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性美术创作是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一个典型的创作类型，不仅是因为其对主题的选择所具有的多元化、丰富性的表现维度，以及其具有的融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历史记忆与现实表达为一体的表现特质，更是因为其以鲜明的主题指向性、突出的审美叙事性成为承载历史演变、文化发展、审美构建等的特殊图像文本。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与写实人物画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共生的表现关系，主题性美术创作开始以人为表现核心，形成了以塑造人物生命意象、表达人物主体思想、构建人物存在价值的多元化创作面貌，并由此开始参与到对国家形象和民族记忆集中表现的叙事过程中。这使得主题性美术创作，尤其是重大题材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见证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图像。近年来，由国家创作工程推动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带来了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当代审美语境和创作语境下的意义新生和价值回归，作为主流话语引导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其构建起的图像内容、审美叙事、集体记忆和精神向度，呈现出一种导向性和引领性，成为回望历史、见证当下和发展未来的时代主流审美。
于文江 金色青稞 纸本设色 185×185厘米 2014
在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探索与表现历程中，于文江以独特的绘画视角和审美叙事方法成为主题性美术创作与实践的先行者。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到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于文江有着专业系统的学院人物画学习背景，且早在1984年，是年21岁的于文江，就已经开始自觉探索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题内涵和表现方法，并在1984年到2004年的20年间，迎来了他主题性美术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自觉探索与表现的高峰期。这期间，人物画《小伙伴》《海边小憩》《千手千眼观音》《绿色田园》《山寨小溪》《聆听风吟》等作品分别参加了第六届到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并获第六届、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和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
于文江 碛口遗韵 纸本设色 180×90厘米 2009
如果说，于文江在第一个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探索与表现高峰期内所创作的作品主要着眼于现实题材和日常生活叙事方式，那么从山东画院到中国国家画院的工作调动，则直接影响了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题选择视角和审美表现方式，也基本从此时开始，来源于民族史诗情感内涵的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方式成为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要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并由此迎来了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如2009年，国画《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入选“全国重大历史题材工程作品展”；2018年，《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参加“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2020年，《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入选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2021年1月，《日出东方·李大钊 陈独秀》参加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并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和长期陈列。这一时期，于文江创作的这些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作品的主题方向和审美表现，已经体现出了鲜明的主体审美自觉性与画面史诗构建性——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以间接叙事塑造审美意象、以主客体双在场构建审美理想，由此形成艺术家与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在情感联系和审美表现层面的共生共存关系。
一、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
对艺术真实的强调，以艺术真实凸显主题性是于文江重大历史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鲜明特点。所谓艺术真实，主要指涉创作主体真实情感的流露和对表现主体真实存在意义的挖掘，对于文江而言，这种双重真实性才是最高层次的美，才是最真诚的美，由此形成的艺术真实才是最动人的。对艺术真实的强调并不等于忽视对历史真实的挖掘，以典型人物形象、典型历史事件和典型集体记忆的审美叙事与图像构建形成历史真实的基本叙事逻辑，由此搭建起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转换与表现路径。
《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以长卷的形式表现了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形象，作品的表现重点在于凸显出受难女性、民族苦难与时代悲伤的主体内容，依据历史发生的真实人物形象和真实情节内容提炼出伤痛的集体记忆。因此，作品采用最能引起与女性苦难记忆相关的图像表现符号——被撕扯的身体、无奈的哭泣、恐惧的眼神、痛苦的挣扎、茫然的祈祷……将这些元素以拥挤、充斥的压迫性的姿态呈现在画面之上。同时，为了凸显这一集体记忆下苦难的血与痛，画面增加了凶煞残忍的恶狼形象，并以恶狼觊觎人体的姿势放大苦难中女性的无力与悲哀感。背景黑云压顶的处理方式，更加增加了画面压抑的痛苦和驱之不散的恐惧情感，这些表现手法以残忍的真实重新唤醒了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超越了单一维度的对历史真实的追溯与再现。
于文江 美好家园 纸本设色 136×68厘米 2019
《日出东方·李大钊 陈独秀》同样使用了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的表现方法，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人物形象表现取代了叙事的情节性内容，将人物形象纯化为两座屹立不倒的精神高峰，在山巅之上迎来日出东方的新时代。对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体形象进行这样一种凝练式的表现方法，是一种大胆的冒险。传统主题性美术创作多以群像的形式表现，以画面充满叙事性的构成语言进行主题的叙述，以此形成对主题的阐释。但于文江反其道而行之，他一直在做减法。在对勇敢的先行者、热血的爱国者、无畏的战斗者进行表现时，他认为似乎再多的叙述式绘画语言和再多的故事情节都难以表现出他们为党的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与奋斗，所以，简化叙事内容以提纯人物形象，通过极简的人物形象表现凸显出其背后所蕴含的伟大的精神价值。于文江在画面以艺术真实取代历史真实的细节与过程，不仅体现在对人物形象不断简化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对画面构成背景不断凝练的过程中。背景以起伏的山脉和东升的旭日形成了一种符号化的诉说方式，将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投射的方向从微观的人类活动转化到了宏观的自然山河中，在东方日出的照耀下，中国历史的车轮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努力中，向前轧过了一段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激昂情感和民族自豪感融入了这一日出东方的壮丽画卷中。
于文江 小伙伴 纸本设色 136×68厘米 2021
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以对历史真实最纯粹、最典型的提炼为艺术真实注入最朴实、最真挚的情感构建，这是于文江重大历史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呈现出的一个典型审美特色，也是其有别于其他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鲜明特点。但这一处理方法，并没有置历史真实于不顾，相反，这是一种对历史真实更为高级的、更为宏观的认知与表现方法，是以整体的民族记忆和人性精神价值为核心的情感追溯和艺术表达，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高度所形成的真挚的、真实的审美叙事；是融合民族精神与时代情感、人文关怀与人性光辉为一体的图像叙事。这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的真实，更是一种情感表达的真实，不仅仅是对人的图像本体艺术化表现的真实，更是对创作主体和表现客体情感链接与转换的真实。如此形成的艺术真实才能在凝练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形成融形象与精神、情感与认知、历史与现在、主体与他者等因素为一体的审美叙事逻辑。
二、以间接叙事塑造审美意象
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在当下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其所具有的串联历史与现实的作用，即对那些影响国家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典型人物形象、事件、记忆和情感进行表现的同时，更要挖掘其与现实存在之间的表现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往往依赖于画面中意象元素的构建和意象价值的传达，由此形成一个超越时空维度而始终存在的记忆链接和情感共鸣。在于文江的重大题材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中，意象构建往往通过间接叙事的方法来完成，以间接叙事承载更加丰富的拓展维度，以此形成一种看似含蓄实则深刻，看似朦胧实则直指本质存在意义的审美表现空间和想象空间。
于文江 春风拂过坎尔洋 纸本设色 192×143厘米 2021
《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中，于文江不以直接描绘马克思作为画面的主体内容，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间接叙事的方法刻画了马克思童年时代生活过的特里尔城的热闹生活场景。画面中心重点表现了屹立城中的马克思故居，故居整体建筑虽已斑驳，并与周围崭新整齐的民居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故居厚重的墙体犹如满载历史积淀的老者，虽然已进暮年，却根基深厚，以不竭之态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精神的养分、创造和传播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并以特里尔城为中心，这些革命的真理传遍了整个世界，也改变了整个世界。这时候，马克思故居就从一个历史的真实存在转化为一个承载了集体精神价值和普遍情感内涵的意象内容，建筑不再是表面的历史存在，而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一个与人类思想进步和时代发展休戚相关的价值共同体。且在建筑之外，画面左前方出现了两个视觉焦点：一是满载鲜花的一处售花摊位，盛开的鲜花吸引了过往行人的围观，热闹的生命和缤纷的色彩为古老的特里尔城带来了鲜活的生机；第二个视觉焦点是中间位置的儿童形象，画面从老者到青年，从青年到儿童，出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成长梯队，这个梯队围绕在特里尔城中马克思故居周围，以间接叙事的方式预示了革命真理生生不息地存在和传递的审美寓意。盛开的花卉、热闹的人群也就不再只是视觉构成层面的图像形式，而借助于文江所着意使用的间接叙事方法构建起了形象内容之上的意象的象征意义，形成了从具象到意象，从表面到本质的过渡与转换。《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依托画面所构建起的意象内容拥有了串联马克思革命真理和革命精神的能力，这种真理的价值和所具有的连绵不断的精神力量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着的。
于文江 甘泉 纸本设色 240×200厘米 2021
由于于文江使用间接叙事的方法对具体图像内容进行了意象化构建，所以画面所呈现出的审美意象也主要是一种间接意象，所谓间接意象则主要指涉以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是创作主体结合个体认知、情感诉说以及审美需求对画面进行的创造性的审美叙事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既是创作主体对主题的选取与理解过程，也是对主题的创造性阐释与表现过程，是创作主体与表现客体之间形成的一种超越时空关系的对话过程。作为留存有马克思情感记忆、思想来源、生活痕迹的马克思故居和特里尔城，是画面间接意象构建的主要内容，也是图像叙事塑造史诗价值、展现民族精神、传达个人思想的本体来源，更是画面整体审美叙事得以完整表现的内在驱动力。
对于意象的构建与理解，英国诗人艾略特曾有过生动的阐释：“一个著者的想像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他的阅读。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我和所有人在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感之中，某些意象（而不是另外一些）屡屡重现，充满着感情，情况不就是这样吗？”（艾略特《观点》，《诗探索》1981年第2期）如果诗歌中的意象与其象征的内容主要为观者提供想象与感知的抽象空间，那么，于文江的图像审美叙事，就是将这些想象与感知的抽象空间进行间接叙事的图像化显现。因为作品使用间接叙事方式，所以图像化的呈现同样保留了这些可供想象与自由感知的独立空间，建立起了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链接渠道。而这种画面呈现方式，又为于文江的图像审美叙事带来了诸多的神秘性和可探索性，扭转了传统图像叙事所固有地注重图像内容表现而忽略意象想象空间的叙事模式。
可以说，于文江的创作以间接叙事构建审美意象的表现方法，带来了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新的表现维度、审美维度和观看维度，将以人对历史的影响、人与当下存在的关系、人与未来发展的联系等主题内容为核心的审美叙事，进行了内涵延展与外延拓展。
于文江 贺兰山下丰收的喜悦 纸本设色 240×200厘米 2022
三、以主客体双在场构建审美理想
不论是以艺术真实表现历史真实，还是以间接叙事创造审美意象，这些转换、生成、感知与创新的过程，都离不开主客体在场对主题的表现。所谓主客体在场，是指创作主体和表现客体的同时在场，创作主体主要指涉进行绘画创作的人，以及画面中由创作主体构建起的情感贯通和拓展出的审美维度；表现客体是指作为画面主要形象依据的自然物象，以及这些自然物象所蕴含的本体价值和深层内涵，因此，创作主体在场是主题阐释、构建、整合、转换等得以完成的根本，也是画面审美叙事保持独立性的根本，更是主题性美术创作保有鲜活生命力和时代创新性的根本。如果说创作主体的在场起到一种宏观掌握与整体组织的作用，那么表现客体的在场就主要起到一种内容构成与细节存在的作用，是构成情节叙事的核心内容。而创作主体和表现客体的双在场所形成的对主题阐释的本质诉求则是一种融合的状态，即创作主体的在场和表现客体的在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者主要以融合的面貌存在并发挥着阐释主题和审美叙事的功能，这两者的双在场和融合表现，也是主题性美术创作突破图像文本的表面叙事而深入到图像背后精神和价值层面的主要方法，这是一种突破单纯具象写实而直指图像本体内涵和本质精神的方法，也是主题性美术创作，阐释重大主题、进行宏大叙事的有效方法。由此，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具有的构建审美理想的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图像叙事能力，才能更具表现性。
于文江 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 纸本设色 190×367厘米 2020
《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是于文江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创作的一幅以表现哈萨克民族游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该作品并没有选取哈萨克族静态生活的面貌，而是以迁徙这一游牧事件的动态高潮部分作为画面叙事的核心，以迁徙的过程构建与民族相关的与历史相关的整体审美叙事。哈萨克民族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 一条迁徙之路见证了整个民族形态发展的过程，是生命之路，希望之路，更是民族复兴之路。所以，于文江以哈萨克迁徙为题材所创作的表现“一带一路”精神的作品，实则是将这种民族和生命的迁徙精神进行了延展，迁徙就不仅指涉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转场，追逐时间的生命再现，更强调宏观层面的民族之间随“一带一路”的联系、国家之间随“一带一路”的对话，以此为切入点引发一种由迁徙而带来的对外交流的深层次社会关联，即以哈萨克游牧民族在迁徙与转场中所呈现出的坚韧的民族精神、乐观的生命状态和朴实的生活状态为典型内容，依托“一带一路”对外交流和发展理念，形成极富生命情趣的个体形象和饱含生活热情的民族精神，对这些个体生命形象的艺术化表现以及对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的挖掘与审美叙事的阐释，是《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中创作主体在场的集中显现。在《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中，创作主体通过对表现客体的概括、归纳、提炼而形成的与民族理想相关的精神内涵，这一民族理想支撑着哈萨克族在这条漫长寂静的南来北往之路上，一次次启程，恭敬地遵循自然的安排，也时刻充满希望，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民族精神。
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与国家形象、民族精神的构建有天然的联系，而且与人性的表现和生命的表达有直接关系，如何建立图像叙事与话语内容之间的关联，如何体现生命内涵与审美叙事之间的联系，是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呈现主题价值的根本，也是艺术家对重大题材主题性美术作品情感共生的根本。（崔晓蕾，中国工艺美术馆学术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王瑀，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来源：美术观察）
画家简介
于文江，1963年生于山东烟台，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院艺委会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宁夏画院名誉院长，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理事，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天津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于文江工作室导师。作品连续参加全国第六至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其中获第六、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获首届工笔山水画展一等奖；获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银奖；获第三届全国当代工笔画大展金奖，获首届中国画展铜奖。
2009年，完成国画《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入选“全国重大历史题材工程作品展”，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收藏；2018年创作《马克思童年时代的特里尔城》，参加“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作品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2020年，完成国画《哈萨克迁徙——春的牧场》，入选“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作品展，作品由中国国家画院收藏；2021年1月，完成国画《日出东方·李大钊陈独秀》，参加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并长期陈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