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决战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在内的重大主题，成为新时代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热点。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艺术家们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生动地描绘出生态宜居的青山绿水、日新月异的乡村面貌、精神饱满的乡村百姓、和谐幸福的生活画卷，呈现出广阔大地上的勃勃生机，塑造了一幅幅可观可感的视觉形象，讲述了一个个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用手中画笔描绘出美丽乡愁的现代农村。
如果不用苛责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命题创作，其实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艺术家们积极投入的主观意识、采风写生的认真态度、捕捉典型的匠心巧思，使得这些艺术作品普遍具有相对较高的艺术水准，其中不乏形象鲜明、技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之作。相关主题性的展览，也能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欢迎。但也应该看到，大部分作品还停留在表面化的层次，题材雷同、手法雷同、视角雷同，囿于眼前所见，画面一览无余，特别是激情不够、深度不够，少有留得住、传得开的精品力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问题本就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它需要时间的积累，也需要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它需要不断思考与理论探讨，让艺术创作始终走在坚守艺术规律的道路之上，优秀之作才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孕育生长。也正因此，《美术观察》提出“艺术续写美丽中国”的论题，从新的视角切入，引发理论工作者与艺术工作者的兴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主题性创作的理解需要破除僵化、片面的桎梏，对国家重大政策与时代发展的认识深度还有待提高。主题性创作并非只是政治任务，而是这个时代与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大事，关涉国家与民族、也必然关涉每一个人的未来与前途。这并非夸大其词。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中国脱贫攻坚所取得的胜利举世瞩目，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当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21世纪，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在大江南北的广阔土地上，美丽乡村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乡村振兴的提出，不仅仅是一项政策或一个口号，而是关系着社会转型、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这是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吸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先进经验、融合了中国文化中关于自然与人伦社会的传统观念、结合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全新定位与发展战略，它与我们的今天相关，更与未来相关；它与你我相关，更与子孙后代相关。
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21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给我们的艺术特别是传统艺术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古往今来，伟大的诗人无不将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对时代精神的阐释作为自身的使命与责任；“笔墨当随时代”，不仅是对汉魏六朝以来绘画艺术展现不同时代风貌的概括，也成为一代代艺术家们努力思考与实践探索的方向。站在这样的时代高度来理解这一系列重大主题，也许才能视野更加宏阔、题材更加丰富、角度更加多样，才能跳开“政治任务”的无形桎梏，放下图解政策的顾虑担忧，见微知著，把微小细节与宏大社会历史背景相勾连，追求艺术的深度表达。
其次，对艺术家而言，如何以澎湃激情投身创作，真正做到把自我放入国家、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大尺度之中，从小我走向大我，从“要我画”向“我要画”转变，则是能够出现代表时代的精品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的重要着力点。
钱松喦 常熟田 纸本设色 52.8×35.7厘米 1963 中国美术馆藏
20世纪60年代，在江苏省国画院首任院长傅抱石的带领下，以江苏省国画院钱松喦、亚明等为主体的“江苏国画工作团”怀着对新中国的澎湃激情，紧紧围绕“中国画传统笔墨如何反映现实生活”的主题，抱着“开眼界、长见识、扩胸襟，笔墨就不能不变”的态度，行程二万三千里，创作了《待细把江山图画》《西陵峡》《枣园》《红岩》《常熟田》等一大批既有鲜明时代风貌又有传统笔墨意味的优秀之作，将“旧貌换新颜”的山河新貌纳入笔端，开创了“新金陵画派”的中国画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并由此成为新的绘画传统的重要部分；以石鲁、赵望云为代表的西安美术团体，扎根于陕北高原的山山水水，钟情于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也感动于新中国建设中的沧桑巨变，他们“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将新的题材、新的视角引入传统中国画的创新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长安画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这些艺术家们之所以能够再开新局，再辟蹊径，在于他们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时代与社会的重大主题之中，借由拓展中国画的题材与内容而达到创新笔墨的效果与目的。可以说，他们的成功也在于以笔墨书写的艺术形式，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亿万劳动者当中，以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画面，提炼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涵，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
毋庸讳言，今天的艺术家们主要生活在城市之中，远离乡村，远离脱贫攻坚的现实生活场景，创作激情很难凭空产生。因此，以主题性创作的方式、有组织地采风写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否碰到触发激情的人物与事件，是每位艺术家需要面临的问题。真实描绘眼前所见是一回事儿，能否创作出打动人心的艺术精品则是另一回事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眼前所知所感所见所闻不能打动自己，又如何能够创作出打动别人的艺术作品？这当然不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责任。一方面，社会发展使得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个人生活的圈子可以与自身之外的广大世界毫不关联；另一方面，每个个体都可以因为“蝴蝶效应”而与千里之外原本无关的事件紧密相连。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成功艺术家的创作都必定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当代思考，有激情，有创见，在极度个人化的表达之上，传达的是关乎世界甚至关乎宇宙的共同感受。
田黎明 绿水青山 纸本设色 70×40厘米 2020 中国艺术研究院藏
从“要我画”到“我要画”，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关乎时代与社会的重大事件，并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其中。2019年9月，中国国家画院首次集中全院艺术家包括外聘研究员六十余位，开展扶贫主题美术创作项目。在四个多月采风写生的过程中，艺术家们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27个贫困县区、文化和旅游部4个精准扶贫县、“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县为线路采风写生，一次次受到了心灵的震撼。他们写日记、写感言，在熟悉乡村、熟悉百姓、熟悉生活的过程中，寻找典型形象，并通过新的角度与内容，探索个人艺术创作新的形式与面貌。山水画家陈平创作了援疆工人与维吾尔族《合力前奔》的两幅人物画；花鸟画家姚大伍的《香格里拉记事》、郭子良的《梁家河秋色》，将山水、人物加入画面，在原有的个人风貌上有了新意；董雷的《丰碑》聚焦长江源村的藏族风情民居，在写实的手法中加入了抒情笔调，虚实结合的处理使画面具有了象征意味；田黎明的《绿水青山》选取了最适合自己艺术风格的大湾村民走向大湾茶厂的公共汽车站作为画面主体，青山白云，公路车站，乡村与城市在这里没有区分，它既是现实中的真实场景，也是艺术中的理想画面。特别是书法篆刻所的同志也加入到这次采风写生当中，是一次很有难度又有深度的尝试。洪厚甜的《扶贫赋》以八尺四条幅碑体楷书书写，厚重鲜活，有一气呵成之势，书写者的激情溢于笔端。魏杰的《遵义花茂村脱贫印记》在当地毋先才陶坊现场制作了乡愁、花茂村、苟坝会议、红军马灯等数十方与当地革命史迹风土人情相关的陶印作品，这样的内容可以说是之前的篆刻从未有过。程兴林到达湘西十八洞村时，“被眼前的环境惊呆了，还以为误入了风景区”。随景赋诗的书法作品也由此充满了激情。张立柱的《收获又一秋》是他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和夏和县采风写生后的创作，但却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关注的农业农村农民主题，“我要画”的内在动力使得他饱含着真挚的深沉的情感，画面浓缩了关于自然、大地、人生的思考与情愫，成为耐读耐品的艺术佳作。
董雷 丰碑 纸本设色 200×180厘米 2020 中国国家画院藏
第三，关注重大主题，并非只在体制内的艺术家。艺术发展到今天，无论其概念与内涵发生了多少变化，但艺术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从来没有改变，甚至越来越体现出艺术介入社会、介入生活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无论中外，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不关注社会、国家与普通大众的。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在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渴望在未来中国乡村发展的视觉形态塑造中注入自己的思考与探索。艺术家们或以个人方式介入乡村生活，或以大地艺术节、乡村艺术节方式，深入到广阔农村、乡社，将创作与生活结合起来，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有责任、有担当、有思考的艺术家的自觉行动。而他们的作品，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刚刚开幕的宁波首届大地艺术节把装置艺术作为热点、把文旅融合作为重点；正在举行的“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2022”汇聚了来自中国、俄罗斯、以色列、日本、西班牙、美国、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73个艺术项目，以“最初的湾区”为策展主题，运用在地化的艺术创作方法，艺术家们长达数月工作、生活在当地，以融合绘画、剪纸、雕塑、设计、建筑的装置艺术，与本乡本土的历史、环境、物产、文化资源相结合，创作出了独属于当地，也属于未来的艺术品。
主题性创作不是唯一方式，也不应该成为唯一方式。在写实手法、直抒胸臆式的创作外，也应该有更多不同艺术门类、艺术形态、艺术语言的创新与尝试。艺术史的每次创新都与经济发展、材料变化、观念更迭、潮流焕新相关，因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艺术乡建活动的蓬勃展开，从新的维度提供了艺术创作为谁而作的新思路——表现农业农村农民的题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城市观众，局限于美术馆博物馆的展览，而是回到大地，回到乡村，回到居住在乡村城镇的老百姓的生活之中。从建立艺术作品与观看者的新的关系出发，不仅可以概括提炼出新时代拥有美丽乡愁的现代农村的崭新面貌，也能推动艺术创作涌现黄钟大吕式的时代经典。（徐涟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