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去岳麓书院时，便会看到门口王闿运所做的那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了解了这副对联，认识陈湘波先生便会明了这“湘波”之意，用这两字概括却也是真真的恰如其分。他外表平实，性格内敛，一头直立的短发显得格外的精神。与他交谈时，他言语间的气息有着这浮躁喧嚣城市中少有的深邃与清静。从荆楚之地来到岭南，两种不同地域间的文化滋养成就了陈湘波别具意味的人生品格和艺术创作。在他的作品中，最能感受到的是一股幽远沉静，在他的一花一草一世界里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气质。
自述成长经历
我出生在1963年，那是一个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里的时光。1949年8月长沙解放时，我父亲在那里上学，后来他报名参加革命，培训了几个月便到新宁县我母亲的家乡搞土改运动。父母很早就参加了工作，所以我小的时候，家里家境还算可以，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困苦，我记得除了小时候“文革”期间在新宁外婆家住过三年外，其他时间都住单位院子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童年的，是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受到的教育大多也是政治教育。
1972年，我从新宁回到衡阳，那个时候很是崇拜鲁迅，理想是当一个作家。那个年代，物资短缺，想要多读一些好的文学书籍也是没有条件的，最多能看到的是当时流行的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至这个理想也终究只是一个理想了。
最开始接触画画是在1977年。那个时候，我的个性比较内向，也有点自卑，不怎么喜欢跟其他人来往。在衡阳附中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出来写生的画家，便在一旁看他们画画，就觉得画得像，画得好，当时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受到作为美术爱好者的远房叔叔陈常田及他的老师，常在当地报刊发表版画的工人业余画家汪宾芳的影响，我大量临摹当时流行的领袖肖像、工农兵形象的图片，并随读中学时的美术教师彭振贵学画。
1977年到1978年间，我父亲见我喜欢画画，就联系到钟增亚[2]老师，让我拜他为师，跟着他学习绘画。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和我父亲聊天，给了我两本他自己剪辑的册子，一本全部是中国画，另外一本是西方绘画，这些图片在当时真的是相当难得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钟老师经常会去全国各地写生，也会在家进行连环画的创作。那时，我常常跟随钟老师，跟着他学习绘画，每个礼拜天早上8点，我准时来到钟老师家，而钟老师晚上画画一般到凌晨二三点，我常要等到10点左右才将这一周练习的习作请老师评点，钟老师都是尽心尽力地教授我。
与钟增亚老师在湖南衡阳合影
1983年
1979年，刚恢复不久的高考已经成为年轻人跳出龙门的重要出口。但是为了画画，我放弃了全国统考，这让老师们都替我着急万分，纷纷来家里劝说我一定要参加全国统考。那个时代，如果说高考是个独木桥，那么美术几乎就是一条没有任何安全系统的过江索，掉进水里的人永远比到达对岸的人多得多。但是我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过江索，也理所当然地掉进了江水里。
考试失败后，我又回到新宁画画，结识了刘鸣以及当时就读于湖南艺术学院[3]的学生刘昕，并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刘昕现在就职于湖南美术出版社，当时他刚刚通过高考，正好有时间，我就和他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写生，白天在外面画风景，晚上就在旅馆里画速写。那段时间过得很纯粹，也让我找到了画画的乐趣。
1980年，我自由自在地画了一年多画后，就去了有“宣传科”的衡阳纺织机械厂工作。我认为在宣传科里依然可以画画，哪怕只画毛主席像，也算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如愿进入宣传科，而是到了热处理车间做了普工。然而，在工厂里，我几乎把全部的休息时间用以复习和准备考美术院校，滚烫的钢铁比不过我对绘画的热情，更无法让我放弃对理想的追求。1982年，在做了一年半的热处理工人后，我考进了广州美术学院。
那一年，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在中南五省一共招16个人，湖南有5个同学。一届届掉进江水中的美术爱好者们重新爬上岸来，挤压在过江索旁，这其中，有众多的美术界名宿之后，也有在各自地区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大我十岁以上。当背着行李走进广州美术学院大门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被录取了。尤其是在一位同学因病被劝退后，我更是如履薄冰，生怕自己也会被各种理由劝退。如果想去掉这种因过于敏感而产生的多余的担心，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画画。
与同学杨红、王小燕、赵煜、方土
1985年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的想法还是比较理想的，但是进入大学一年后，多少还是体会到与现实的不同，心中感到一丝丝的失望。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方楚雄老师带队到海南写生，直到这次写生，我才找到一点画画的感觉，其中创作的三件作品入选了1986年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八大高校优秀作品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确定花鸟画创作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契机。在美院上学期间，学校邀请了湘籍工笔画家邹传安老师为我们上课，同为湖南人，邹老师对我甚是关照。在上课的过程中，我被工笔画那传神的线条及生动的色彩所吸引，为之着迷，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启了我的工笔画创作之路。
大学毕业以后，我的内心还是希望可以回湖南的，但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正在这个时候，广东肇庆师范专科学校（今肇庆学院）需要老师，我就顺势去了肇庆。改革开放初，广东的教育也获得大发展，而广东美术教师奇缺，1986年起广东肇庆师范专科学校作为广东唯一能招收培养美术教师的学校开始扩招，像我们这样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人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在这边我主要是负责国画教研。后来，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创作环境，我尝试了几次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但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最后就读了广州美术学院，在陈章绩教授名下攻读硕士学位。
在学画画的生涯中，对我产生特别重要影响的有几个人，一是钟增亚老师，他是我的启蒙老师，第一次看到他收集的两本美术作品剪报，我就被深深地吸引，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又读到画家司徒乔夫人冯伊湄女士所著的《未完成的画》时，更是深受感动，决心以司徒乔先生为榜样“在艺术的牢狱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我在中学的美术老师彭振贵先生。在广州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国画系聘请当时湖南著名工笔画家邹传安先生为我们授课，又开始了随先生学习工笔画的探索之路，也由此确定了自己在中国工笔画领域要不懈探索的决心，和邹老师相处也特别好，至今情同父子。1991年，我考入广州美术学院攻读陈章绩教授（陈章绩教授是关山月先生的女婿）的研究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经陈章绩的引荐和关山月先生推荐，在当时深圳市主要领导的关心下，我来到深圳市文化局参与关山月美术馆（当时称关山月艺术馆）的筹建办工作。1996年3月，关山月先生又提出要我到广州协助他整理准备捐献的作品，希望我能帮助他把作品整理好，以便完整地捐出，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使我熟悉这些作品，为今后美术馆的收藏研究工作打下基础。由于这个原因，我有了同先生朝夕相处一年半的日子，这也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宝贵的经历之一。
与邹传安老师在关山月美术馆合影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我有两个“家园”，一是我出生之地湖南衡阳，那里有我成长的记忆，保留着我许多深刻的记忆；二是我的画室，平常工作结束后，我会在我的画室画画，塑造我精神上的“家园”。
我出生于湖南衡阳的湘江边，我的名字出自清代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撰写的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湖南衡阳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自古以来，衡山便有“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归”“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之说。此地更是名家辈出，如北宋名儒周敦颐、明代王夫之等。此外，湖南衡阳是两广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占优。湖南衡阳有深厚的湖湘文化传统，这里遍布荷花，北宋名儒周敦颐曾写下名篇《爱莲说》。小时候，我经常在荷花塘边玩耍，从莲花绽放、莲子成熟到收获莲藕，我均十分熟悉。所以我的画里，荷花比较多。
我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深深感到，深圳伴随着经济发展，其文化具有特殊性与多样性，多属移民文化。这里的画家来自五湖四海，而本土具有影响性的画家还未出现，使得深圳艺术文化出现“有高原没有高峰”的现象。地域文化往往会很自然地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去的，我会偏向深圳文化的这样一种思考。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是属于那种比较开放的状态，这种状态也是相对的，我会有传统的，但更多的是看重现在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传统的或者地域的基因是无形中融入我的血液和思维里，这是很自然地体现出来的。所以有时候，人们看到我的工笔画就会觉得有一点湖南工笔画的味道，这也就是常常评论说这是受到了湖南绘画的影响。当然也有广东岭南的影响，就是重视写生，但是我并没有刻意去追求，这个是肯定的。
（从左至右）陈湘波、黎明、龙有忠
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合影
1992年1月
我是有过这样一个思考的，就是在全球性的状态下，地域性会慢慢减弱，因为资讯太发达了。同时，地域性画派之间的区别会慢慢减弱，从而个人的风格会慢慢变强烈一点，地域文化的因素还是会有的，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可能有一些艺术家会强调自己的一个身份。相对的，我自己个人的风格也会更凸显，否则就拉不开和别人的区别，但是这又离不开区域，因为很多东西是在后天环境下培育出来的，所以这是有矛盾的。我和很多人曾探讨过画派的问题，我认为资讯的高度发达让全球化的概念都显现出来，地域文化的特点也会慢慢分解，不再会像以前那样的明显。
不管画派也好，人也好，只有跟社会发生关系，大家才会关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原来的社会，不像以前的文人画时期，话语权就掌握在文人手上，当时的文人画家基本都是一些高官，话语权在他们手上，所以当时文人画的地位很高，都不太看得起民间的画家。可以说，以前的中国美术史其实是文人画的绘画史，是把民间绘画和雕塑、工艺、建筑等排除在外的。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大众化，艺术创作又具有多样性，因此一个画家如果十分真诚，其绘画必定会反映身边的特色及其内在的个性。（陈湘波）
与关山月先生共同整理关山月先生捐献作品时
1996年11月
注释
[1]标题“吾道南来湘水余波”见于王闿运所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在罗忠学对陈湘波的采访中也有对此内容的描写，此文有参考其中部分内容。
[2]钟增亚（1940-2002），湖南衡阳人，擅长中国画。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书协主席、湖南书画研究院院长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3]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是1958年7月创办的湖南文艺学院，1959年更名为湖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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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迎春》46cm×70cm纸本设色2022年
《玉兔迎春》46cm×70cm纸本设色2022年（来源：口述湖南美术史）
画家简介
陈湘波，现任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深圳市慈善会·陈湘波艺术公益基金发起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深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曾经及目前担任的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策展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美术馆协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地方级领军人才，深圳市先行示范区专家，深圳市设计与艺术联盟副主席等。深圳市六届、七届人大代表。
主要专业领域：美术馆营运和策展、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美术教育。其中在美术馆的营运和策展、关山月艺术研究和中国画工笔画创作方面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