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笔墨”，画家吴冠中先生有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笔墨等于零”。吴冠中的“笔墨”观，是以西方材料学视角认知的结果，所以他说“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为零”。然而，随着中国画义旨的历史演变，中国画“笔墨”已逐渐超出“材料”及“技法”的范畴，成为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艺术语汇。中国画笔墨语言的独特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体”与“用”的关系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画艺术强调“技道合一”。就笔墨而言，其不仅仅是绘画之技，而且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哲学意涵。
《境》20cm x 30cm 2017年 中国画
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审视中国画之“笔墨”，则难以把握“笔墨”本身的意义所在，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画的义旨。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学者高居翰，由于缺乏对中国画“笔墨”语言的理解与体悟，他对明代董其昌的绘画就没能作出正确的评判。他在《气势撼人》中说：“董其昌的绘画中极度非自然主义式的作品，无论在视觉印象上或是在形而上的抽象思索层面上，大都背离了对感知世界的真实关注”。高居翰认为董其昌抛弃了客观物象自然秩序，将笔墨“当作纯美学特质作为一种标榜”，而无法认可。以西方文化语境来认知“笔墨”，往往把笔墨定位于“材料”与“技法”的范畴，而无视笔墨“形上”意义，从而限制了西方学者对笔墨鉴赏的视野，进而限制了其对中国画义旨的深度解读。
《露影》23cm x 48cm 2020年 中国画
中国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一种“物化”形态。只有把中国画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场域中，对中国画笔墨进行文化审美与哲学观照，才能真正理解“笔墨”概念的独特涵义。中国哲学“体”与“用”的关系，影响了中国画本体与笔墨之技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体用不二，正如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所言：“中国哲学家虽认为本根必非万物中一物，但不承认本根与事物有殊绝的判离。本根虽非物，而亦非离于物，本根与物之间，没有经绝对的对立，而体与用，有其统一。”“体”是事物的本质，而“用”则是“体”的外在显现。“体”不可凭感官获得，其具有超验而不可见诸于耳目的本体意义。相对于“体”而言，“用”则千变万化，于方呈方，于圆呈圆；但无论其如何变化，终不能脱离“体”而自化。换言之，“用”是“体”的不同形式的外在呈现，是不可见之“体”的经验存在；而从“体”与“用”的关系上来讲，当“用”即“体”，体用不二。如程颐所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易程氏传》序）道体虽是超验的无限之“体”，但其涵容有限之“用”；而有限之“用”，也尽在无限之“体”之中。换言之，任何一个具体的有限之“用”，皆可体现完整的无限之“体”。“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心外无物”等，皆是“体用不二”“心物一元”思想观点的不同演说。
《掠过》纸本水墨150X80cm
对中国画而言，其也有一个“绘画本体”，这个“绘画本体”的外在显现即是“笔墨”。中国画的创作过程是画家凭籍“笔墨”（言）来建构形象（立象），进而以“象”取“意”，最后应“意”会“道”（如宗炳所言：“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对于中国画主体而言，绘画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才是真正的绘画？从“体用不二”的观点来看，答案自然是：“笔墨”即“绘画”。就是说，什么是绘画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笔墨的问题，离了笔墨就没有绘画。明代画家董其昌的“一超直入”的绘画观念就是“体用不二”的哲思在其绘画艺术中的体现。
《飘过》纸本水墨120X120cm
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观念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而且影响到中国艺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表现人道、天道。尽管儒家、道家以及禅家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不尽相同，但都主张通过主体内在的修养与觉悟，实现对自我的内在超越，以期达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而使主体达到与自然相交互融的精神境界，即“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落实到中国画艺术上，由于主体的超越性使得笔墨也超越自身作为材料与技法的功用性，成为表达主体之精神与天地之精神的载体。“精神性”与“物质性”构成了笔墨概念的双重属性，而笔墨的“精神性”是由笔墨的“物质性”来体现。姜宝林先生说：“笔墨作为中国画的基本符号语言，本身所承载的当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的符号性记忆。其既有内在精神性的一面，又有外在物质技术性的一面。在精神层面上，首先，其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其次，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性。在物质技术性层面上，主要是指笔墨技法、笔墨技巧与笔墨功力上的技术性要求。”（《姜宝林艺术创作与教学》）笔墨语言是艺术家进行审美认识、艺术思维和意象物化的直接现实，画家只有真正熟练掌握了笔墨之技，才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抒发自己性灵，进而以“技”启“道”，达到“技道合一”的艺术境界。
《露华浓》40cm x 68cm 2015年 中国画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得其英华”而不“穷其枝末”，在语言文字上主张“不落言筌”。“不落言筌”，并不是废“言筌”。中国画注重形而上的绘画义旨，而绘画义旨有赖于笔墨之功，如不注重笔墨的修养，缺乏笔墨功力，而大谈所谓超越笔墨，则犹如欲飞翔而先剪其翮矣。钱钟书在其《谈艺录》中云：“禅宗于文字，以膠盆黏着为大忌；法执理障，则药语尽成病语。”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跃深涧，必有所依凭，脚踏实地，方可一跃而达彼岸；尚若步步而行，趾不离地，亦终不能一跃而达彼岸矣——“如筏喻者”！“登岸”必须“舍筏”。同样，废“笔墨”，“画旨”自然不可得，然而，执着于“笔墨”，“画旨”亦难得。
《山静云初吐》68cm x 40cm 纸本 2019年 中国画
笔墨是中国画家进行审美认识的思维工具，也是解读中国画的物质媒介，而笔墨的艺术原点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而品读中国画，需要读者应同样具备与中国画的创作者相当的文化底蕴与审美修养；如此，才能在笔墨的“只言片语”中领会其意义。如果缺乏传统文化的底蕴与修养，那么当我们面对一幅中国绘画，也可能感受到的只是形而下的笔墨痕迹，而痕迹背后形而上的笔墨精神将无从把握。在文思已日趋弱化的当代，如果我们只凭物质性感觉，缺乏东方人文修养，将无法使中国画的人文精神在当下重生与发展。在提倡文化自信的当下，对中国画笔墨精神的传承能够助力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李洪贞）
《林静云初吐》 244cm x 50cm 2009年 中国画
（来源：笔墨研究）
画家简介
李洪贞，字玄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画笔墨语言现代性研究，导师姜宝林先生。先后师从周韶华、姜宝林、孙静茹等先生。专注于中国画创作与笔墨理论研究，多篇论文发表于《美术观察》等学术期刊。2022年出版学术专著《超越藩篱：徐渭笔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笔墨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艺术博士工作委员会委员，李可染画院终身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