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体系改革,中国艺术学科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2005年艺术硕士专业学位(MFA)获准设立,标志着我国艺术类研究生教育从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向专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第二次是2011年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代表着艺术学科作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第三次则是2022年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颁布,艺术学门类被调整为一个一级学科和六个专业学位,同时增设了艺术专业学位的博士培养层次,开创了艺术学科的新纪元。各方呼吁已久的艺术专业博士终于成为现实。
在艺术学科的学术声誉和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国家和社会对实践型艺术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高涨、艺术学科的自我发展逐渐回归创作本体的大背景、大趋势下,新版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艺术专业博士的设置可谓众望所归。在艺术学科全面升维的背后,潜藏的是全新的问题与挑战:什么是艺术专业博士、如何培养艺术专业博士,等等,都仍是亟待解答的问题。本文谨以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为例,就艺术专业博士的历史沿革、内涵定位和发展方向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
一、来自何方: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的历史沿革
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博士的历史沿革可追溯到1894年,世界上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博士(Ed. D)诞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2〕这一新的学位类型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大学从过往离群索居的象牙塔环境中自我解脱出来,迈出了社会化的第一步。随后,各种类型的专业博士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而这一百花齐放局面的背后是学科专业发展与知识应用转化的内生动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外部压力。〔3〕〔4〕〔5〕〔6〕内外双重动因下,现代专业博士经历了由服务学术研究到适应专业发展,再到服务社会需求(问题导向)的三代培养模式演进。〔7〕在专业博士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艺术专业博士也早已在国外悄然兴起。世界范围内已有多所大学授予表演艺术博士(Doctor of Performing Arts)、音乐博士(Doctor of Musical Arts)和美术博士(Doctor of Fine Arts)等艺术专业博士学位。
我国的专业博士教育起步较晚,1997年,我国设置首个专业博士学位——临床医学博士。此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高校师资队伍的迅速扩充,专业博士学位也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根据教育部公开数据可知,我国专业博士招生人数从2017年的2700人迅速增加至2022年的2.5万余人;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也从1998年的1个增加至2020年的278个,发展势头可谓迅猛。在浩浩荡荡的专业博士浪潮中,以美术与书法学科为代表的艺术学科则稍显落后。尽管最早有关设置艺术专业博士的呼声可以追溯到2012年,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内艺术院校都只能以“学术学位实践类博士”这一折衷方案进行创作实践类博士培养。〔8〕然而折中往往只是用形式上的兼顾将根本性的问题暂时掩盖:学术学位的属性定位与实践型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错位,造成了诸多实践类博士培养过程中的问题与困惑。2018年,《中国美术报》刊载了题为《美术实践类博士:为何屡遭非议?》的新闻时评,汇集了全国美术界专家学者有关美术实践类博士的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
幸运的是,美术与整个艺术学科的窘境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与针对性的政策引导。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对艺术门类做出了重大调整。自此,美术与书法迎来了专业博士时代。
焦兴涛 烈焰青春 木雕 高184厘米 2019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雕塑金奖作品
二、来者何人: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的内涵与定位
当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成为既定现实,如何构建绵延千年的美术与书法艺术和方兴未艾的专业博士之间的有机连接,成为我们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作为专业博士学位的一种,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应当满足专业博士学位的基本内涵,符合培养适应社会文化产业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定位。
专业博士的职业化、社会化属性造就了不同于学术博士的知识生产模式。迈克尔·吉本斯提出,相对于传统的基于理论研究的知识生产模式(I型),一种新的(II型)知识生产模式正在形成。〔9〕在这种新型知识生产模式中,知识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具有跨学科性、组织多样性以及社会责任性等多种特性。不难看出,专业博士的内涵定位与II型知识生产模式高度吻合,因而专业博士的知识生产应当与传统学术博士的“学术研究+论文撰写”模式有较大不同,体现在内容、媒介、方法、成果等方面。事实上,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过度学术化已成为困扰专业博士学位质量的重要因素。〔10〕
专业博士是大学社会化的产物,其培养往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挂钩。在满足专业博士的基本内涵与特性的基础上,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应该开创符合学科特征的创新学位标准与培养模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应早日出台针对专业博士培养成果的实施方案,使专业博士的培养进一步明确标准并不断优化。四川美术学院曾于2014年针对艺术学学科门类知识生产的典型范式毕业论文的改革提出独创性创作的陈述报告,并将其命名为“创作志”。〔11〕“创作志”不仅意味着独特的研究范式,同时也意味着独特的学术文类,它是艺术学学科独特的知识生产过程与产品的合体。经过近十年的培养探索,创作志聚焦于研究艺术本体问题,催生了艺术创作与理论体系的互促关系,引导学生实现创作主体与书写主体的融合,研究对象从他者到自身的两大转变,为艺术史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也促发了创作中经验知识的沉淀,为专业博士的培养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俯拍
三、去向何方: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的路向探寻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艺术专业博士是为了培养最有活力和最有竞争力的创造性群体。艺术专业博士更应该有国际视野和国家站位,培养过程可依托重大艺术创作项目,以丰富的学术实践体验,创造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标的重要艺术成果产出。
卓越艺术人才的培养更需要重视艺术本体知识,保持艺术创作者自我表达与自由创作的需求,这就要求专业博士要保留对艺术语言的敏锐和独特体验;站在思想和技术的前沿,提倡创作观念上的融会贯通;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要保持一定量级的实践的活跃度(比如,如果是创作为主的研究,应保留个展及参展的量化指标),以此来促发实践方法和技术途径等经验性知识的价值转换。
专业博士的培养路径不是退回到简单的“技术”模式,反而更应提倡对综合能力的强调。卓越艺术人才的“养成”也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其重点研究内容是从艺术知识问题的本体研究到形成艺术创作秩序视角的认识论探究,再到以发展自由为统辖的实践论重构。
表1:艺术学术博士与专业博士学位比较〔12〕
通过表1对艺术专业博士与艺术学术博士的比较,不难看出,两者都是培养具有领导力的艺术高层次人才,具有创造性、跨学科性、组织多样性以及社会责任性等多种特性。
艺术专业博士需要符合新型知识生产模式,以实践为新知识产生的主战场,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创作方法和技能,深入了解国际动态和趋势,能够创造性地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精品的生产,进行创作论研究、创作方法论研究,以及相关的艺术管理、艺术阐释、艺术教育与传播等。笔者曾撰文发表于《中国文化报》,讨论过艺术创作本体繁荣发展的需求是培养艺术专业博士的基本保障。“方向设置上可以围绕艺术本体的基础性研究、艺术语言创新、艺科融合趋势等。基础性研究包括艺术材料、媒介、语言的发明与应用。艺术语言创新包括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实验艺术等不同艺术类型的融合与交叉,艺科融合要讨论围绕技术世界展开对多维未来的沟通和探讨,力求打破哲学、科学与艺术的学界壁垒。”〔13〕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全景
综上所述,专业博士的培养应遵循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摆脱路径依赖,实施分类培养。专业博士的培养与学术学位在学位标准和培养模式上明确界线。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的研究范畴可能会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专业”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创作”,其科研成果的形式还可能体现为创作、创作志、咨政报告、专利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艺术推广与传播案例等。
第二,聚焦国家急需,积极推进行业协同育人模式。充分调动学校和社会、行业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加强校馆联合、产教融合,搭建与创新实践行业的联合培养模式。美术与书法的“行业”,包括拥有丰富创作经验和拥有国际声誉的“职业艺术家”群体,其中也涉及在原来文化系统中各类画院、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拍卖行等专业机构中具有相应高级职称的实践人员,都可能是参与博士生培养的导师人选。
同时,在人工智能时代,面对智能技术对艺术“创造力”的挑战,如何在跨学科领域探究新的学术创新机制,形成高度的合作机制,也是值得探索的。“任何学科领域的学术和教学活动都具有质疑、共同体的特性,并且具体到某一学科或交叉学科领域都沿用这一教学研究方式方法。因此,我们全身心关注跨学科领域以探究通用性的学术创新机制。”〔14〕
第三,培养行业领军者,养成艺术学科的守护人。
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是为建立美术与书法学科的中国学派育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画同源”“艺道相通”的当代诠释者。他们对行业的发展应理解深刻,尤其是美术与书法如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服务文化产业,培养未来一代的艺术领军者。他们是学科未来的守护人,是艺术创新的“发动机”与艺术真理的“保卫者”,既要有探索艺术本体语言的深度,亦有积极推进艺术行动的意愿。
培养艺术专业博士要鼓励创造性,赋予其高度的个性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使命感,针对不同学生的自身特质,深化领导力的培养,激发其成为行业领军人才的价值导向、国际视野、中国艺术精神和职业使命。
(文/庞茂琨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院长、教授,谢亚平 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注释:
〔1〕Jolley, J., Choose your doctorate.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07, 16. 2: 225-233.
〔2〕Kot, F. & Hendel, D.,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professional docto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 Austral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2, 37(3): 345-364.
〔3〕胡四能《21世纪博士教育的目的及其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年第4期。
〔4〕Whitley R.,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c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2000.
〔5〕邓光平《国外专业博士学位的历史发展及启示》,《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10期。
〔6〕罗英姿、李雪辉《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路径依赖及其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年第5期。
〔7〕罗英姿、李雪辉《国外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历程、问题与启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年第3期。
〔8〕周星《关于在中国设立艺术专业博士学位的思考》,《艺术教育》2017年第Z3期。
〔9〕Gibbons, M., Limoges, C., Scott, P., Schwartzman, S., & Nowotny, H.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4: 192.
〔10〕刘进、葛浩、林松月《专业博士学术化:挑战与应对——基于对282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文本分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第5期。
〔11〕庞茂琨、王天祥《创作志:艺术学学科的学术文类与知识生产》,《美术研究》2014年第1期。
〔12〕参照李云鹏《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专业博士学位的代际嬗变》,表1,哲学博士学位与专业博士学位比较,《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4期。
〔13〕庞茂琨《执艺守道——美术与书法专业博士的发展路向》,《中国文化报》2022年12月25日。
〔14〕[美] 乔治·E·沃克等著,黄欢译《学者养成:重思21世纪博士生教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