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虎兔寓言——袁文彬的哲学问题》展在北京锦都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此次展览由北京锦都艺术中心主办,著名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荣剑先生策展,展出袁文彬近十二年创作的二大系列作品。作为此次学术性展览开幕活动的重头戏,锦都艺术中心在展览开幕现场召开了《虎兔寓言——袁文彬的哲学问题》专场学术研讨会,以下是研讨会现场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发言文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伦理学家何怀宏先生发言:
袁文彬《何怀宏教授》 33x33㎝ 水墨 2023
今天借这个对话,我想先说一句:其实哲学家更需要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家更需要哲学家。我首先想做一个很好的欣赏者。即使完全没能力从事艺术方面的创作也可以享受这一点,还可能得到某种灵感。
我对文彬先生的作品,是很喜欢的,符合我的审美习惯,这点后面再谈,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现代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我们到了现代社会文化普及,包括各方面的物质条件都不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是不是朱青生有本书的书名叫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很多孩子学画并不很长,有很美好甚至可能很杰出的作品。也包括一些老人退休以后,刚开始学画不久就画的很好。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补充一句话,在所有人都是艺术后面,我还想加一句:仿照《动物农场》里面一句话,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更平等,我想说"有些人更是艺术家"。
我相信有些人更是艺术家。但这有一个评价的问题,就是在浩如烟海的现代社会的作品中我们怎么评价?世俗一点说,你会看到有些作品就被大家公认为杰作,作者被认为是大师。但是还有很多作品就只是自娱自乐,也挺好的。但是怎么去评判?至少我知道我是评判不了的。你比如毕加索的一个鸽子,在我看来,可能还没有一个小孩画的鸽子更吸引我。我是不知道,我如果单独拿一个作品批判,和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比较,我绝对不会认为毕加索鸽子画的最好或者更吸引我,但我当然认为毕加索更是艺术家,为什么?我这里猜测可能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个毕加索好像说过这样的话,说让我画古典的绘画,我也能画的很棒。但他在古典绘画当中,不太容易超越,不太容易突破和创新。现代社会的一个要求就是老要创新、突破、超越。所以我们看他一生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探索。如果他一辈子就画鸽子或者就画了几只鸽子,我们肯定不会说他是大师,但就他的作品的总体而言,他还有很多个阶段,多种多样的作品,他还经过艰苦的学院的训练;自我的训练。另外他还在圈内,这里有同行评价,还有学生。由此最后毕加索就是一个大师,那孩子的作品就是一个孩子的作品。
还有一个条件是时间的节点。我们现在看,比如说在法国西班牙,南非发现的最早的绘画。为什么那么感动,那么推崇?因为它是人类最早的绘画,被我们发现的人类的最早的绘画。时间这个节点就摆在这。还有杜尚的《泉》也是,你后面再抬一些别的东西去都没有那种震撼!
这就涉及到现代艺术家的一个什么问题?用耶鲁文学教授布鲁姆的话说就是——《影响的焦虑》。我们前面已经有很多大师!尤其我刚才说现在又不断的涌现出很多社会上可能成为杰出画家艺术苗子,不会在一开始就被埋没了。最后还是可能会有些人被埋没,因为太多了。
袁文彬《罗尔斯》 33x33cm 水墨 2023
作品、包括杰作积累得越来越多,让我们眼花缭乱,身担重负,这个影响的焦虑始终存在,现在尤其厉害。怎么突破?创新对我来说,如果我在艺术上绝对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奢望,我就好好的欣赏,但如果我是艺术家的一员,我怎么办?
我在这里就非常希望看到文彬的这样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我觉得非常的可贵。你看他的画册,他有很多方面的探索,许多题材形式的作品。他一直在探索中,包括这个虎兔寓言。去年是虎年,今年是兔年,这两年都很不平常的。虎兔在某种上就构成一种对立的关系。兔年又跟着虎年在循环的时间里面打转,进入永远循环。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很多意义。
我想说几个概念:第一个是“传神”。包括画我自己的作品,我的第一印象是传神。我跟荣剑说了,这张照片好像是表现了我个性里的强悍,好像我不是那么强悍的人吧,但是确实有一面,也许不是最主要的一面,但是很传神的表现了。还有哲学的传神,这种传神值得去进一步琢磨探讨。
但除了"传神",同时还有一个概念“具形”。前面谈到阿布与乌雷,阿布对艺术有一种献身的精神。我们知道行为艺术经常只是一次性的。我们只能后来谈论这件事,它不是可以重复的,它没有一个形状像波普尔说的以世界三的形式传承下来。如同杜尚的原作《泉》,我觉得这个原作丢了也不重要,砸了也没关系。你有这件事就行了。但是作为绘画的大部分形式,我觉得"具形"还是很重要的。它也反映你的艺术的功底性,包括我刚才前面所说的长期艰苦的训练。不是只靠一种献身精神就能完成的。当然还有想法和理念,她能想出这样去做,这很不容易。那么作为绘画,如何把传统和现代创新结合起来很重要。
在一种新的条件下,可以开始这样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我基本上对艺术是外行,但艺术也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观点:美育代宗教。我也觉得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美感相差很大,歧义很大,当然它也没必要诉诸武力。宗教有宗教战争,但是没怎么听说有艺术战争,美感战争。因为美感大家就武力相向?恰恰在美感上我们可以不怕有巨大差异。如果我们就是想要不断创新,不满足于崇敬和欣赏,那就让我们平和地去竞争吧。
哲学家、艺术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夏可君先生发言:
袁文彬的“兔虎图”——图像错置与反转的寓意
袁文彬《夏可君》 33x33㎝ 水墨 2023
荣剑兄因为自己是哲学博士,挑起一个艺术与哲学的有趣话题,我觉得还是有意思的,因为能够把艺术和哲学很好地关联起来,但这是现代性的问题,是真正的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从浪漫派以来,乃是进入一种主体的自觉与元理论层面的先行表达。如同中国传统的文人画,虽然有老庄的那套哲学家后面支撑着,但其实并不那么明显关联起艺术与哲学,可是现代性尤其需要关联艺术与哲学,所谓的概念先行,是必需的,所以这导致艺术家有很大的压力。艺术家可以不管艺术史,可是到了20世纪现代艺术家必须感谢哲学家!这是阿瑟·丹托的焦虑。我也一直在焦虑,因为我也是做哲学的。
艺术与哲学的复杂关系,第一个方面,就哲学家需要艺术家而言,整个二十世纪从哲学的谱系来说的话,哲学家要面对艺术家,寻找与自己概念对应的艺术家,按照20世纪的系列,比如,弗洛伊德的摩西,齐美尔的伦勃朗,梅洛·庞帝的塞尚,海德格尔的凡·高,到了40年代则是萨特的贾克梅蒂,哲学家与艺术家到底谁需要谁?在萨特的贾克梅蒂里面是有一个纠缠。那到了50年代60年代以后,福柯的马奈与马格利特,到60年代利奥塔的崇高则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纽曼,最有名的就是培根看到的德勒兹写的那本书《感觉的逻辑》,培根说:我看不懂我不知道哲学家在讲什么,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他在说他的话,所以哲学家似乎显得有些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反过来,在艺术批评里面,比如说布勒东的弗洛伊德,大家知道就是超现实主义的就是跟巴塔耶的关系,其实是巴塔耶在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后面是格林伯格,我们一定要知道格林伯格在黑山学院讲的是康德,丹托则是研究尼采,是哲学杂志的编辑。这里面提到后来的10月杂志,克劳斯等人,是巴塔耶和拉康的粉丝,很多人是本雅明的粉丝,德·杜夫则是福柯的学生。在这个系列里面,不是哲学需要艺术家,而是艺术批评更需要哲学家。
那我的体会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更需要艺术家。而艺术家里面有三种,一种是很需要观念的,比如马奈,马奈崇拜波德莱尔,塞尚也崇拜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他们是很需要观念的。不需要观念的有凡·高,早期毕加索也不要概念,格林伯格开玩笑说,30年后毕加索是个二流的伟大艺术家,为什么是二流的伟大艺术家?他已经没有想法,他已经没有焦虑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在折磨他,后来的艺术家都需要一个哲学观念去折磨自己。那还有一种更厉害,创造观念,这是杜尚,以及与兔子对话的博伊斯。他们的一个新观念,导致哲学家与艺术批评家去琢磨。
袁文彬《罗素》 33x33cm 水墨 2023
我觉得这三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很值得去展开的形态研究,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今天可以把它确实给放在一起。
其实,我更想谈的是文彬兄的作品。我还是觉得这些兔子与老虎的图像关系,很有些意思,大家讨论这么久,我一直在自我追问的时,到底这些图像的哲学意义在哪里?我其实来这里,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在现场,我觉得还是有个启发。我来简单谈一谈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广而言之,妄而听之。
文彬兄自己所建立的关于“兔-虎”的并置形态,我称之为一种混杂的图像观念,中国当前的现代性是混杂的形态,在这种混杂的现代性里面,它一定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错杂和交杂,我不叫杂交,这与纹这个字及其形态学相关,因为什么叫纹?五色相驳杂之为纹,虎让人着迷,是这个纹理让人着迷,老虎一方面让人惊恐,另一方面着迷,是诗人博尔赫斯所言的老虎的黄金,生命的幻象!在这个意义上面,文彬所画的不是——白马非马,也不是——指鹿为马,其中有着绝对的错误或谬误,一目了然,而一旦把兔和虎这两个独特的形象混杂在一起,看起来不伦不类,但却启发了新的感知张力。
这是发生在疫情这两年,其实文彬兄从2011年“虎兔”交叉的前一个属相循环的时候,已经画过相关主题了,那个时候是一个虐兔门的事件,在香港的展览里面,文彬就是从虎和兔开始的,已经开始研究兔和虎的反转关系,就是虎年有女性对于兔子的虐待。而现在,在疫情发生的这一个轮回里面,再次开始了这样的讨论。为什么是老虎和兔子?在中国文化的生命里面——这是阴阳,如同阴阳、男女、雄雌,这样对称和不对称的图像,因此兔-虎图像,是很有中国文化的那种混杂和混杂现代性的风格,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考量——与中国哲学相关。
第二个方面的思考是整个后现代性,利奥塔说得很简单——表演性。随着媒体时代来临,这个表演性被电子技术普遍化了,这也是为什么袁文彬要画——朋友圈及其朋友们的肖像了。但在袁文彬的兔-虎图上,则体现出一种中国式的表演,这个表演就是那个驯虎图,一个兔女郎在驯到站在球体上的老虎,这让我想到混杂的杂技,一个兔女郎在驯化一个可怕的老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幻象,但里面就有政治性和所谓的中国式智慧。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表演性,我们知道兔子,它温顺,而老虎则吓人,这是两个完全相对的两种形象,可是在作品上却是表现了女孩在虐待一个个兔子,女人成为了老虎?还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兔子,但相成为老虎,甚至,我们知道自己不是老虎,也知道自己只能是兔子,但我们想以兔子的方式去驯化老虎,一旦不能,我们就虐待兔子,我们好像成为了老虎,其实这是弱者在伤害更弱的生命。
袁文彬《福柯》 33x33cm 水墨 2023
文彬的老虎画得好像没有那么凶狠,老虎在我们这里,仅仅成为了幻象,就像诗人所写的老虎的金黄,老虎的黄金它只是一个幻象的诱惑加恐吓。但我想说的是二者的混杂,在中国社会里面,兔子可以是老虎,老虎可以是兔子。二者可以任意地代替。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面二者互为代替,互为镜像,互为前提,不可分离?在女孩兔女郎去虐待兔子的时候,兔女郎成为了老虎。本来老虎跟兔子没有那么相干,中国社会应该是狼。因为老虎是不会去吃兔子的,狼才吃兔子的,但是画家没有去画狼。为什么画的是老虎与兔子?这两个不相干的动物,因为他们并不具有迫害性。而这两个属相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生命启示性呢?尤其是这个三年的疫情,绘画的价值就在这里体现出来,这些所谓关于兔子和老虎的关系,我觉得那个是观念游戏的反讽。
在凶年的疫情这三年,我们称之为从老虎年到兔年的凶年之变,而在全球化的凶年里面,虎和兔子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我的思考,艺术家画出了一种图像误置的反讽。哲学要发现艺术作品的真理性,但中国的社会并没有真理性的内涵,只有强大的事实。这个事实,当你把它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带来某种力量,很简单,有人写过一本书叫《将错就错》,有人写作真理的意义,那是那一代人“文革”以来的焦虑,“文革”以来的焦虑只能将错就错,从错到错一错到底,就怕你错得太少,所以在带有一种强制性的错误里面,一切都被错置,而丧失了真理性的可能性。
一旦“错误们”,连续的错误,变成一种强大的事实性,就没有真理性的内涵,而没有真正性内涵就在于说兔子和老虎可以反转,可以任意地反转。反转就意味着,昨天你是皇帝,今天你可能就是小丑了。这是未来五年的命运。这幅展览的巨作,带有末世论的强大寓意的,在如此巨大的寓意里面有没有一种预感?这个预感是什么?未来的五年,没有真理性的内容,整个世界没有真理显现出现。这是世界的恐怖!无论做什么,都没有真理性的内涵,而只有一种任意的反转。
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错置的时代,也是一个误判频发的时代。无论做什么,尤其是大事情,一定会有误判。我们等着看,误判的时代一定是一个错置的时代。从三年疫情以来,世界开启的模式,在哲学的意义上,是一个错置的模式。我们只能将错就错?在这里面有多少可以逆转的真理性内涵?这是艺术可能要从这幅巨作里面通过灾难的警醒,可能我们达到某种启发,如果达不到某种启示,或者避免这种错误,就没有哲学性,而只有艺术的场景。
袁文彬的绘画,在这个时代的寓意,乃是警告我们正处于一个错置的时代,将错就错的危险的时代,如果艺术和哲学,它能够带来某种智慧,它能不能够避开一个走向困境和险境的处境,并且让少数人能够理解,在一个错置时代,真理性到底有没有?到底在何处?兔子与老虎,结伴而来的时候,是末世之后的日子,太平的日子。
独立学者、文化批评家胡赳赳先生发言:
“道艺之辨”与“编码/解码”
袁文彬《胡赳赳》 33x33㎝ 水墨 2023
第一我不是哲学家,第二我也不是艺术家,听这些讲话也是昏昏欲睡;伟大的哲学家谈的问题,我也是思维跟不上。
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一个问题。今年高考作文的全国题目叫:时间的仆人。让我联想到,我们的哲学家和艺术家。我觉得我们的哲学家和艺术家都是时间的仆人。无论哲学家还是艺术家,他们都很清时间的问题。尤其是时间作为一个“绵延”的概念,在AI出现以后可能会被打破。
因为台湾的台积电的老板说过一句话,他说未来会制造出一个机器人,携带我们的意识,超越光速回到过去;也可以比我们提前到达未来,因为他会携带我们的意识。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这个状态恰恰也是艺术家和哲学家去追求的,只不过用的是神游古今的方式。
我在这个地方提两个小小的补充。第一个补充东方性的。关于艺术和哲学的关联。补充来自于我们伟大的伦理学家孔子。孔子在论语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所以他提出来“道德仁艺”这样的关系。但是不知道是递进关系还是一个递退关系呢?
如果是就哲学家来讲,它是一个递退关系,由道入艺;如果是就艺术家来讲,它是一个递进关系,由艺入道。今天我们的荣剑博士,他是一个哲学博士,荣剑老师他是长期的关注艺术和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这个根本性问题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在我们的儒家的思想当中,也是根本性问题,那就是“道艺之辨”。可以说,不仅仅是艺术家,不仅仅是哲学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求道的心,也有一个求艺的心,所以每个人本质上也都是哲学家和艺术家。
求道者在古希腊哲学的范畴当中,就是苏格拉底说的“爱智慧”,西方称之为“爱智者”:爱智慧的人。东方人把它称之为求道者。
那我们都是要去求道,那什么是道?可能西方把它称之为哲学,东方称之为道,所以并不是说只有老子才提道德二字。孔子也提,所以叫“志于道”,就是一个求道者的形象,志于道,据于德,道德仁艺,艺指的我们的艺术,指的是我们的技术。因为艺术的本质,艺术的来源,艺术的词根art,也是来自于技术、技巧,然后把它延伸出来的一种审美的概念,技术的深入,成为艺术。
这个“道艺之辨”,在我们东方理论当中是一直存在的。也是我们荣剑博士思考的根源性问题。那么,对于道义之辨而言,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我们的哲学家在发表演讲、在写作的时候已经是艺术了。因为所谓的道是形而上,是不可把握的。只有当你表达出来,当你创作出来,它才能够显化出来。那么,艺术家是通过这种创作表达去悟道,而哲学家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演讲或者是发表去论道。
所以说,哲学家本质上也是艺术家,只要他在发言,只要他在发表,他就是艺术家;而艺术家本质上也是哲学家,因为他的每一幅图像,他的每一件装置。甚至于他的每一个观念,背后都是求道的形象,都是爱智慧的人。这是我对孔子的思想中,关于“道艺之辨”的一点补充。
第二点补充,也是关于艺术和哲学的关系。因为这次主题是探讨二者的关系。那么我提请各位哲学家和艺术家注意一个媒介理论,或者说首先是一个文化理论,后来被媒介传播拿去用的理论,也就是受众理论:称之为“编码和解码”的关系。
这个理论是在1973年,由英国的一个文化学者叫霍尔提出来的。他当时是为了研究电视。所以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叫《关于电视的编码和解码》,后来关于编码和解码的这个理论在受众理论当中成为蔚然。很好用。比如说,生产者是在编码,而受众、解读者他是在解码。对于我们艺术和哲学的关系而言也是如此,我们的艺术家在做编码的工作,我们的哲学家在做解码的工作。在这个解码的过程当中,霍尔他就提出来了解码有三种方式,或者说是三种递进的方式。第一种方式称之为“霸权式解码”,第二种方式是“协商式解码”,第三种方式称之为“对抗式解码”。这个霸权式解码还不是一种来自于官方压制式的霸权,而是一个创作者本身就有的特权,故而把它称之为创作者的霸权。创作者在编码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种强输出,就跟我们刚才的袁文彬艺术家导览一样,他要告诉你这个画我表达的什么意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不一定认同,那是一个霸权式的解码,这个时候我心里就会想,我要去协商,我要去调动我的经验,我要去调动我的审美,看他说的我能不能接受,这称之为协商式解码。假如说我有新的想法要表达,它就变成一个对抗式解码。对抗式解码,可能会引起过度阐释的问题、误读的问题。解码,就是整个诠释学在讨论的问题。
所以在解码的过程当中,它就演化为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传播现象。美国大选为什么要展开电视辩论?里头就有一种霸权,有一种协商,有一种反抗。反抗就是撕逼。撕逼就是不认同。你说的不对,我要反驳。
袁文彬《萨特》 33x33cm 水墨 2023
我们现在很少看到某种学术性的撕逼了,我们大家几乎都是一团和气。几乎都是在一种——就是我十年前都已经听到的话,还在那反复的说。这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批评家来讲,甚至于对我们的艺术家来讲,我们其实是面临着特别危机的时刻。这个危机的时刻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在聊丹托,居然。
这是一个危机,我们不应该聊丹托,因为丹托翻译进来已经十几年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法国理论、德国理论需要研究。你比如说我觉得你至少要谈一下阿甘本吧,至少要聊一下他的例外状态,它和艺术的关系。虽然它是一个法学的概念,为什么不可以借用到艺术上来?
我就补充这两点,第一个是关于东方的根源式的一个“道艺之辨”;一个是关于这个传播媒介的这个理论工具,我觉得关于“编码和解码”的理论,其实是对于解释哲学和艺术的关系大有可为的。
尤其是现在大家又提出来,最新的这些学者们又提出来一个观点,比如艺术家的画画,他是在编码,实际上他是因为解码了艺术史,它解码了当代的经验,所以他才能够编码。他的编码是一个创作式解码的过程。或者可以称之为“循环式编码/解码”。所有的创新都来自这种过程。诗人艾略特更极端,他宣称没有原创,只有发展。所谓原创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否则,你非得硬来、胡来,就没有任何价值。
而我们的批评家、理论家、哲学家,再去读一幅图像,或者再去细读一幅画的时候,他往往强调的是我们的意识可以潜入到多深。你能不能够读出来未知的东西?你能不能读出来潜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往往是真理通过我们自身显现出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每次我读海德格尔写梵高的那双农夫的鞋我就无比感动。感动的原因是海德格尔通过那双农夫的鞋,他看出来了真理是一个敞口,这个敞口通过那双鞋在表达存在它自身。这个东西是一个道。他竟然用形而下的方式把一个形而上的道说清楚了,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最后,我想说一下艺术家的作品。简单说两句。我看艺术家首先第一个我看看他是不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第二个我看他在体制内是当官,还是不当官。这对艺术还是有影响的。我一看我们文彬兄的履历,我就想他如果可能把主任辞掉会更优秀。因为行政和艺术的确是冲突的,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因为你的人格要独立,你的作品才好。人格独不独立,那个作品他就有一种微妙的说不上来的关系,但又确实存在。那哲学家他更多的是从观念上去解读,不一定从审美上解读。有很多同行,有很多审美的专业人士,他会从审美的角度去讲。怎么样去完成这一步,他这个作品变得能够在历史上沉淀,同时又具有当代的气息。你比如说,我看文彬的有些作品,我很感动,哪一批作品我喜欢?他的风景。他风景的确是他内心的那种风景。有一点很打动人:笔触很放松。所谓的风景就是他内心那个图像。尤其是它这个风景放松到什么程度,放松到真的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弃掉了。看起来无比的逼真,无比的拟真。那种风景的造型就是一种玩的心态。那个玩儿的心态打动了我。就说这么多,谢谢。(来源:锦都艺术)
画家简介
袁文彬,1968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并留校任教,1996毕业于中央美院助教进修班,2007年中央美院访问学者。现为天津美院教授、油画系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