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对藏民生活的表象认识上升为一种精神理解。他笔下的藏民形象有一种自然生命的意态，他们的生存状况留下了岁月和历史的积淀，他们具体的动态、精神总是对神圣世界的向往有关，这些都成为王辅民塑造人物的重点。他的这种视觉是超越表象的，所以他的作品洋溢着视角新颖、内涵朴素的精神生活气氛；另一方面，他也着力探索水墨语言表达生命形态新的可能性。他在作品中运用了浓烈的色彩，尤其在色彩和水墨的冲撞中传达出灵动奔放、浓烈丰实的效果。从他的笔墨特征看，可见他对在丰富“新传统”中的人物画水墨语言做了努力，或者说传达了表达与表现的新境界。（文/范迪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辅民把水墨语言自由抒写的随意性与构成意识结合起来，以增加画面的结构感。在渗透着或内含着素描造型的水墨语言中，夹杂着大小不等、或明或暗的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或矩形，形成他绘画语言的一大特色。这样，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感觉到有两种对立的因素：松散、自由的因素，来自于传统笔墨；收缩、严谨的因素，来自于素描造型和构成。它们虽然有些相互对峙，造成一种对立的张力，但更主要的是相辅相成，造成交响的效果。（文/邵大箴，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火题材的大写意，社火大写意。写意这个概念包容很大，也可以有痛苦的宣泄，如徐渭、八大的某些作品，但即便如此，那些作品也是美的，中国式的。辅民画的社火还是传统写意画的形式，是笔墨和传统色彩在说话。社火和西方的狂欢节比较相似，是外在，热闹，欢乐的基调，不是内在的，孤愤的，批判的基调。他可以有荒诞幽默，可以升华发展，让它成为一种幽默的荒诞，一种中国式的狂欢，画社火，是内容也是形式。即社火本身既有内容，也有形式。作为绘画的社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画社火本身，如同关良画京剧人物，画出独特的风格，意趣。另一类就是把传统社火与现实题材结合起来，即辅民说的“切入现实”，传统社火与现实人物融为一体，成为具有共生内容与形式的现代观念性绘画。这两类绘画，都具有社火的幽默夸张、动态诸元素。前者则应像关良一样，越画越简练、传神。像关良那样熟悉京剧，熟悉文人画，熟悉传统笔墨等等，达到很经典，很中国，与传统绘画的精髓接的上。后者则以二者的结合，以表达某种现代性的观念为目标。前者属于有生命力的古典绘画，后者则趋向杂交性的现代绘画。（文/郎绍君，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他描绘的是家乡社火题材的作品，给我一个总的印象就是中国民间表现主义，就是追求形式，线条的表现力，色彩的表现力，而且他确实是从中国民间艺术，剪纸、年画以及他们那个脸谱，吸收了很多元素，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艺术，未必就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从我们中国自身的特别是民间艺术当中，也可以发掘出现代艺术的元素，所以我认为王辅民的这种中国民间表现主义它就属于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文/王镛，当代著名美术评论家）
他创作的《社戏》系列作品颇有特点，值得我们加以关注与思考。他画的《社戏》题材，表现的是我国西部地区踩高跷的民间节日习俗，场面欢快热烈，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与节日气氛。作者以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语言，以线描画法为基本造型手段，适当的吸收了民间皮影、年画、传统戏剧的服装、脸谱的造型模式与色彩元素，意在表现民间艺人扮演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历史人物，并巧妙地与现场观众、乐队队员和谐的处理在同一的画面之中，使自己的作品通过缜密而巧妙的构思，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绘画风貌，给予观众以独特的视觉享受。（文/刘龙庭）
笔墨素有南北之分，而西北的画家似乎自成一派。“自成一派”隐含着某种自觉，王辅民的画就是这样，他以行为中心营造笔墨，笔墨也自成一体。在笔墨逐渐成为一套公式和趣味的今天，王辅民通过形象使笔墨恢复活力。疏淡的着墨烘托重色似乎是一种文化的距离，短促的线条依附于粗拙的造型不仅别具风格，而且还使原生态的形象艺术家的原始感觉融为一体。把他早已公式画的笔墨转化为自己的表现，这种表现既是对象的投射也是自我的投射。艺术有时候要远离主流才能脱俗，王辅民的画就是这样，但是不是远离主流还得他自己来回答。（文/易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画创作中，能否意识到“写意”精神的原则与本质，是关乎到作品的优劣高下的关键。王辅民的作品，体现的正是写意原则下的笔墨表现，在虚实之间、浓淡之间、刚柔之间，笔墨营造的乃是张力弥漫的写意精神。这样画面便获得了相应的形式、结构、力度、节奏、韵律，以近乎抽象的方式表现了人的外在世界、内在心里及相关的观念意识。王辅民的作品，主要以西部题材为主，重在表现人和他的世界、生命的形态和感性生动的形式，它们在画家笔下被表现为直觉、感性的“写意”性。（文/徐恩存，当代著名美术评论家）
王辅民一直在思考中国画的文化特性问题，他对中国画特有的诗意品格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创作上，他将文人画的技巧与民间绘画的色彩及构图方式融为一体，创作出清新活泼、融俗入雅的风格，这些特点突出的表现在社火作品中，画面中热闹的气氛，繁杂的色彩被控制在冷静的构图中，具有民间喜庆气氛的花脸和高跷则以书写性的笔墨表现出来，既延伸了传统文人画的抒情性，又有了些民间艺术的率真与朴实。（文/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
王辅民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认识使之在对民间美术的当代转换中获得了一种高度，从长远看，其艺术具有一定的先锋探索意义，而这种意义就在于其文化表述的语言转换，就此而言，他还处于探索的过程之中。“题材”在他的作品中就不仅仅是被呈现，而且其本身也是其艺术语汇的一部分。这显然和以往处理题材和语言之间关系的做法大为不同。但这还并不能表明王辅民艺术的独特性。实际上，现代艺术的全部成果是王辅民艺术的一个基本起点，因此他并不满足于形式语言的纯粹表达，而是力图在这个起点上去寻找一种符合其艺术趣味和价值判断的新的方式。正因此，他在其作品中把“题材”与形式语言合为一体了，而这个结合点就是民间艺术这个“题材”和形式语言所共有的文化内涵。或者说，就是他所选取的“题材”与形式语言在文化上的共通性。他力图以这种共通性为基础去构建一种具有文化属性和立场的当代水墨样式及其语汇系统。（文/高天民）
他对于乡土文化的描写无疑都具有表现性色彩，而这种表现性都自觉地汲取着这些原生美术的艺术养分。剪纸与皮影因在单薄的平面上塑造形象，便不得不最大限度地简化形象的侧影，镂空作为这种形象塑造的唯一语言，便不仅具有造型功能，而且兼备改变造型的视觉形式感，意象造型在剪纸与皮影的艺术创造中获得了极大的发挥。他从乡野民间文化所触及的中国本土文化精神与现代视觉元素，无疑为中国画的现代性探索提供了一个新案例。（文/尚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导，《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他更多出了一种抒情的意味，这种审美的诗意，这也使得绘画更多地靠近了艺术。这是当代中国画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从王辅民的绘画中我们越来越多看到这种诗意的增强，除了《天地之间》、《香巴拉》系列之外，他的社火系列作品也都是很有诗意的作品，这种诗意既吸收了传统中国画线条造型飘逸灵动的特点又兼具水墨晕染所呈现的含蓄内敛而又浑厚滋润，同时也避免了写实类人物画的机械僵硬，具有更鲜明的民族特色。（文/朱孔芬，《书与画》杂志副主编）
王辅民曾提出把意象造型和空间建构带入绘画，在融合中走向另外一种极端的抽象表现路径，这是他在创作中突围的重要路径。虽然他在绘画中吸收了民间绘画的语言特色，色彩表现大胆纯粹、浓艳热烈，线条粗犷豪迈、奔放洒脱。但他一直以来都强调书法用笔、意象造型和空间建构的结合，以及长期坚守写实造型的训练，使得形象的夸张变形仍保持在可控范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画风新奇古怪，但仍是以写实绘画思想为支撑。同时，观看王辅民的作品，也会想到儿童画和漫画。既会让人感受到儿童画的稚拙，又能看到漫画式的自由笔墨。但得益于高品质的书法线条，使他的作品又区别于儿童画的稚嫩和漫画的装饰感。（文/王平，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报》社长兼总编辑）
王辅民是一位出生并成长于西北地域、深刻挖掘当地的民间文化并取得成就的艺术家。他的成功也是我一直以来所推崇和倡导的创作思路——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延展就是要植根并生发于原生态的土壤中，以本土文化的“内发性”探索为根本，寻求最有利和最可贵的生长点，才会在艺术之途上走得更远、更深入，更有可能获得全世界范围的认可和肯定。从近年来创作的“社火”系列作品看，坚持了以基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为出发点，找到了一个既恰到好处又痛快淋漓地叙述了个人精神理想的契合点。王辅民的“社火”题材之所以能够在画面的表现上如此得心应手，完全是出自于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情感和丰富感触，所带来的那种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如奔走在乡镇马路上的拖拉机，搭载着各式的人物角色，有敲鼓的、唱戏的、吹唢呐的、踩高跷的……这些人物形象的聚集，形成了一个活脱脱的生态环境。王辅民生于斯，长于斯，画的是吾乡吾民。这不仅是当今画坛最应该鼓励和引导的创作方向，也是当代画家攀登艺术高峰的绝佳路径。（文/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画家简介
王辅民，1961年生于甘肃庆阳，祖籍山西闻喜。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大美术系、获学士学位。现为中国国家画院人物画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兰州画院院长，兰州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作品曾参加第六届、八届、九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美展。获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和第三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最佳作品奖，世界华人书画展铜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美术馆、湖南美术馆、宁夏美术馆、古元美术馆、江苏国画院美术馆、福建画院美术馆等十余家美术馆收藏。出版有《王辅民研究》、《大将之门·王辅民写意人物精品》、《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王辅民》、《年度水墨·2009王辅民》、《王辅民画集》、《王辅民人物册》、《名家名作典藏工程·风向标·王辅民卷》、《中国高等美术院校教学范本精选、王辅民作品精选》等十余部个人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