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属于民族性、文化性、传承性极强的艺术门类，其美学理论源自中国哲学。中国的儒释道影响着中国文人的精神，这是支撑中国画最根本的东西，是区别于西方所有艺术的根源。
中国画之美学理论最早散见于先秦诸子的言论中，不成系统，往往是以论画说明某一伦理的或哲学的问题，但对后世影响很大。自东晋顾恺之开始，出现了专门的画家评画论画的著作。经历代发展，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中国古代画论与美学体系，著作宏富，体裁多样(包括画论、画评、画史、著录、题画诗等)，门类丰富(包括人物、山水、花鸟等门类的理论)，阐述精微，是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和研究的古代艺术美学理论遗产。
(五代)董源潇湘图(局部)绢本设色
纵50厘米横14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南朝谢赫的“六法论”是中国古代品评中国画的重要美学标准和原则，提出了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中国古代绘画自此进入理论自觉的时期，以“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的高下，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总之，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概括进去了。宋代美术史家郭若虚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图画见闻志》)，从南朝到现代，“六法”被运用着、充实着、发展着，从而成为中国画美学理论最具稳定性、最有涵括力的原则之一。
其后，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董其昌提出的韵、法、意概念，以及“南北宗”论;黄宾虹的“干裂秋风，蕴含春雨”论;齐白石的“似与不似之间”论等，都可视为“六法”之后中国画美学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了前人对中国画艺术的审美特点与表现手段的认识水平，为后世提供了新的评价绘画的哲学观念和方法。
近现代的王国维和宗白华，使中国美学理论上升到全新的高度。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体系，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他的《美学散步》中出现频次最多的词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等。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艺术家的人生至境。他认为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都体现着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王国维和宗白华的美学理论无疑道出了中国画审美的核心问题。
百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之影响在文化教育诸方面已深入人心，回望近几十年中国画的历程，与艺术理念一样，其评价体系也一直在被西方的观念、理论和方法所改造，学术研究更趋向于科学、规范、系统和学科的组合交叉，方法则是借助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文本，对艺术问题进行假设、分析、探讨和推出结论，力求对未知的绘画发展问题做出某种程度的揭示。其方法可谓更为先进，手段更为多样，成果似乎更是丰盛浩繁。
另一方面，中国画目前似乎正面临发展的危机，中国画的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在新学术理念的指导下正在逐渐消失，这是因为上述观念、理论和方法虽然符合一般事物的客观规律，但并没有从中国画的本体出发，以此去评价中国画，根本无法触摸到中国画最本质的真谛。
齐白石葫芦纸本设色
纵66.5厘米横35厘米北京画院藏
中国画讲求阴阳而不是明暗，这与西画如果没有光影，物体就不能将它的形状和品质传给知觉的理念完全不同。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即使表现特定环境中的人物亦作结构处理，从不施阴影。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人物繁多，场景复杂，表现的是晚上的故事，但画面并无施明暗，全画工整精细，线条细润而圆劲，严整又简练，色调艳而不俗，绚中出素，呈现出高雅素馨的格调。此作是“中式”至美的代表。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传统的视觉心理中，没有特定的影子这一概念的附着。从阴阳之理来看，这个依据即所谓乾坤之道。西方的理论对此是无法做出准确评价的。再者，中国画在虚不在实，不在表现的有多实，而在表现的看不见的虚上面。这个虚，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一个认知。中国画的最高层面意境和境界，就产生于虚之中，这两项“指标”是观者的感知，是情感的共鸣与升华，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傅抱石和关山月画的《江山如此多娇》，巨大的画面没有画高山林立、大河汹涌，而是留下大面积空白，却让观者感觉到了江山与宇宙之大。前辈艺术家正是利用了这种虚，让作品生发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诗意。这个“虚”，如何用现代美术理论界定?如何建模论证?还有墨分五色，干湿浓淡，虚实相生，这些如何量化衡量?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但怎么合?标准是什么?齐白石画白菜、耙子、桃子、仙鹤，是在表现发财、长寿，不了解中国民俗不可能对此准确解读。诸如此类，都是形而上的，没有办法用一套死的理论去剖析、解构。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
纸本设色纵650厘米横900厘米
1959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藏
由此可见，东、西美学之间有难以跨越的巨大屏障，就像很多中文词句无法被准确翻译成外文一样，同理，现代通用、科学、标准、规范化的评价模式，根本无法对中国画进行准确评价。如果按西方那一套评价方法，去评价中国画的造型或梳理其美术史，可能出发点就错了，读者不可能读懂，甚至将读者和后学带入一个巨大的误区!当下中国画创作走上“下坡路”，理论的缺失当是其中重要原因。所以，深入研究中国画自身独特的美学体系和要义，对其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只有立足中国文化，从本土文化沉淀、从创作实践中总结发展起来的理论，才是中国画正确的美学体系。（北京画院 王明明）
王明明（1952——），生于北京，山东蓬莱县人。自幼酷爱绘画，青年时期求教于吴作人、李苦禅、蒋兆和、刘凌沧、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诸位名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被北京市委授予“首都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统一战线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