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年岁，无悔芳华
奔走日月，代序春秋
茫茫宇宙，艺术何为
且走且寻，无用大用
天地兼顾，万物相融
山花遍野，枝头吟唱
松柏长青，木棉花开，岁月之中流动着春意。岭南墨色在纸本上铺开，艺术本色慢慢显现，天地之心在生机里跳动着，似与观者讲述天地岁月间的遥遥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洞穴里，在泥泞中，在石器上，未有艺术之名时便有艺术之实体。风云变幻，岁月淘洗，多少繁华，多少悲怆，艺术作品得以重见天日时，或残损破旧，但熠熠生光。历史的记录，历史的痕迹，从不会被掩盖。
2023年，羊城晚报走过六十六载芳华春秋。这一路，与时代同行，与艺术相伴，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征集具有时代价值的艺术作品，让艺术为时代记录，为时代而歌。
今特别策划推出“艺术为寿：中国艺术的致贺传统与个案评论——羊城晚报珍藏艺术作品网络展”。此次网络展览，展出羊城晚报珍藏艺术作品。百家精粹，万象清英，在此汇集，由此生发。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艺术，愿见证与记录时代变迁，恒以推动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山花遍野，枝头吟唱，大地焕然新色，盎然生机。
陈一峰画品
陈一峰的艺术可以入品，关键就在于他没有把艺术看成简单的表态工具，而是看成复杂的精神劳动。关乎艺术质量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真诚，我看陈一峰的近作十分感动，首先就是为他的真诚所感动，那个大浑大朴的世界是他艰苦修行的空间，他在苦修过程中不断发现着什么、觉悟着什么。
在现代科技文明、商业文明的大潮中，陈一峰是个边缘人，并不是他从一开始画乡土就成了边缘人，而是随着他精神历程的不断跋涉而越来越成了边缘人，他越是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便越是甘于那种边缘地位，他说：“我的艺术在现代这个社会里，注定是孤独的”，他之所以承受孤独，就是因为他在乡土中发现了某种广阔而又珍贵的精神世界。
他的选择是悲壮的，这使他怕画中蒙上了一层阴郁；他的道路是孤独的，这使他的画中带着某种压抑；他对他的选择是自信的，因此他的画中有一种膨胀的混茫之气和内在的精神张力。
（文/刘骁纯，中国艺术理论家、批评家）
《达摩》 69cmx69cm 2022年（羊城晚报藏）
《春风已度玉门关》46cm x 68cm 纸本水墨
《高原牧歌》之一 224cm x 122cm 2014年 纸本水墨
《海风》 138cm x 69cm 2016 纸本设色
《厚土》 180cm × 180cm 2014年 纸本水墨
《老子像》 244cm x 122cm 2016年 纸本水墨
《母亲》之一 180cm × 180cm 2013年 纸本水墨
《涛声依旧》 138cm x 69cm 2019 纸本设色
《西湖月色》 244cm × 122cm 2015年 纸本水墨
《雪域的歌》240cm × 180cm 2010年 纸本水墨
《远方(之一)》 180cm ×180cm 纸本设色
艺术为寿
中国艺术的致贺传统与个案评论
致贺艺术，书画为大。
正因每段生命都来之不易，人类才会祝贺寿命的增长，而书画因文心长存而不朽，成为古人记录祝福愿望的珍贵视觉载体。
书画者，纸寿千年，墨韵不改：直至今日，我们仍能一窥宋代刘松年《瑶池献寿图》内的皇家祝寿景象；元代倪瓒《容膝斋图》里的友人清谊；明代沈周《庐山高图》的桃李深恩。至清代，乾隆皇帝亲手为崇庆皇太后绘制《多禄图》，还在母亲六旬、七旬、八旬寿辰时，命画师画万寿图，定格庆生的祥乐场面。或许致贺书画的魅力，更在于创造一个永恒的吉祥时空，包罗受赠者及种种祝福意象，于艺术世界中长续凡俗心愿。
致贺书画是中国绘画中重要的世俗题材和“社交性艺术”[1]。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日常生活的交际等需求，致贺书画出现繁荣之势。中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在所著的《雅债：文征明的社交性艺术》中，拆解了文征明作品在不同人际圈层下的社交情境。其中，致贺书画的受赠范畴涵盖家族姻亲、师长、同侪、官场、地缘社交、顾客和弟子。另一边，新兴的市民阶层购买能力提高，并学习士绅阶层和上层官员的优雅做派购买致贺书画，“不是追求纯粹的视觉上的审美欣赏，而是为了在特定的场合如春节、寿辰时悬挂出来。”[2]
社会各阶层对致贺书画需求的增加，影响了职业画家的绘画风格。鬻画维生的扬州八怪在文人画内加入世情烟火和吉祥寓意，如罗聘《一本万利》、黄慎《渔翁得利》等作品；为加快创作速度，扬州八怪整体风格上减少了工笔、细笔的部分，汪士慎、黄慎等人由工入写、多取挥毫。近代海上画派从市民欣赏趣味、市场变化为出发点，兼取中西绘画元素。海派早期代表赵之谦融金石学入书画创作；任伯年为代表的中期画家，将民间艺术融汇诸家之长，同时吸收了西方绘画的速写、设色等，形成海派绘画的典型画风；鼎盛时期代表吴昌硕大写意画法一枝独秀，带浓郁金石气，将色彩浓重的民间审美文人化，形成生机朴茂、古拙典雅的风格，在其一生中，创作了大量带有致贺色彩的画作如《神仙富贵图》《清贡图》《岁朝图》。而受其影响颇深的齐白石，风格更鲜活通俗，有《丹桂双兔》《长年大贵》《教子加官》等雅俗共赏的致贺作品。
为了提高作品销售，书画家们开始借助媒体的力量。清末，已形成了以新闻、言论、文艺（副刊）、广告四要素组成的中国近代报刊格局。铜板印刷画报的风行给予书画家更多展示可能。如辛亥年间，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一为宣传和实践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艺术革命”主张；二以绘画、摄影等美术手段，充当辛亥期间革命党人的喉舌[3]。随后的二三十年代，一大批以艺术为题材的上海画报兴盛，为书画艺术从业者提供了不少宣传的机会。
民国时期，全国报纸多达数百家，曾出现过短暂繁荣的“报界黄金时代”。书画家多以报刊广告发布书画润例，仅上海《申报》一例中的润例刊登就有数百例之多（1912-1937年之间）。
一些有实力的书画家善于利用大众媒体打造个人品牌。以徐悲鸿为例，他在1926年-1941年的15年间，借助报纸照片，树立了一个戴大黑领结“克拉凡脱”（cravate）的学院派艺术精英形象。他与宣传自己最多的报纸之一《北洋画报》的创办人冯武越亦师亦友，冯武越常在宣传上以“大画家”“名画家”为开头，为徐悲鸿卖座，如《中国大画家徐悲鸿君自绘像》《名画家徐悲鸿君得意作品之一》，甚至还自己下场写文章：“余尝告人曰：中国今后之大画家，当推徐悲鸿氏……”许多得了徐悲鸿应酬画的人，会主动赠刊作品照片以见报端，增加了徐悲鸿作品在媒体中的传播[4]。
在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Hauser Arnold)看来：“真正的艺术作品不仅是表达，而且是传播。”[5]艺术一方面是文化信息本身，具有被解读和传播的属性；另一方面，艺术植根于艺术世界的生态之中，只有通过中介传播，才能被传递到观众眼前，并对艺术家形成有效的社会反馈。
作为艺术生产者的书画家和传播媒介的大众媒体，二者之间的合作愈发密切，赠画成为书画家与媒体良性互动的证明。早在1931年5月，徐悲鸿曾率中央大学学生北上参观过津时到访北洋画报社，其间为报社友人作画，并与刘老芝、黄二南为报社创办5周年合作画纪念。当时新闻经常围绕“佳话”展开此次社庆的报道，并陆续刊登活动中产生的应酬作品[6]。
五十一年后，徐悲鸿的关门弟子刘勃舒先生，为贺羊城晚报复刊五周年而精心创作了国画《奔马》，祝愿其发展如骎骎骁骥。同一时期，还有王个簃、李可染、孙其峰、朱屺瞻、刘海粟、陆俨少、吴冠中、刘开渠、侯一民、钱松嵒、黄永玉、刘国松、赖少其、程十发、关山月、黎雄才、王肇民等大家，以赠画形式致贺羊城晚报的生日。
羊城晚报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张大型综合性晚报，自创立以来，它高举文化大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岭南文化艺术的高地。数十年来坚持对文化艺术界生态的热点、痛点进行深入报道和舆论引导，记录了近现代中国艺术发展的大量珍贵史迹与思想变迁，同时也为艺术家提供了宝贵的传播窗口和成长平台。
比如，上世纪50年代，每逢广州有重要的文艺演出，羊城晚报就会把第一排的演出票送给杨之光老师，让他能从最佳角度画出当晚的舞台速写，然后次日见报。杨之光老师曾感慨，创作舞蹈人物画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强项，都源于当年羊城晚报社给的机会。羊城晚报50周年社庆，杨老师撰写“半个世纪功名就，羊城不可无此君”诗句赠羊晚，表达知遇之恩。
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原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许钦松也曾受邀为羊城晚报创作了不少插画，并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他说，自己的成名离不开这张报纸的宣传报道。
2014年，羊城晚报创办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通过这一平台加强晚报和文化艺术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强化羊城晚报对艺术新闻的采编、策划。
2022年是羊城晚报创刊六十五周年，纵观羊城晚报多年来收到数量庞大的致贺藏画，其主题元素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吉祥寓意。有赖少其《益信此山高》、刘国松《剑门》、陈金章《山水》、梁世雄《高原春色》、刘海粟《纵横郁勃》、王个簃《月季花开》、李可染《清秋图》、黎雄才《冬岭苍松》、郭莽园《红毛丹》、方楚雄《枝繁叶茂》、林蓝《山竹》等。
二、地域特色。取岭南风物入画，如吴冠中《榕树》、钱松嵒《南国春回》、陈子毅《红棉双雀》、陈永锵《春歌》、梁如洁《岭南春》等。
三、以羊城晚报为画眼。如华君武的《夜读》、董辰生《秉烛达旦图》、张绍城的《佳音传天涯》等。
致贺作品种类还包含油画、版画、水彩、漫画、书法、雕塑等。
针对这批致贺藏画，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推出了《羊城晚报珍藏书画鉴赏》栏目，对精选赠画进行个案解读，从作品鉴赏入手，梳理艺术家的学养体系、折射其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批作品整体呈现的，也是现当代中国致贺书画艺术语言的多元聚合。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自《礼记》以来的2500余年，往来互惠仍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底色。千百年来，作为社交性艺术的致贺书画，承载着对诚敬和美好向往的精神内核从来未变。笔底之情“想顷如常”，其间藏匿的幽微思绪，总是衔接着观者，“世总为情”。然世总为变，致贺书画的风格一直随着时代和审美的变化而变化。
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以摧枯拉朽的力量碾压而来的今天，作为人类情感文化符号的艺术，作为在农耕文明孕育起来的致贺书画，作为与时代共舞的媒体，它们的关系将如何被重塑，它们的发展又将会有怎样的逻辑，命题已出，答案在求。
（文/高妃）
[1]“社交性艺术”一词出自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M].刘宇珍，邱士华，胡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9-30.
[2]James Cahill, Picture for Use and Pleasure——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4
[3]陈滢.岭南1368-1949花鸟画流变[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20.
[4][6]季海洋.艺术家形象的建构、传播与消费——徐悲鸿在民国报纸中的公众形象考略[J].美术观察,2021(08):49-54.
[5]〔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M].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134.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画家简介
陈一峰，号大容山人。广州画院专业画家，广东画院签约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画学会理事，作品二十多次入围国家级、省级大型画展，并多次获奖。
陈一峰对雪域高原古老淳朴的风土人情格外倾心，他以艺术家的独特眼光，把藏民们虔诚沧桑的眼神和略显迟缓矜持的体态呈现笔底，发掘出一种纯粹超然的精神之美。通过对高原藏民的描画，陈一峰实现了其对大写意人物画的最初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