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纯抽象绘画，一般的绘画都有主题。但当下中国美术界所普遍使用的主题性绘画概念，应当是指那些通过绘画所再现的影响了某个社会或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这些画作对于历史的再现，不完全是对原历史现场的机械重现，而是作者所代表的某种历史观、对于那些事件与人物历史价值的表达与判断。或者说，这种对历史的重现更注重对历史主题的阐发，并以视觉史诗的画面予以图像建构。正是从这种角度，主题性绘画对历史与现实的再现鲜明地区别了绘画再现与照片记录。但当下艺术界在思想观念与创作实践上，常常混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自19世纪后半叶兴起并逐渐全球化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欧洲再现性绘画，将色彩、平面、笔触及材料等那些被看作是隐藏在再现性形象背后的消极绘画因素释放出来，探索由这些绘画元素构成的绘画艺术本质。现代主义艺术不仅否定了绘画的再现性，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绘画承载主题思想的艺术价值。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艺术直接将机械或电子图像以至现成品、影像装置等作为主题阐发的载体，后现代主义艺术纠正了现代主义艺术对现实问题的回避，直接将照片、影像和现成品搬进展场撞击观众之感官，通过观念施行赋予可见、可触、可嗅的物品装置以深博的思想表述。这两种艺术思想观念都对当代中国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对艺术创新性的理解都以否定绘画的再现性为建立艺术本质的前提。当代中国美术固然曾积极地借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并努力扩大当代主题性绘画创作的外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历史与现实主题书写的绘画始终难以超越再现性绘画这种基本的艺术表现形态，其艺术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始终体现了对历史真实与社会现实的尊重，这意味着在现代性视觉的图像消费中如何重新认知绘画再现性叙事这个艺术本质的理论命题。
再现性绘画的叙事果真就是人类艺术史的过去式吗？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人们对绘画主题性叙事的误解。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主题性绘画的反思，批判的是绘画是文学的附庸而缺乏对绘画自身艺术特征的尊重。的确，历史画都曾是历史或文学作品的插图，通过画面来呈现历史或现实的某个戏剧性情节、场景并由此形成视觉叙事被看作是绘画的主题叙事。从这个角度讲，绘画的情节性描述肯定缺乏文学或历史教科书的时间叙事特征，如果以此作为绘画叙事的艺术特征，这便肯定使绘画叙事沦为文学叙事的附庸。但吸引画家从事绘画创作以及让观众去欣赏绘画艺术的，并不是这些绘画作品所呈现的故事情节或主题内容，而是画面形象本身的艺术魅力。在笔者看来，绘画是视觉性的造型艺术，没有对可视形象的描绘也便不存在绘画艺术；而绘画的叙事并非单纯指由人物行为描绘组成的情节，而是对构成情节的人物形象（分立形象或融合形象）进行造型性的创造。也即，对现实生活中可视形象进行的艺术创造，构成了绘画最基本也是最常态的叙事元素，画家终其一生要解决的都是如何在画面上更出色地呈现来自现实却区别于现实的造型形象课题，不断去创造理想型造型与个性化造型相统一的造型艺术形象。
照相术的发明始终对欧洲再现性绘画构成一种盲目无知的恐慌。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始终怀着对再现性艺术的质疑，认为“写实的自然主义艺术隐藏了媒介，利用艺术掩盖了艺术”，并提出只有让那些隐藏的绘画媒介——颜色、画布、边框等从再现的形象中独立出来，才能真正实现绘画的本质意义。因而现代主义绘画从此改写了欧洲再现性绘画的历史，并企图从抽象、表现和超验的理念显形中探索绘画的新路向。显然，对绘画再现叙事的另一个理论命题，就是如何重新认识再现性绘画的艺术本质。笔者在《凝固的史诗：绘画造型的叙事性重建》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再现性绘画的形象塑造并不等同于镜头图像——照片对人物与现实的真实与客观记录，认为优秀的人物形象再现从来都不是对表现对象客观的机械记录，而是既充满艺术家对客观对象形成格式塔式的完型性整合——理想性的完型，也充满了艺术家对形象极其个性化的观看、认知与创造。
从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到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等所建立的一整套现代主义艺术理论，都无一例外地把绘画的平面性作为推倒再现性绘画的理论基础，认为再现的空间真实消解了绘画的平面性本质。实际上，即使是欧洲文艺复兴巨匠的画作，不论他们如何强调艺术与科学相互关联并由此建立科学理性的线性透视再现体系，都无一不具备绘画平面再现的艺术特征。他们作品的经典性并非像一些西方艺术史学者或批评家所认为的，“艺术史是个不断致力于追求精准再现的历史”，而是追求具有绘画平面性特征的空间再现。或者更深刻地说，他们的再现性绘画从来都没有离开平面化，而是利用平面创造了看似真实的一种视觉幻觉，他们在这种幻觉中充分调动人类的视错觉，创造了分立人物形象的雕塑感与组合人物的整体融合感，他们在绘画的平面中不断创造和现实空间并不完全相同的视觉再现。其实，艺术再现的真正艺术价值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平面化或空间化，而在于在平面或空间之中有多少艺术创造的空间与可能，有多少能够体现人的历史性与文化的创新性。
绘画的再现叙事和所有人类其他艺术一样，从来都是将现实生活中偶然的、个别的、瞬间的形象，提升浓缩为恒常的、普遍的、凝固的、理想的形象，并由此完成艺术创造过程。这种艺术创造的本质，仍然不可能脱离“典型化”这个人类艺术创造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创作规律。我们不要因艺术的现代主义阶段或后现代主义阶段就完全否定艺术最基本的表现形态，否定人类艺术创作的基本模式与普遍规律。
笔者认为，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和拥有历史长河中的某个阶段或时刻，但历史总有超越个人经验的宏大叙事。主题性绘画创作从根本上说就不属个人叙事，而是有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呈现所需求的一种思想、一种理想的审美表达，是某个时代精神与思想情绪对历史与现实的再度灌注。因而，对绘画主题性叙事的当代探索也更深切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美术理论建构的一种自觉。
（文/尚 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来源：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