“金刚石”，真的是一种天然的六棱体的结晶石头，有的还发着紫光；说南边有个山叫“金刚岭”，有些石缝里出这种石头，不是很名贵，也能卖些钱。有天我和张德刚去了南山，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回来时段老师打趣道：“德刚，你‘得’了多少‘刚’？”刘乃厚给我的那几颗石头至今藏在我的书橱中。
段老师答应给大队画一张青石峪“远景规划图”，草图大致勾画后，几个人都不管了，只好由我留在家中画完。我遵循着写实意义的真实山形地形，为青石峪布置着马路、村舍、水库、果园、梯田，公路上跑着拖拉机和汽车，山顶上有高压线，山坡上有开花的果树，梯田间有红旗、抽水机和“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有劳作的人群，水库中行驶着小船。“规划图”用水粉画颜料画成，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张画如能找到，我一定收藏起来），更不知道我帮他们规划的远景实现了没有。
大队部门前有一棵柿子树，来时红叶掩映，走时全落光，只剩下红橙橙的柿子挂在枝头，像吊了一树透明的红灯笼，在瓦蓝的蓝天映衬下格外鲜亮。霜降了，可还是不能吃。一天，张志民不知从哪弄来两个柿子，自己先啃一个，说：真甜真好吃啊！我接过另一个也“咬”了一口，面现痛苦：“这么涩！”他笑了：“哈哈，我没吃！”我把柿子亮给他：我也没吃。他的笑容登时冻住了：“嗯？”这个故事由我们两人传出，在同行间传了很久。
创作只是草图，速写画了一大摞。要离开了，大队仍用拖拉机送到县城。转过一个山坡，见山顶上支书的老婆正在搂栗子树叶，望见我们走，不由自主地伸手打招呼，她想像城里人那样举手和我们再见，但终究没举起手来，那手只在胸前不自然地挥了挥，又不自然地去拢那垂下来的发髫。说不出什么感觉，那姿态我永远也忘不了。
到县城仍宿一晚，当天，我们去爬了孟良崮。那时的“崮”不像后来这么有名，就是放在野坡里一处普通的山。那个张灵甫的“洞”也找到了，角落里有些大小便，再无别的标识。山顶有一种灌木棵，类似榆树，枝条旁衍生出一排“翅膀”，当是到达一定海拔后植物的一种本能反应。采了一些回来，带给段老师，老人家喜欢得不得了，一直插在案头的花瓶里。
下乡确实改变了一些思想，在山里生活上一段时间，将儿时对大山的想象和向往圆了一回。沂蒙山人终是质朴善良的，明白了为什么单单在这里会出现这样一种浓酽的红色情结。
到一个村子，应该熟悉村民的一切关系，走遍村子周边一切能走到的地方，脑子中建立起立体的人际关系和环境概念，日后创作，无论图像的文字的，总会从储存中调出来帮忙。
下乡写生，在低年级应该多画速写，画人画景，如果会一点水墨当然收获更多。面对实景真人的写生，是最接地气的，带着泥土的味道，比课堂上的化装人物要强得多。
速写最好要靠上一种风格，凭自己胡碰瞎撞终也找不到合适的路径。
速写应力求完整，求完整的心态下，才可画得认真，包括取景，自己喜欢才能认真画下去，仅仅是符号式地划拉几笔没什么用处。
多画构图性速写，从实景中发现构图，提炼笔法。后来我带学生下乡，因为方便了照相，许多能力都退化了。
山水，平民化的山水更好看，无论对人物画还是山水、花鸟画，能画好这样的山水才是大家。这其中有很多难题是古人从未接触到的课题，比如不是任何皴法的山石，不像任何画谱中的树木，站在固定位置观照的山水布局（与古人的布陈置势大异其趣了），山水环境中的果树、庄稼、村舍、人，解决这些，这比概念化地重复古人符号，臆造自家笔墨难度大得多。这可能是我以后写生时更多思考和尝试的课题。
回来搜寻一些记忆，攒成一篇小说《沂蒙山的孩子》，后来用作“脚本”自编自画，画成连环画。
（文/张丽华）
画家简介
张丽华，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连环画研究会会员，山东画院院聘画师。中国画《瑞雪》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四回举办《灼灼其华——张丽华人物画研究展》。泉城路《老残听曲》等壁画、雕塑设计稿多种。论文80余篇发表于国家级专业报刊；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画集、专著48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