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下午，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理论研讨会在山东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燕东升和山东画院院长孔维克分别代表主办方、承办方致辞。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主持。
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理论研讨会现场
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陈池瑜、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院长顾平、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馆长李虹霖、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处长董雷、荣宝斋书法院原院长王登科、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陈明、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孙献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鹏、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王治、北京画院研究员马明宸、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刘明波、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孟宪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任军伟、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王进、山东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方辉等学者、理论家、艺术家围绕新时代背景下主题性美术创作发展和突破、当代画院美术创作面临的课题与发展趋向、主题性中国画创作的风格形态与审美取向等多个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理论研讨会出席嘉宾合影
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理论研讨会现场
围绕相关主题，现场20多位来自各画院、美术馆、艺术院校等机构的专家们纷纷发言，为主题性创作建言献策。
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理论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发言摘录
（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燕东升（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
非常高兴能跟学术理论界的专家交流，我代表中国国家画院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国家画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阵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是两项最主要的工作，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工作，不能偏废。在这次展览期间召开这样一个理论学术研讨会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能够增强学术理论对于艺术创作的前瞻性、指导性和推动性。
我提两个希望：一是对于艺术创作，要总结归纳出一些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学术理论，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二是请各位专家老师从专业客观的角度评判艺术创作工作，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定，特别是提出中肯、客观的意见，以帮助艺术家提升艺术创作水平。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徐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理论研究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跟当下的艺术发展紧密相关，而这些紧密相关，就在于我们怎么判断分析当下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取得的成绩。我们画院的建设、艺术创作各个方面，都急切地需要艺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艺术史表明，艺术创作需要不断地理论研讨，尤其需要产生思想、观念碰撞的研讨。今天就是提供这样的交流平台，共同聚焦探讨主题性美术创作，尤其是画院系统的艺术创作怎样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艺术作品，来反映我们的时代发展和人民生活。未来，我们还可以推出开放式、互动性更强的学术沙龙，来探讨各种学术话题促进艺术创作发展。
孔维克（山东画院院长）：
美术理论和美术实践是两轮驱动，是互动的关系。理论引领创作，创作实践为理论总结提供了研究对象，两者都不可或缺。画院是美术创作研究的平台，创作和研究是两项重要职能，所以很多画院都成立了创研部。
山东画院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艺术研究工作，近十年来推出了五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13卷本的《齐鲁画风大系·山东中国画》，也是第一次全面编纂山东美术史。我们用了半年时间，整理出省外山东籍的画家和山东本土画家200多人，梳理出齐鲁画风的六大特点。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我们画院有三篇论文入选。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山东画院的创作，所以我们深有体会。
陈池瑜（清华大学教授）：
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展出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书法、篆刻作品1100多件，规模很大、种类齐全，是全国各大画院近年来美术创作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现，是一次美术创作丰硕成果的汇聚。各大画院在推动中国画、油画、雕塑、书法等领域创作向前发展，为推动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美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何打造新时代的美术精品，我认为需要在这几个方面努力：
创作方面，要创造出更多标志性的美术作品，突出艺术个性，强调地域特色，既重视重大主题、重大题材的创作，同时也要重视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发现新的创作题材，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的普通人物形象；
展览方面，要避免创作雷同，要办出特色，要突出画院展览的研究性和个性特征，突出学术特征，更好地引领和带动全国的美术创作；
研究方面，要加强画院美术研究，不仅研究作品，也要研究我国独特的画院机构、内部设置、管理制度等；
传播方面，要办好专业性的报纸、期刊，比如中国国家画院的《中国美术报》办得很有影响力。
最后，希望画院和高等美术院校要通力合作，为我国新时代美术事业的发展，繁荣我国当代美术作出更大的贡献。
顾平（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院长）：
这次展览数量非常多，题材也非常丰富，风格多样，代表着画院最高的创作水准。
这个特殊群体带来的展览，带给我们思考。画得好当然非常重要，艺术性之外，对于画院的艺术家来说，思想性其实更重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肩负着特殊的国家使命。
画院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属于公益事业单位，所以代表国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它的功能是对人民形象的塑造，对国家形象的表达，要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表现东方大国中国的现代文明。
每位画院的画家都要力求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要不断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创作出反映人民生活和国家面貌的经典作品。
画院艺术家的主题性创作，不是闲情逸致的表达，也不是单纯地去表现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它应该深入生活、深入当代，真正能够表现人民，体现国家形象。
主题性创作所具有的高度、深度和厚度，完全在于我们艺术家，应该更多表现带有史诗般的画卷。
李虹霖（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馆长）：
这次的画展明显质量很高，也很好，但是大家在之前看到主题性创作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遗憾。比如说这两年画的黄河，大部分都是选了那几弯，雷同非常多，不够感动人。我们经常讲的作品有血有肉，艺术家要考虑作品是不是做到了有血有肉，是不是能够感动人。
基于此，我想提两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作品要有时代感。这个时代感，应该讴歌这个时代，歌颂人民美好生活，歌颂大好河山，但未必一定是大而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地方，一点一面作为切口。一个小家庭、一个小院落也是黄河的一部分，如果画得栩栩如生，这个是不是很生动？
第二个建议，做好主题性创作，一定要实地走访。我们画长江、黄河、泰山、“一带一路”，都应该多调查了解背后的内涵、故事，应该多走访。除了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写文章之前，也应该去多找艺术家面对面地谈一谈。
总之，新时代提供了好的时机，在这么好的条件下，主题性创作要有大构思、大气魄、大灵魂，才能有大的手笔，才能创作出歌颂祖国大好山河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好作品。
董雷（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处长）：
在第八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现场，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美术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展览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时代美术创作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
近些年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呈现新特点。最明显的就是从宏大叙事向平易表达的转化，表现现实生活中有意味的场景和瞬间，呈现去中心化和去英雄主义的审美倾向。我们以前的主题性创作更多关注宏大叙事、史诗级的画面，现在更多的是从人民生活的多样性中展现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目前主题性创作存在的两个问题：
一是艺术家在创作中切题和解题的能力有待提升。一件好的主题性美术作品更应该在选题的基础上进行巧妙地创造，要思考如何在选题的多样性和深入性的表现上有所突破，避免概念化的、程式化的表达。
二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成果展示和美育功能的缺位现象有待改进。首先是展览展示机制的缺失。几次国家级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完成之后，这批作品在展览结束后，并没有充分的展示机会。其次是美育功能缺位。一系列重大题材美术工程完成以后，其社会职能在发挥上有较大缺失。一些普通观众会有这样的苦恼：知道作品是好作品，但不具备欣赏好作品的素养和能力。
中国国家画院即将实施长江主题美术创作项目，我们动员作者在完成创作的同时，要写一篇300—500字的随笔，说明画的是什么，想通过作品表达什么。同时还把理论家们调动起来，对每件作品进行解读。这样做可以更好地让主题性创作的成果发挥社会美育的职能。
王登科（荣宝斋画院原院长）：
我用主题性和书画家的修养这两个关键词概括今天的发言。
从主题性方面来说，主题性创作属于重大题材，这个“大”并不一定是尺幅上的大，也包括一个艺术家心胸的博大。现在画院系统的主题性创作，更多地偏重山水画、人物画，很少将梅兰竹菊这样的题材视为重大题材。我觉得中国画之所以被称之为有君子之意，就是在画梅、竹、菊、兰的过程当中，带来的生发之气是一种坦荡荡的君子之气，我认为这也是重大题材。既然叫画院，一定要有传承的使命。像美协重要的是做普及，高校是教育和科研，画院就是要有传承和创作。
从书画家的修养方面来说，齐白石离开我们六七十年了，但他的艺术心路历程值得回味。我们今天很多人把艺术作为一种纯粹的职业，但在齐白石那儿他不是，艺术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像诗书画印这样的修养。回望齐白石一生的艺术实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那就是：诗是他一生的心灵归宿和寄托，是他的一种人文修养；画是他的职业，开始是因为生计原因，最终却以此享誉世间；印是他的诗、书、画之余事，能看到他的真性情；书法，则体现出他全面的艺术修养、创造个性以及寓伟大于平凡中的美。今天的书画家，需要有这样全面的修养。
陈明（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针对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我从当代主题性中国画创作图式、语言以及面临的问题这几个方面展开。
从当代主题性中国画创作图式的角度来讲，主题性的中国画创作有两个特点：一是艺术语言上以写实性的语言为主，写意性的为辅；二是观念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以其他观念为辅。当代主题性中国画创作蓬勃发展的趋势，得益于政府层面的重视，也与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回归传统文化观念有很大关系。
纵观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的发展历程，主题性中国画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均呼应国家与社会的精神需求，触及到了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
从图式语言的角度来讲，如何用传统的笔墨语言表现当代社会生活，一直是中国画创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的革命，从上世纪30年代的美术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画改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从这个方面来讲，工笔画的技法有明显的优势。这三届全国美展获展的作品，几乎都具备这四个特点：精细写实的造型、丰富的色彩、完整优美的构图、积极向上的寓意。画作在表现现实的同时，具有引人入胜的丰富画面，满足了主流社会的审美需求，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普通群众的审美需求。
一些中国画在语言和观念上都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性特点。比如说李晓柱的《幻影》、尚可的《考察的视角》、刘明波的《经纬1921》等，在语言和图式上都有创新。
因此，新时代以来当代的主题性中国画创作，无论是图式语言还是方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希望在未来的创作中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孙献华（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今天我以创作者的身份，就主题性创作这个范畴谈谈我的个人创作体会。
一是体验生活。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提倡普及性的写实绘画，培养了大批油画家，包括很多老一辈的油画家，创作了大批好作品。他们的这些主题性创作来源于扎扎实实地去体验生活，这种体验生活是与人民同吃同住。如沈尧伊创作的连环画《地球上的红飘带》时候后他是沿着长征路去走的，然后画速写、画写生；汪国新创作《长江三部曲》的时候带着全家沿着长江去体验生活。目前我们的主题性创作很多大型创作之所以比较雷同、空洞，其原因就是缺乏真情实感。
二是绘画技术。目前我们在油画方面的学习虽然走的写实主义路子，但是对技术的学习还不够。
基于这两点创作体会，我认为在我们画院的体系下，如果想出真正的经典作品，首先是要真正地下到基层去体验生活，然后要彻底地解决技术问题，就是造型能力。
张鹏（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关于主题性人物画，我有这几个方面的认识和大家探讨。
首先，关于历史题材人物画中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两条发展线索，第一条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革命主题创作，第二条是中国古代画史上所谓的“人物故事画”。从艺术史的发展来讲，这两条线索是不可偏废的。有些学者谈起20世纪历史人物题材的来源，像徐悲鸿、梁鼎铭总会提到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学院派。其实，中国本土文脉的这条线索，在历史题材创作上已经形成非常丰富的且很有系统的研究和创作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回到中国传统的本土人物画的脉络上来讲，其实已经涵盖西方视角的历史画创作。
其次，历史故事画中很多形式上的经验可以给当代的主题性人物画提供参考和借鉴。20世纪以来，中国人物画很多是从西方模式移植、模仿而来的。当我们深入到本土体系里面，会发现很多创作规律早就有了。比如，“大山水小人物”的组合，对今天有很有启发，不一定是尺幅巨大的作品才有气象。我在山东美术馆展厅里看到一位河北画家的一平尺小人物画，里面就传递了中国画丰富的意韵。
最后，从传播方式来讲，古人、本土的画史会给今天的主题性人物画的定位提供一些价值。很多画学史料记载了如何从官方的角度，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命题创作，这些史料会对画家的创作提供一些指导。我们今天推行主题性创作工程，这个思路在古今是相通的。不过由于时空土壤发生了变化，历史题材人物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感染今天的观众、如何让更多的大众体验主题性人物画。
王治（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我以前在做研究美术史研究的时候经常观察现当代的绘画形态。在这种思维的反差、落差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从这个思维的落差角度谈谈我的体会。
第一，在主题性创作方面，我们很少反思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视觉经验。由于我们长期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我们现在看主题性创作，往往是从社会历史的宏阔背景当中，截取事件发生的核心场景，捕捉到一个戏剧化的关键瞬间，反映的是一刹那的场景。这很像西方戏剧舞台上的幕布，在拉开舞台亮相的瞬间，特别强调视觉真实和心理震撼，这事实上就是很纯粹的西方的视觉经验和绘画表象。在欣赏大型主题性中国画的时候，往往需要观者退到很远的距离，才能看到画面的内容。
第二，在我们的作品里，常常无法看到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反映了东西方观察上的差异。不同于西方人的焦点透视，中国古人的观看方式是一种眼观和心观结合的方式。因此，创作必须坚持历史事实的真实，细节描绘也必须符合实情，但是场景可以根据画面需要，灵活地调整、调度。
马明宸（北京画院研究员）：
今天谈的“主题性”是经过历史变迁和转换的结果，我谈谈中国画创作的几个转向。
首先是中国画第一个转向。19世纪中叶，中国画在时代风潮的笼罩之下其社会功能发生转变。随着启蒙思想、救亡运动成为20世纪初的时代主题，新派艺术家开始寻求中国画的新的职能，他们接受西画的训练，绘画观念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于是他们的创作定位，从人文情怀转向人文情思，致力于用艺术表现和反映社会民众的疾苦，如以蒋兆和、李斛、张望云、关山月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
其次是中国画的第二个转向。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画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功能、社会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20世纪前半叶，艺术家进行了中国画从形式到主题层面上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后，艺术被提升到了国家层面，中国画的创作方向转向歌颂和赞美。
最后是中国画的第三个转向。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画的功能和主题又有回归，艺术主题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从单纯的政治主题走向文化主题。我们今天在新时代下重新强调主题性创作，还是在第三次转向范畴之中。
今天的创作应该汲取20世纪的创作经验，衔接新时期的人文主题。画院有创作基础和创作优势。把时代主题、宏大叙事与个性化、个体化的情感抒发、心灵书写进行衔接和转化，我们今天的主题性创作才有审美基础和永恒的价值。
刘明波（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学科建设，和画院的主题性创作，应该是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
现在的主题性创作面临一个问题，信息来源的无差别性。早年我学画的时候，各大院校的艺术风格特色非常清晰，现在的毕业创作，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各大院校的作品差异性越来越小。
现在无论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创作，给人的感觉是作品千篇一律。大家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同样的教育课程培养，接受的信息几乎无差别，导致了目前创作的同质化问题。要不要人文关怀、个异化、区域化？这是我们美术创作者、教学理论研究者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主题性创作的边界在哪里？比如丰子恺的绘画中反映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接近漫画的那种创作，算不算主题性？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三个问题，主题性创作，走马观花式的写生太多。我到喀什看黄胄纪念馆，他们给我讲述黄胄先生，如何到喀什一住一个月，下了火车直奔写生现场进行速写的故事。首都师范大学的段正渠先生，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三年，做了一个展览，我看了很感动。所以我一直告诉学生，如果在一个地方长时间驻扎，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得更深入，才能产生良好的创作深度。你要创作，你要画矿工，你要像前辈一样到这个区域里面，进行一到两个月的实地体验。
所以，主题性创作应该真正深入生活，和这个时代接脉，和各个社会群体进行深度接触。放下身子，深入人心，把每个地方、每个人的内心感受呈现出来。
孟宪平（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
关于画院的创作和理论研究，我分享三点：
第一，画院的实践性和学术性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画院系统，最初设定就是研究和创作并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的学术研究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研究的不足，会局限画院艺术家创作的视野，对创作带来阻碍。
第二，画院的传统性和当代性的关系。在中国的美术创作系统中，画院系统是相对较为传统的系统，我们从这次展览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画创作的基本倾向是以传统的书画笔墨为手段，结合借鉴西方写实造型手法表现当下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貌。这种写意性+写实造型，确实代表了中国当代美术的主流。但是，考虑到当今日新月异的科技和生活，特别是自己所身处的智能图像的时代，画院要想有生命力，要想在未来有新的发展，必须要面对当代的科技信息图像做出反应。
第三，关于画院的精英性与大众性的关系。主题性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精英性的特点，而大众性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要重视观众、重视接受、重视参与、重视传播，是作为社会性的美育事业。早期的时候，画院系统创作的大众性特点较为明显。在当时，艺术家不仅仅到民间去考察，去体验生活，甚至在他们创作的过程中，还要听取很多群众的感受和意见，当时群众参观的人数是重要的指标。
总的来讲，画院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艺术创作和研究机制，在新中国历史中为美术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代和未来，这种价值和意义也必然应该保持和拓展。解决好以上三点问题，我相信画院一定会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任军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在目前的主题性创作展览中，诗意的缺失是我关注的问题。诗意是中国山水画艺术的灵魂，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理想追求，因而每个时代的中国画艺术，也应该有不同的诗意表达。
这次在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的作品里，我看到了很多惊喜的现象。
第一，对青山绿水的诗意礼赞。当代的山水画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尊重笔墨，重意境的悠长，他们以色彩还原真山真水。比如李翔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旭日春晖国泰民安》。
第二，对安居生活的诗意抒写。为了排解当下都市人的乡愁，新时代的山水画家积极创作，试图为都市人营造富有诗意精神的家园。比如周京新创作的《园林山水》系列，林容生创作的《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第三，对时代精神的诗意畅想。如何用艺术为时代写貌，成为画家创作探索重要的课题，为此很多画家都做出积极的尝试。比如刘万鸣领衔创作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
总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当中，新成就、新生活孕育了新的艺术、新的审美。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在历史记忆当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新的笔墨、新的诗境。
王进（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作为一个青绿山水画家，同时也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我特别关注青绿山水方面的创新。
2017年9月，故宫推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持久的共振；此后央视的《国家宝藏》热播，《千里江山图》成为首播介绍的国宝，再次收获一波流量；2022年春晚，舞蹈《只此青绿》刷屏，真正把青绿这个绘画范畴推向大众文化视野。
这些事件让“青绿”成为中国绘画色彩的一个符号，成为大众的群体认同和文化选择，而且伴随着国潮复兴的时尚潮流，“青绿”有了更广阔的社会影响力。“青绿”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画领域的技法和风格，而成为代表中华古典美学精神的符号和范式，进而影响到舞蹈、服饰等其他艺术门类。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需要一直存在并且发挥积极作用。在一些西方文艺理论的语境中，现代代表着对过去的否定和反叛，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现代性则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割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联系的现代性，不是否定和抛弃传统的现代性，而应该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青绿山水，原本只是在画家群体内部进行绘画风格区分的一个专业名词。现在借助当代传播，青绿山水进入了大众视野，变成真正的公众文化话题，进而起到引领大众审美，这不正是传统中国画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最佳案例吗?
国潮背景下的青绿出圈，恰恰印证了经典传统绘画资源可以借助当代创作和传播完成现代性转换，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方辉（山东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这次研讨会，我主要分享关于主题性中国绘画创作的内生性、现代性的问题。
任何艺术大师的作品都应当是其思想观念的映射，中外美术家莫不如此，对于熟稔中国经史、书画鉴赏和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黄宾虹而言，他的艺术实践也是如此。但我们过去对于黄宾虹的思想观念认识得不是很清晰。
具体来说，过去我们看到了黄宾虹在20世纪对中国文化的坚守，给黄宾虹艺术打上了“传统延续”型的标签，却忽视了这位艺术大师对其他文化观念的吸纳。
第一，在研究上，黄宾虹用“科学中保留哲学”的思维方法来研究现代美术。我们惊奇地发现，黄宾虹的这个曾被边缘化的思想方法不但贯通于他的整个艺术实践，并且对他周围的朋友、弟子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走向现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第二，在绘画上，黄宾虹吸收了先秦“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专注于科学与哲学相融合的方法，并花费精力整理和研究诸子“道艺”综合的思想。在20世纪，从易学生发的“科学中保留哲学”的综合文化是黄宾虹画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超越中西方文化纷争的自信所在。
第三，黄宾虹开启了在视觉心理科学参照体系下中国画法的研究方式，他从科学分析升华融合哲学思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艺术形态下的“知觉”体系。正如他所说：“画之不明，语言文字精神无所寄托。”（来源：中国美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