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画的话语体系建构，不是寻找一个突破点的问题，而是要以点带面，从个别到一般，在大面积的范围内实现整体转向。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王画”开始，在话语体系建构上，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是一步步被带动、一点点来翻转的。比如，从山水画到花鸟画，再到人物画及主题性创作，逐渐铺开；在话语方式上，从“意”笔转向“工”笔，再转向“意”之笔；在绘画观念上，则从“书写”转向“造型”，再转向“表现”及综合性表达；在语言形态上，则从“写意”转向“写实”，再转向“写意”。这一“再写意”，不仅与文人画的“写意”不同，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笔”造型也不相同。虽然都有抒写个人性灵的意思，但意向不同、意念不同。
这一转再转，呈现了话语建构的三大阶段，即从1917年至1949年，又从1950年至1979年，再从1980年至2012年，一晃就是百年。而新时代则是最近十年，其中正孕育着新的变化。若从百年看两端，可见由“书写”如何转向“介入”。
“介入”这一概念，让我们看到绘画中的主体行为。其实，“书写”也是主体行为，但意涵不一。“书写”强调的是作者一种特定的行为特征，而“介入”强调的是作者在场的状态。主体的意涵也被打开，不仅人为主体，物也可以成为主体，包括绘画媒介及相关之物，如笔、墨、纸及其他。主体性是“介入”的本源，而“书写”为外溢的形态，从未间断，但主体的书写观念变了，形态也随之一变。
进入21世纪，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画话语体系是否发生了大面积的转向？是否可以将“介入”衍生到更大范围内的创作实验？如周京新的“水墨雕塑”新话语、方向的“灰调”水墨、田黎明的“轻水墨”、陈平的“光影”水墨，都将用笔问题融化到墨色中，控制着水与墨接触纸面的那一瞬间感觉。那种微妙，不言而喻。书写变调了，书写变味了，书写不再是书写而成为一种叙事形式。通过“书写”，我们能揣摩痕迹，看到主体在“介入”时的状态。以周京新之言，他还是以“写”为本（见其与刘伟东的对话）。“写”就是“介入”，只是在其“写”的过程掺和许多东西，有深度空间的意象、有时间生发的意象、有别开生面的意趣、有反向操作的意味。如刘庆和画中的笔法和墨法，都体现出画家极强的控制力，恰当地留“白”，以及用细线点缀，形成刻意设计的有力度的“内轮廓”。画中的主体性存在都有介入问题，也就体现在对各种因素的控制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只是此时，我们推出“介入”这一概念，无非说明从隐蔽的主体转向“在场”的证明。换言之，“书写”是主体以形式言说形式存在的意义，而“介入”是主体以形式显示主体存在的意义。形式换位了。
这种转换是由于主体在场的状态不同。书写是书写者的在场，介入是介入者的在场。书写有股文气，温文尔雅，谦和中庸；而介入带着霸气，我行我素，自我主张。只是在绘画上，“书写性”这一概念被“写意性”所取代，这就是21世纪“再写意”的意义所在。但这一“写意”，已不在形态而在于精神。“写意精神”是主体在场的精神状态，可以突破各种媒介的限制，也可以突破专业及学科的限制。
新时代中国画话语体系的建构，其基点还是“笔墨”，其关键还是主体精神的在场。以“介入”的方式，可以对既有的概念进行拆解，如“写意”可分为“写”与“意”，又如“书写”可分为“书”与“写”。二者之间，“写”最为突出，主体性最为耀眼。
于是，“拆解”与“突破”成为另一对关键词，以此破解当前精致而唯美的图像系统，走出单纯的“工笔”世界，以“介入”彰显个性。（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