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孙永：打击假画，是我作为艺术家的一份良知

在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聚焦艺术品市场，关注“艺术品打假”的话题，特别采访了三位艺术家、鉴藏专家，试图从他们个人的专业经历和视角，窥见艺术品市场的制假造假现象，挖掘一些常见的艺术品造假行为，并请他们谈谈艺术家、收藏者该如何应对赝品丛生的现状。同时也呼吁整个艺术品市场共同反对造假，向社会大众传递艺术品市场的正确价值取向。

近几年，浙江画院原院长孙永的朋友圈备受藏家们的关注。为了更好地维护藏家利益，他在个人的朋友圈开设了一个特别板块——曝光台，但凡被他鉴定为假画的作品，一律在朋友圈进行曝光。

事实上，关于孙永的作品造假早已由来已久。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学生来找孙永，因其在替人掌眼时错看了老师的作品，便前来向他邀一幅真画来“以真换假”。这是孙永第一次了解到有自己的假画在市场上流通的情况。

后来，虽然市面上也有孙永的假画出现，但他并未一直留意。直到三四年前，有一位好友向孙永询问部分网上作品的真伪，他才通过网络搜索发现，自己在网络上的假画数量着实不少，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那时，我才真正开始重视假画这件事，也想把网络作品尽量做一个厘清。”孙永存了许多仿造他的假画的资料，有时候这边作品刚上展览、出画册，那边的假画就已经出来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本人可能是最有发言权的，我有空就把这些假画编号在朋友圈进行曝光，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号了。”

尽管如此，在孙永看来，自己在书画打假方面所做的工作仍然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只要有机会，我尽量很主动地免费鉴定，认真负责地对待藏家。但是，艺术家不可能一直做鉴定，我们也是业余给大家掌个眼，所以这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尽可能让藏家不要蒙受直接的经济损失。”

冰山一角

“也许在我们谈话的这几个小时里，就有很多假画已经被仿制出来了。”孙永介绍说，“书画制假贩假自古有之，并不是现在才形成的利益链，古代也存在造假的作品。我觉得‘造假’分两种，一种是学习过程中的临摹、拟仿的作品被人利用后成了赝品；还有一种是直接制假获利。这不仅冲击了市场，也把我们的艺术作品，尤其艺术大师作品的含金量降低了。如果只追求利益，除了我们艺术家、藏家深受其害之外，文化产业也很难真正发展。”

“书画造假肯定是存在地下利益产业链条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缺一不可，且大部分都是通过私下成交，我们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假画信息量有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孙永惊诧于自己作品被仿制的乱象，“假画的造假年代、形式和作品风格都不一样，有仿我的小青绿，也有仿我的水墨和写生作品，版本各式各样，来源也有各有不同。从造假行业来看，造假团队不只有一个，因为假画的风格差距很大，水平也参差不齐，高仿、低仿都有，有些甚至是偷梁换柱、张冠李戴。”他说，“我还看到过一个造假团队制假造假的视频，造假者在原作边上摆了四张画纸，四张假画同时在画，属批量化流水线生产。”

随着科技的发展，书画造假的手段也日趋多样化。譬如仿真品复制，虽然成本不高，一平尺可能仅需几百元，但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原作全部进行扫描、打印，再仿制，仿真度很高，一般人看不出来。“微信链接掺假也是一个新现象。一些微信链接中的作品看似是经过挑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实则也有掺杂假画。”孙永介绍说。

任重道远

在孙永看来，书画打假和工业产品的打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方面，书画作品属于“手工艺品”，由于作品不同，其形式和质量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另一方面，现行的管理规则存在着一定的漏洞。还有艺术品鉴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第一没有法律依据，不像工业产品或食品等，有罚款等具体的处置方式；第二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哪个权威部门可以统一量化标准；第三也没有相应的专业人才进行鉴定，即使有，也只有在某一类经常接触的书画领域具有话语权。

“前几年，我们二三十个研究陆俨少先生的专家为他编了全集，花了四五年时间，相当于重新学习了一遍陆老的艺术。所以对陆老作品的鉴定，我是有一些把握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但是其他那些没有深入研究过的艺术大师的作品，我就不敢保证自己的眼力，只能说这幅作品画得好不好，但没有办法鉴别作品的真假。” 孙永介绍说。

编写《陆俨少全集》的那几年，各种各样的真假作品都汇总到孙永处，渐渐地他便发现，关于陆俨少的造假市场本集中在香港、上海、浙江这三个区域，因为陆俨少在这些区域的影响力最大。有人专门仿陆俨少中早期的作品，也有专门仿晚年的作品，各有造假的门道。
赝品也是分高、中、低档次的，现在在浙江，陆俨少的低仿已经基本没有市场了，因为浙江人对陆俨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低仿在浙江没有生存空间，陆俨少的贩假市场也就随之转移到北方。但是，同样的，如果李可染的作品到浙江来，看懂的人就相对较少，而北京一带能看懂的人则相对多。所以贩假也有异地销售的特点。

“书画作品虽然和商品一样可以用作交易，但因其本身专业性太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书画打假方面要取得很大成果，难度很大，甚至连专业人士也无法将这一滩浑水全部理清，仍旧是任重而道远。”孙永介绍说，“市场上出现假画，说到底还是存在着暴利。书画制假的成本低，譬如几千块钱的一张画，出手可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所以说这个暴利行业，如果相关部门不直接干预，就没有办法控制。”

脚踏实地

孙永表示，书画赝品在市场上的流通数量与艺术家本身的知名度密切相关。因为艺术家的知名度越高，书画作品的价格比较高，社会的认知度也比较高。同时，因为艺术家有大量的学生传承技法，造假者或者仿制者比较熟悉他们的艺术风格、艺术语言，包括一些创作的基本规律，客观上容易造假。同时，因为当代书画存在巨大的礼品市场，对很多知名艺术家作品产生大量的需求，造假就能产生快速的市场效应，并且能很快出手。

“艺术家如果单纯讲究绘画速度，对制假者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技术难度偏低的画，其实对造假者是有利的，一些复杂的、讲究技术含量的作品，仿的相对少，因为不好把握。”孙永说道，“所以，书画造假在一定程度上对艺术家本身也有一个督促的作用，要更加脚踏实地、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创作，尽量让自己每一张作品更加精益求精，让人家仿起来不是这么容易，那么这等于说是在更高的艺术追求的同时，增大了仿造的难度。”

从事艺术创作几十年来，孙永并没有刻意追求特定的艺术风格，一直主张水到渠成，并尽可能尝试各种艺术风格。“基本上我三五年就要换个花样，到最后连接起来就是五彩斑斓的一条长河。因此这些制假者也只能仿我某一个阶段的作品。”孙永介绍说，“我最幸运的就是我曾经画的大概一百余件工笔画，基本上没有人敢造假，迄今为止，我也仅发现过一张假画，是伪造了其中相对较弱的一张。”

“一个艺术家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背后，却有一群人在专门研究，反复揣摩、推敲、演练，如果艺术家的创作功力不够或绘画风格总是一成不变，那么迟早是会被制假群体‘攻破’的。”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几年来，中国的书画市场逐渐火热，书画作品成交价格日益攀升，令不少喜欢书画艺术的普通公众望而却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我们创作的书画作品，不管价格高低，都应该让喜欢的人能够在家里挂上一幅。”孙永表示，“一般来说，书画作品的需求量大，艺术家越勤奋。反过来，书画作品价格越高，一年也卖不出几幅，那么艺术家本人也就越来越无所事事，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据说，任伯年当年在画室里画画，要画的买家就等在楼下，只要有作品完成就当场成交。“任伯年是在艺术市场上成为一个艺术大家的成功范例。如果翻看《任伯年全集》，可以看到他几乎什么题材都能画，艺术表现力很强，格调也不低。所以，艺术家的名声要靠作品的传播，在家平心静气地做出好学问、画出好作品，我觉得这才是硬道理。”孙永说道，“这也是艺术家本身的良心工程，同时也是对书画造假的无声反击。”

记者对话孙永

记者：您对书画造假持什么样的态度？

孙永：我们应该辩证去看这个问题。书画造假自古就有，临、摹、仿、拟是学画的一个必由之路，宋徽宗就曾经临摹了很多古画，其摹本到现在成为了传世经典。另一个情况是名家代笔，譬如董其昌，买家很多，但作品供不应求，因此给他代笔的人也不少，只要他觉得这幅画符合个人的艺术水准，便会落上自己的款。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造假者是提高了艺术家的知名度。但另一方面，不论品质的书画造假则会影响艺术家的作品销量，更会拉低艺术家的艺术水准和作品含金量，这对艺术家而言无疑是一种伤害。

记者：面对造假乱象，您个人是如何应对、维权的？

孙永：我基本上很少维权，因为艺术家在艺术品销售平台上发现假画，最后的结果大多都是将作品撤下，其背后的制假团队基本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当然，如果我在某个平台上发现自己的假画，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告知。

事实上，我在朋友圈设立曝光台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样做无疑是损害了一些制假造假者的利益。但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这样做，这可能是我的性格使然，也是我作为艺术家的一份良知。

记者：从您的角度来看，应该如何促进书画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艺术家、从业者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孙永：和市场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造假产品一样，只要有暴利，书画造假会永远存在，仅靠3.15曝光所起到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与其说打假，不如提高藏家和公众的鉴赏力。现在有许多人买画时，基本上就是靠耳朵听的，只要听说哪张是浙江名家的作品，就可能拿钱购买，但他对作品本身的好坏是没有鉴赏和判断能力的。可见，当下全民的审美能力偏低，提高全民的文化和艺术鉴赏力，我觉得十分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