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院是中国美术体制中的一道独特景观，自五代始，至两宋而蔚然大观，迁延至明清，代有才人，佳作叠出。由于受到历代宫廷的重视，画院作为专门的美术创作与研究机构，从一开始就在汇聚人才、集中创作等方面显示出了极为强大的优势，对美术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中国画院之开端
新中国画院的创建，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画界对“改造中国画”“面向生活”等问题的持续争论。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巨变，民族传统艺术面临被忽视的局面。1956年2月，叶恭绰和陈半丁提出“拟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的提案，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同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文化部关于筹建中国画院和中国戏曲学院的报告》，明确提出“在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中国画院一所”，以“繁荣中国画创作，培养中国画的专门人才，并对中国画作理论的探讨，及负责院外中国画创作的推动和辅导工作”。
1957年5月，新中国首家专业画院——北京中国画院成立。1965年，北京中国画院与原北京油画雕塑工作室合并，增设油画、雕塑、版画等专业，并更名为“北京画院”。与此同时，上海亦组成了“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由赖少其任主任，唐云、潘天寿、王个簃 、谢稚柳、刘海粟等13人任委员。1960年6月20日，上海中国画院画院正式成立。
此后，江苏中国画院（1960）、苏州国画院（1960）、扬州国画院（1960）、广东画院（1962）、湖北美术院（1965）、中国画研究院（1981）、陕西国画院（1981）、深圳画院（1986）等各类画院如雨后春笋般地生发出来……经过60余年的发展，目前画院在布局上已形成了多层次、多门类、多样态的格局，为新时代美术创作的繁荣营造了更为广泛、开放的氛围。
画院美术创作的时代面向与成就
画院作为专业美术创作机构，在新中国美术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画院麇集优秀画家，培养专业人才，助推主题性美术创作和研究，以众多展现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谱写了中国美术园地百花齐放的锦绣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画院的组织和推动下，齐白石、陈半丁、丰子恺等大师名宿，带领中国画艺术家们不断探索新中国美术创作的时代命题，即为了更好地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传统中国画能否以及如何从旧题材转向表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生活，如何从旧文人的思想转向表达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如何实现中国画从文化观念、笔墨语言到表现形式的审美转换等。
原文化部部长周扬认为：“民族画家正在开始探索如何改进和发展中国古典的绘画艺术的形式，使之和新的创造任务相适合。这是十分必要的。”北京中国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纷纷采取“写生”方式，组织画家深入基层生活现场，如北京中国画院深入首都钢铁厂、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十大建筑工地、郊区农村等，创作了《十三陵水库》《首都之春》《力争农业大丰收》等巨作长卷；上海中国画院先后组织画家深入造船厂、上一钢厂、马桥公社、新安江发电站、舟山群岛等地，创作了《万吨水压机》《挑灯夜战》《人民公社奶牛》等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将传统中国画创作转向表现时代变革，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艺术创作道路。与此同时，以傅抱石、钱松喦为代表的江苏画家也在“两万三千里”的长途写生中，以饱满的热情，跨越多个省区，重塑山河新貌，创作出《待细把江山图画》《红岩村》《韶山毛主席故居》等佳作，成就了“新金陵画派”的辉煌。
在新时期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以新潮美术为代表的艺术运动狂飙突进，将各种风格流派与个性的表达、形式的尝试进行了集中演练。因“全球化”所带来的思想与文化交流模式的改变，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语境，将传统的笔墨、形式、语言范式推到了更加开放的前沿。以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为参照，一方面艺术家面对“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笔墨等于零”等诘问，在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一度有一种深陷“失语”境况的无力感和窘迫感。另一方面，一些优秀艺术家又从与西方文化横向的比较中，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更加坚定了民族文化自信，在艺术语言探索上借鉴和吸收西方绘画营养，融入西方的艺术元素和材料材质，将其转换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符号语言，打破了写实绘画的单一性和局限性，如这一时期由画院画家创作的《人民和总理》《母亲》《黄河在咆哮》《太行铁壁》《苗乡夜话》《晓色初动》《玫瑰色记忆》等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推进艺术本体变革、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定位和文化特质。
新时代画院的话语面向是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而展开的。画家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扣时代脉搏，深入生活，藉由美术创作彰显时代新象成为画院的责任。画院通过承担“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黄河颂”等系列大型创作、展览活动，对创作主题进行凝练聚焦，在艺术语言和艺术风格上不断挖掘和探究，在艺术门类、形式上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形成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等艺术形式相映生辉的宏大场景。《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国画）、《科隆》（国画）、《洱海》（国画）、《神秘的吴哥窟》（国画）、《蒙古马》（油画）、《重读美术史—晚钟》（油画）、《索伦索伦》（雕塑）、《春到门前》（雕塑）、《渐入诗境—山前》（版画）等一大批精品佳作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新时代美术创作的传承与创新。
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的机制及价值
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是画院系统高规格、高质量、高水准的重要展事，最能代表目前全国画院的整体美术创作水平，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它集中展示了画院创作特别是中国画创作的样貌，对于推动我国美术事业繁荣昌盛，促进艺术交流和全民美育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的举办，萌发于2001年由中国画研究院、陕西省国画院创办的“全国画院双年展·首届中国画展”。此次展览以“创造与经典”为主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画院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除展示了一批优秀中青年艺术家自1980年来创作的佳作外，还以特邀的方式展出了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叶浅予、赵望云、石鲁、何海霞、贺天健、唐云、陆俨少、关山月、黎雄才、林风眠、朱屺瞻等画院系统老艺术家的经典作品，并从“世界性、现代性与中国画的自身发展逻辑”展开对中国画艺术内在演进规律的学术探讨。
以此为发端，在之后的22年间，画院展览通过“全国画院双年展”“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等名称的演化、调整和接续，不断尝试、探索，至今已历八届，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办展宗旨和较高的艺术品格，并在展览机制的探索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在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上，展览从一开始便确立了由国家级画院（早期为中国画研究院、后期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牵头，联合省级画院承办，调动全国画院系统的力量和资源通力协作的“双年展”模式，“规模虽然不是最大，却应该是美术界水平最高的展览”。
在办展宗旨上，以“加强全国画院间的交流与合作，检阅和展示画院最新创作研究成果，主动发挥画院系统在全国美术创作研究中的师范导向作用，搭建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的舞台”为目的，立足现实，从对时代主题的同频共振中提炼届次展览主题。
在展览作品遴选上，通过“特邀作品+征选作品”的展品征集模式，依据“选画不选人”的原则，从作品本身出发，体现画院艺术创作在总体现实主义风格基调上的多元化审美取向，突出对艺术语言技巧和风格形态上的多样探索，保证了展览的学术性和前沿性。
在创作理论的建构与思考上，展览期间的研讨会进一步明晰了画院的定位与体制、画院创作的品格与追求、新时代画院的历史使命等问题，并深入讨论了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艺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内涵、传统笔墨语言的坚守与拓展、继承与创新等理论问题，产生了正向的导引作用。
总之，经过多年探索，画院展已完成了从行业内部向外部、从小众向大众的转换，成为备受关注的常态化美术展览和极具魅力的公共文化品牌，其关注的焦点也从学术性扩展到公众参与性上来，促使精英艺术与大众审美进一步融合，为艺术赋能城市发展，推进公共美育层次提升起到了更积极的作用。随着人民对享受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数字化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通过技术创新，构建包括数字化展览场景和受众体验的多样化模式，更好地全景呈现展览精华，将是新时代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实现“破圈”的有效路径。（文/屈健；中国美术报）
作者简介
屈健，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西安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高等学校美术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带头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