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身生命状态和从艺状态常有一些体悟，但我总来不及梳理，便飘散了，化成星星点点，付与唇边的只言片语。最好的情况，则是被搅拌进画面，当体悟又从画面深处渗出，便叫做内涵。
内涵是可以让人感知的，如若微弱得无法感知，或气若游丝，都够不上内涵之谓，其实，我们内里长期融练出来的内涵，应该是滴滴香浓的，这很好，只是一旦付诸软笔，便要大打折扣，有时会所剩无几。
中国人用毛笔诉诸自己，只提得心应手之类常常忘了毛笔也有生命，每只毛笔都有个性，而且是犟脾气，你用他诉诸自己，好比让一位与你个性相左的人替你传话，那语感分寸感不走样才怪。
再者，画国画的用纸、用水、用墨、用色，那生宣纸简直就是个黄泛区，色墨好比稀泥，我们在这上面还要玩水，还要玩得高级，典型的中国式绝技。黄宾翁和白石老人，一个大墨吞吐，一个笔精墨妙，行家便知道他俩妙就妙在用水上，实则是嬉水大师。
时下许多画面黑重粗俗，大抵是用水无法，或对纸上水性没有感觉。难矣哉！一个中国画家先搁置资质修养不论，先要攻下笔性、水性、纸性这三难，要三打祝家庄才行，而所谓攻下，只是说说而已，这功课是一辈子做不完的。
这里插一段，如果一个国画家活上三、五百岁会怎样？尤其他的画会怎样？这很难观想。但可以臆断，他回头看五十岁、一百岁时的画应该会觉得满纸幼稚，笔笔纤弱。所以，艺不厌精，学无止境不是空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画画面前也是人人平等。若果谁能打破哪怕一点这种平等，谁就是天才。
传说中的天才是有的，三十岁能画出六十岁的效果，比如傅抱石的人物便是如此；五十岁能画出八十岁的效果，比如吴昌硕的花石。而庸才则倒着来，早先是风流出少年、中老时却未必了了，只好死于忧患了，当然这样说不好，更何况画得好和幸福人生并不一定对等。
这里我还是想说说，除了要三打祝家庄攻下技术难关之外，对画品的追求是顶顶重要的，画品的拉升离不开画者个人资质学养这个箱体的整体拉升。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可是在许多人的脑壳里把绘画一事真当成了铁钉一类的零碎。我很反感那些带上孩子对我说：他学习成绩差，所以想让他学画这类话。
现在美院的招生设置，很倾斜文化课成绩，进来的生员，英语四级、六级往往一考就过。当然，这还是不够，外国语言工具和民族艺术之间有多远，我不知道，这其间也绕了点。但这是枝节。
重要的还是文史哲基础，很多学生让我给他们开书单，我没有新花样，只让他们读中外历史、中外哲学史这四部书。有了这四部书的支撑，你就能俯瞰各个知识版块和技术版块，这俯瞰不是机窗上看云，而是以看清各板块之间的关联为要。一切大学问都是看关系的，关系可以是明晰的大尺度的，也可以是模糊交融、微妙映带的。
艺术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各种关系的联想和转换上，没有这样的能力，就谈不上创造。自然，中国画家还必须要文学素养，题跋上是什么?无非是诗性的文字或睿智的话题。看图识字式的题款叫人无语。题文学不能老是唐诗宋词，画上的文学，像私房菜里的酱料，须自己调制出来才够味。
你把哲思放进历史的故实中，让二者相互印证，相互营养，再用文火漫炖或急火翻炒，出锅时浇上你自己调制的文学汁料，上乘的题跋便是这样做成的。
干我们这一行的，也有“志向”、“理想”、“诗境”、“意志”、“追求”、“向美向善”、“崇高”这些大字眼，可谓有道，而这些词组却都导向一种行为，即“终身学习”。但一路学习一路向上，不是没有周折的，其间的纠结困惑是免不了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关于纠结困惑，下面就随缘择题而谈：“庄周梦蝶”，一时不知是庄周还是蝶，这其实是个大问题。庄周的一时困惑，成了我们的一生困惑。当然，我们可以认为“周”即是蝶、蝶即是“周”，但在学力不济的情况下，这一智慧很难指导艺术实践，没可操作性。主体与主体自身所派生出的“心物”之间，又复归元浑交融，这个小周天看去的确很哲学也很审美，应该作为画时的常态，即艺术状态，这种状态下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意味的形式”。
可惜画家也是俗人，遮蔽太多，没了那份空灵，时下更是没时间做“白日梦”了。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周”是“周”、蝶是蝶，画画归画画、生活归生活、精神归精神、肉身归肉身、“尘归尘、土归土”，而“尘”出自“土”，或“尘归于土”这一常识却成为忘却。这种简单的剥离，如今无处不在，说明了人类的交融智慧已被疏离，也宣告了一个便捷高效的“混搭时代”的到来。
现在的青年画家们，很早就开了“个人生面”，他们够混搭，所以够高效。但“总量平衡”，现在两步并作一步走，接下去只能进两步退一步了，功课还要补，反思要更密集。
别总想着自由落体的加速度，要想想做面筋和年糕累在哪一段，要想想马拉松的前半程和后半程的体力分配。出好东西靠的是积淀，大厨也会指着一锅靓汤说：好货沉底。
想起庄周梦蝶，我不知如何总会想到“我思故我在”。笛卡尔通过哲思的拷问怀疑一切，又因拷问的真切之痛，感知到肉身的在场。一切都虚妄，只有思想者自身可得验明正身。
哲学家的想法到底与艺术家不一样，我更欣赏由这句话派生出的另一句话，“我思我不在”。这句话是对画者忘我工作时那巅峰时刻的最好写照。“我思故我在”，“我在”是谁在呢?是笛卡尔在、庄周在、画者在，“我思我不在”，不在了又上哪儿去了呢？变蝶飞了，变成世界幻相，变成画中意相，随你。
爱因斯坦曾说，“要了解原子，必须先把自己变成原子”，爱氏此番应变为原子了吧。说这段文字，是想说，画家有时也可以像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思考。
创新与传统，是另一对常讲常新的老话题，为什么这话题会常讲不衰，老而不死呢?因为任何变革都绕不过去，也因为它是问题枢纽，正像街巷都纠结于中心广场，这话题因此有了“广场效应”。
据我看，一切出新都源自传统，无根性没有生命力，没有希望，就像骡子，不会再生育。我们讲道统、讲文脉、讲传习，并非做秀。
知道笛卡尔伟大，知道笛卡尔的资质连同他那一根筋的犟脾气来自父本母本，也知道笛卡尔的哲学根底来自他以前的哲学传统，这就够清楚了。传统的承接自然须“后天再造”的贴补，谁也不敢否认这一点。“孔子是怎样练成的”?从根底看，是姬氏一族帮他练成的，但仍需报国意志和丧家犬式的磨励才行。
就是说，一个国画家应当很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很重视手手相传的传习方法，也重视个人资质所在重视人生百味，总之你只管积累就对了，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出新，老天爷自会以某种与你的欲望联动的启示方式告知你。
说到画家的“童心”，也是纠结。明人李贽反儒，不屑于老成世故，提出了“童心说”，这“童心”，就是未被世俗见闻熏染和遮蔽的“初心”。泰州学派另一传人罗汝芳也持相似的“赤子之心”论，再加上老子的“能如婴儿乎”的淡然一问，对明朝中后期之文艺影响甚巨。
王阳明要“致良知”，理智则将童心与良知对接，这里伦理本体转换成了情感本体，“心性”也变成了“心情”，于是，“致”这一动作多余了，纠结就在这“致”与“不必致”上面。不去“致”，自然少了份努力，轻松多了，但阳明学说又了得，弃之不用恐生不安。
俗间都以为国画家如诗仙书狂僧颠一般，要灌下许多酒水才能出自家货色，实为三流编剧所误。人家问我，我都以“酒不醉人人自醉”答之。本来心中有情便自有酒，何必借酒精佯狂。我们讲微醺，讲小酌，因为可得一时“心中无物”，但方寸未乱，此时是有美感的，偶而为之也无妨。
最后谈谈画家的生财之道，这是画家们最纠结的地方之一。
人说“盗亦有道”，这不假，小盗之道，见者有份，大盗之道，窃国自拥。能成一统，这当中一定有道。听说过二世皇帝无道，但未听说开国皇帝无道。画之一道最早是“助人伦，成教化”，后来渐渐沦为赏心悦目、书画养年的滋养品，再后来简直就是可易金银、子孙宝用的财物了。这不能怪画家，乃社会需求所致。
天下第一忌者，挡人财路。谁不想发财，读书人可以“书中自有黄金屋”，画家也一样。有人坦言，画家画好画，须先有钱，辨来有几分道理。国画向来是贵族文化，是大宅里的中堂之物，是皇家旺族手边的一段锦绣，古时暴发户不得近之。有钱了，还要富而能贵才可玩书画，士夫们也才愿意与你共享书画之雅。
现在不少有钱人看到了这一点，拿真金白银换个书画传家，自己金贵了，子孙也有福了，这是英明之举。当今之世，美盲多于法盲，法盲多于文盲，文盲多于网盲，更觉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对美的投资将会是朝阳事业。
话说回来，画家这边仍须有一定的把持。钱是水性的，当记取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手不拮据而略有盈余便好。对钱，我个人的预期是：对性命学养有增益的瑞物要买得起；对安身立命之所下得了单；在有钱人面前不自寒酸，锦上添花的钱慎用、雪中送炭的钱不省。这多不算多、少不算少，可以讨一声“惜福”了。
前些天在我的出生地福州的“三坊七巷”，见冰心老人所书“想到就写”四个字，似有触动，便有了这通篇的大白话，想来却是胸中的原料不事加工地端出。胡适先生说得好：“想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时下积习太多，矫饰太多，好一比西湖下的沉泥，该定期疏浚了。（文/尉晓榕）
画家简介
尉晓榕，中国美术学院硕博研究生导师，首届中国画创作与理论博士，首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浙江省美术家协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