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沈曾植的书法既有“学人书法”的特质，也有“艺术书法”的进取和创新，书卷气、庙堂气、金石气兼而有之，沙孟海评价为“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书如其人，书法是书家学养、阅历、品性、天赋的集中体现。沈曾植为晚清民初硕学通儒，学术贡献遍及舆地、律法、医学、金石、书法、宗教学等。对于沈曾植的学术，王国维评价为“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是“继承前哲”又“开创来学”“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在近代学术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足见沈曾植是有清以来三百年学术集大成者和继往开来者。2022年是沈曾植先生逝世100周年，嘉兴博物馆联合多家文博单位，举办“近世通儒——纪念沈曾植逝世100周年特展”，其中很多展品首次公开亮相。本期专题推出这次展览部分展品以及怀硕堂藏沈曾植书法精品，同时推出沈曾植书法的数篇研究论文，以期读者对沈曾植书法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清]沈曾植 行草录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其一〈湖桥〉》轴
113cm×55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朱栏画柱照湖明，白帢乌纱曳履行。桥下龟鱼晚无数，识君拄杖过桥声。东坡诗，馀翁馀墨。
钤印：双木莲馆（白） 聊尔戏书（白）
有关晚清沈曾植（1850—1922，号寐叟）书法艺术的研究，近年渐成热点，报刊文章、学位论文以此为主题者多见。除新资料的发现之外，一般性的研究业已进入较大面积的观点雷同、难出新意的重复论述境地，相当比例的学者甚至是在对文献的集体性误读的基础上作无效研究。要使沈曾植书法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便需超出仅将寐叟视为书法家的局限，由“通人书法”角度重新切入研究，着眼于沈曾植之“通人之学”及“学人之诗”，将两者与其书法思想、创作发生勾连，如此，既可为沈曾植研究开一新的疆域，亦可对书法史及当代书法创作发生影响。
一、沈曾植的“通人之学”与“学人之诗”
（一）趣博识高的“通人之学”
寐叟为清晚期文化、学术界所共识的“通人”，在世时即极受学术界、诗界领袖、师友誉美。其一生学问之广博与精深，可以钱仲联之一语概之：“在学术上，经、史、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碑帖、画、乐律，无不精通。”据统计，寐叟共有著作48种，由于其遗留的原始文稿多数尚未整理，真实情况可能超此数量。
[清]沈曾植 苏轼赠莘老七绝诗轴
170.5cm×45cm 1921年
[清]沈曾植 草书苏轼《郭熙秋山平远二首·其一》轴
134cm×33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中有句无人见，送与襄阳孟浩然。橘泉仁兄雅属。寐叟。
钤印：驾浮阁（白） 馀斋（白） 泠寿光（朱）
寐叟早年继承家学，从事小学、经学，并开始接触史学，私淑前世大儒。既长，以义理辅实用，于考据学深受训练。入仕后将考据、经史与经世相结合。《清史稿》载：“曾植为学兼综汉、宋。”此为对寐叟学术趋向的总体概括。汉学方法是指以训诂、校勘、辑佚、考辨等为主的研究方法；宋学是指以探求义理、讲求实用为主的研究方法。清朝初年，汉学与宋学成对峙之势；乾嘉时期，汉学成为主流；晚清则转为汉学、宋学融合局面。寐叟治学之理趣与大势相合，汉、宋兼采，治学理路为义理、考据兼通。
王国维《沈乙庵尚书七十寿序》一文，概括寐叟一生学术原委，尊其为道咸以降学界之魁杰，称沈曾植“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静安先生并非虚誉。王国维与寐叟于1915年相识，此后七年时间两人皆居于海上，不同于其他遗老唯以饮宴与诗文酬唱相交际，沈、王之间更多的是学术砥砺，且多为寐叟向王国维作学术观点输出。王国维写在那一时期的音韵、西北地理、蒙元历史等方面的多篇论著，曾受到寐叟的指点、启发。
寐叟与王国维之学术交往，既体现近现代两位一流学术通人之间的薪火传承，亦由王国维映射出寐叟在多个领域达到的研究高度，可知近现代学人实难有出其右者。
（二）艰深奥衍的“学人之诗”
寐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论与诗作方面，用他自己的说法，分别为“诗学”与“诗功”。寐叟在晚清诗坛的地位，与“同光体”密切相关，并且“同光体”之命名也与沈曾植颇有渊源。
寐叟之诗，时人多以“学人之诗”视之，其实质则为“通人之诗”，其诗以渊博而深邃之学问作基础，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典范。其作品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既有取材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的僻典，又有取材于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的奥语奇词，诗风则沉郁奥衍，与同属于“同光体”阵营的陈三立、郑孝胥、陈衍等的诗风大异其趣。
（请横屏欣赏）
[清]沈曾植 行书自作诗《又一首为沅叔题》横幅
29cm×88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频年蜀本费冥搜，忽漫辽镌得话头。误有可思期一适，慧还兼福定双修。解题已录长恩祭，山水方滋谢客游。精舍龙龛聊发祝，要须龙藏助研求。余属君求敦煌经之散出英法者。沅叔得《龙龛手鉴》，徐兴公所藏，题为辽刻者，绝品异书也。既属雪堂题斋额，复要余著语，欢喜赞叹，遂成此诗。寐叟。
钤印：知一念即无量劫（朱） 聊尔戏书（白） 海日楼（白）
诗与书法皆为寐叟治学、入世之馀事，陈三立评价其诗为“硕师魁儒之馀绪”，故与“诗人之诗”相比过于生涩奥衍。沈诗之古奥艰深，从其身后很少有能继武者亦可见出一斑。钱仲联曾试作解释：“沈乙庵诗深古排奡，不作一犹人语。……与散原齐名，而后辈宗散原者多，宗乙庵者绝无。有之，仅一金甸丞蓉镜，亦不过得其一体，岂以其包涵深广，不易搜穷故耶？然用此知乙庵高于散原矣。” 以此可推见寐叟诗歌写作难度之大，成就亦高于同辈诗人。
二、通人学问、诗学修养与书学相通
通人的眼光、境界与专精一门之学者以及为“诗人之诗”者，良有不同。站在通人立场上研究学问，每种学问之源流、分派及各家学说，能够看得历历清晰；而将多门学问合笼起来论事，则又一时全部打通，不留一丝隔膜。同样的理念和研究方式，在沈曾植书论（碑帖题跋、论书札记）中有更多呈现。寐叟于诗讲求“活六朝”，于书法则讲究晋书、魏碑与汉代书法的相互融通，是为“活碑帖”。
通人、诗人的艺术眼光移用于书法，表现出迥高于纯为书家者的见解。寐叟论学、论诗与论书，有一鲜明特点，即绝不固执于一隅，而在不同境域之间来去自如。这也决定了他在前半生习帖，中年以后广泛接触到北碑，且所论交之人如康有为、黄绍箕等皆为一时碑学的主流人物，他则从容往来于碑与帖之间，取两造之精华，融成自己的书法思想格局及创作面貌。在这过程中，诗与书法，碑学与帖学，诚然具有外在形态上的明显区别，而以整体之法观之，则彼此所含精华皆可为用，至于学术修养、艺术思想之间更无藩篱相隔。
[清]沈曾植 四条屏之草书苏轼《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诗二首·其一》轴
131cm×31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忘归不觉鬓毛班，好事乡人尚往还。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博泉仁兄雅。寐叟。
钤印：曾植印信（朱） 海日楼（白）
[清]沈曾植 四条屏之草书苏轼《又书王晋卿画四首·其四〈西塞风雨〉》轴
131cm×31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斜风细雨到来时，我本无家何处归。仰看云天真箬笠，旋收江海入蓑衣。馀斋居士。
钤印：植（朱） 双木莲馆（白）
[清]沈曾植 四条屏之临司马睿安军帖
131cm×31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安军未报平和之如何，深可为事也。海日楼书。
钤印：梵持（白） 泠寿光（朱）
[清]沈曾植 四条屏之行书节录陈子龙《钱塘东望有感》句轴
131cm×31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寐叟。
钤印：馀斋（白） 五石瓠（朱）
书法艺术在其发展早期，对书家的小学即文字学功底有着较为直接的要求（彼时对字形、部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处于主要位置，故书法家与文学家往往是二合一关系），而最迟到唐宋时期，对书家的文化修养乃至做人品格的要求已到了相当明确的地步。如宋代黄庭坚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沈曾植的诗与书法皆是至晚年而愈工，通人的学术及其文化情怀，在书法作品中自然有所体现。沈曾植曾对王蘧常说：“治学必须别辟蹊径，一探古人未至之境或少至之境，倘亦步亦趋，循旧轨辙，功效实稀。” 王蘧常《忆沈寐叟师》一文中说：“师之书法雄奇万变，实由读破万卷书而来。” 客观地说，寐叟书法之雄奇变化和丰厚内蕴，与读书自然有关，但与其文学创作才能，特别是诗学及创作的关联更深。不论是诗风还是诗学观念，许多元素在寐叟书法中都有十分对应的投映，并在其书法思想和实践中发生多方作用。寐叟书法特别是晚年典型书风，正是伴随其学术由精通到纯熟、其诗学由圆熟到老辣的过程而形成的。以其通人的学术背景为研究基础，以其诗学思想及创作理路为入口之一，立足于对其文献的尽可能准确解读，不蹈虚空，应有助于对其书论及创作实践的客观分析和研究。
寐叟的诗学与书学具有异体同构的内在理路。于诗学，他主张“不取一法，不坏一法”，同样的思维逻辑在他对碑帖的取法中也有充分体现：既不专取于一碑一帖，也不舍弃一碑一帖。他曾以书法论诗歌作法，下语堪称斩截痛快：“盖诗家句法，即书家笔法也。” 其实，学问的做法对书法的理解和实际挥运具有无形间融通与发生影响的关系。
三、“通人书法”概念的确立
与沈曾植书法研究
（一）研究沈曾植书法须过“三关”
由如上所述，可以发现，从事寐叟书法研究需跨过如下三个关口：
一为“书作关”，理清其整体书风涵括下的种种具体取法，区别轻重与来源，务求切近历史实际，思维与结论不为时下学者通行的笼统观点所拘束；
二为“书论关”，读通其论书文字，须知寐叟论书篇什实非仅拘于书史、书家、书论范畴之内，而是融弥学问界篱，不落一边，故研究书论亦当随时与多学术领域发生关系；
三为“诗学关”，寐叟学问至广，今人难以各至其学境，但须遍读其诗，以诗为关节，介入其通人之学的境域，体味、把握通人之学、通人之书的不凡境界。
这三关中，以“书作关”最易，“诗学关”最难，即便居于其间的“书论关”要通过也难度很大，当代学者对寐叟书法的研究中许多舛误即发生在这一关。
欲突破这三关，应首先在意识层面去发现和分析沈曾植作为学人、诗人兼书家的这一特殊性。历代书法名家大多为官员与书家合一，而寐叟更多出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通人”身份。
“通人”最早是指功业通达之人，后期约定俗成，指能通揽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四部之学”，近代以来更增加了较通透了解外国学术内容的含义。将寐叟书法作为通人书法研究的典型个案，不但使抽象的“通人书法”概念落到实处，并且为其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分析模型，有关通人书法本质、特征诸方面的初步研究结论皆可由此得到检验，并加以深化。寐叟书论与书法造诣的高度，更为通人书法树立起典型意义的标杆。
[清]沈曾植 行草黄庭坚《送刘季展从军雁门二首·其一》轴
112cm×52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石趺谷中玉子瘦，金刚窟前药草肥。仙家耕耘成白璧，道士煮掘起风痱。绦囊璀璨思盈斗，金液香甘要百围。到官莫道无来使，日日北风鸿雁飞。山谷诗。寐叟。
钤印：知一念即无量劫（朱） 寐叟（朱） 海日楼（白）
（二）“通人书法”的定义与要素
对“通人书法”概念，可作出这样的定义：
通人书法，发生于传统文化形态之中，是学术通人涵泳于广博学养，而将人生品格、学术精神倾注于书写之中。技法呈现一任自然，体裁形式不拘一格，书体以行草为主，重在学养和性情的表达，作品具有丰富的的人文、艺术精神。
“通人书法”的要素，应有五个方面：（1）端正人品；（2）深敬性情；（3）通博学问；（4）融创能力；（5）为我之学。试分述如下。
其一，端正人品。寐叟为人温蔼、磊落，与师友相处一派儒家气派，秉行“和而不群”“和而不同”，彼此观点甚至在大的思想走向上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而依然能以文艺相交。但在大节问题上，寐叟恩怨分明，如樊增祥于民国初期积极拥戴袁世凯称帝，寐叟即与之绝交。
其二，深敬性情。寐叟于家事亲情，甚为敦穆。兄弟之间情深意切自不待说，他与夫人李逸静一生情好如初，寐叟外任期间，书信皆落笔认真，有举案齐眉之致。于治学、人际交往，寐叟诚为一温蔼儒者，但非古板无趣、缺乏温度之人，一腔活泛有趣形诸文字，多见于家书及友朋翰札。
其三，通博学问。寐叟对于书法的真实态度或曰看重程度，类似于明末黄道周之于书艺，是以道德、文章之馀事视之，只有进入晚年，国事日非，更兼复辟不可行之后，方始以较大心力用于翰墨。但其晚年书法的成功，绝不单单是沈氏前此多半生岁月于书法用功的简单相加，而是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通博学问的涵泳。
其四，融创能力。寐叟书法的取法来源十分广泛，唯因如此，才达到世人所目睹的艺术高度。清代刘熙载《书概》曾对颜真卿书法之学古以“多连博贯”作为，而多连博贯，又能博节合宜，正是成就寐叟晚年书法的最核心道路。
其五，为我之学。古人治学多出于“为我”而非“为人”的促动，这一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寐叟以垂暮之年骤见简牍便对其中的章草墨迹发生类乎本能冲动而绝非攸关现实利益的兴趣。
纵观寐叟一生，其持身甚严，人品如精金美玉，无存尘滓；其性情纯真、恬实，又有任情放怀的一面；其学问淹博而与时俱进，故为蓍老、新进所敬重；其不以一艺为终极追求，故书法取法博大而精进不已，变幻无穷；其治学、作书之努力涵括于“为我”态度之中，故一生精进不已，过人成就形成于无形之间。
[清]沈曾植 行书录杜甫《耳聋》诗、节录杜甫《秋清》诗扇
19cm×55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生年鶡冠子，叹世鹿皮翁。目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猿鸣秋泪缺，雀噪晚愁空。黄落惊山树，呼儿问朔风。
高秋苏肺病，白髮自能梳。药饵憎加减，门庭闷扫除。徵君仁兄大雅。寐叟。
钤印：海日楼（白）
（三）沈曾植“通人之书”的贡献
作为国粹的书法艺术，其发生之初，是出于实用目的，作为记文载史的实用工具。随后在长期发展中，对艺术的追求、研索渐成为历代书家所致力方向。现代以往，随着新式书写工具的普及，书法实用性渐减，在当代已锐降至有史以来最低点。随着实用性和使用人群的大幅度降减，唯一存在的所谓书法之艺术性渐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以沈曾植为代表的近现代书家以其“通学”背景对书法作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层面的贡献，越发凸显其卓越的文化意义，对当代书法创作研究以及当代文化审美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价值。对沈曾植书法的研究即应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
寐叟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大致表现为三方面：
其一，在清末碑学貌似一统书坛的大环境中，寐叟主张碑帖融合，并付诸实践，获得成功。
其二，寐叟于垂暮之年，以超迈的艺术理解与实践，在民国初期引领起章草书法的复兴。相比于明代章草复兴，民国章草复兴则一有寐叟垂范在前，二得出土简牍等新材料之助，所达到高度超过明代，至今劲涌，方兴未艾。
其三，寐叟吸收章草成分，在通融碑与帖的基础上，创造出包含章草用笔特点的新的行草书法范式。这一卓越的书法实践，成就古代书法史的最后一座高峰。
寐叟于书法史的意义，也可通过与同时期的其他书法名家的对比而呈显。比如，吴昌硕的影响可谓深远，但基本表现为书法风格层面固化的吴派样貌，及门弟子亦步亦趋；康有为在近代书坛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传世著作《广艺舟双楫》，书法实中的影响则是及身而止。寐叟与吴、康相比，有本质的区别，他在自己深研帖、碑精华而创造出别具面目的晚年章草味道的行草的同时，对同时代及后世书家的影响更多表现为书法思维、艺术精神的启发。论者每指马一浮、谢无量、潘天寿、陆维钊、王蘧常、沙孟海等书家皆受寐叟影响，但这些书家的作品面貌与沈曾植书风之间极少有一眼即能看出的师承或取法关系，大都区别很大，即便沈氏亲传弟子王蘧常，与乃师书法面目也有极大不同。但是，寐叟对这些书家的影响确实存在，主要在于书法的独创性方面。如将龚自珍诗中“但开风气不为师”之句落实到书家身上，放眼近现代，唯沈曾植堪可担当。
四、沈曾植的书体贡献：寐草
（一）寐叟晚年书风与传统章草之对比
对寐叟晚年典型书风，在书体判断上，当代学者常见有如下几种认识：
（1）魏碑式行草。陈振濂认为寐叟晚年书风是“魏碑式行草”，即“立足于北碑但不拘于北碑”“转而走向了行草书表现”。
（2）章草结体。卓定谋《章草考》中说：“寐叟通章草，晚年书法，多用章草结体。”
（3）章草结体意识。陈振濂认为寐叟书法“既有古代章草书的结体意识，又有方笔线条棱角崭然、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钩连吻合之美”。此指寐叟采用“章草结体意识”，取其意，而未全取其形。
（4）章草笔法、笔意。诸乐三认为寐叟书法“从魏碑中来，而参以章草笔法”。
（5）章草。钱仲联径称寐叟晚年所书为章草，《海日楼札丛·跋》中说：“先生原稿往往用章草书写，不易辨认。”
（6）以隶书、北碑用笔所写的晋、唐行草。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认为寐叟晚年最大成就是“恣肆跳宕、奇态横生的行草书”，即“以模仿隶书和北碑效果的用笔来写晋、唐行草”。
[清]沈曾植 行书文杏、香茅七言联句立轴 138cm×39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文杏栽为梁照日，香茅结久宇烝云。啸云仁兄雅属。寐叟。
钤印：寐叟（朱） 海日楼（白）
当代学者之所以对寐叟晚年的书体定位意见歧出，主要缘于各人对章草书体的概念与外延的理解有较大差异。寐叟晚年典型书风与章草规范之间，其实具有较为鲜明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字势、结体：字势适度纵放，对联大字较为收敛，部分接近行楷，其他幅式则基本同于今草，纵放适度；横、捺主笔画及右下向的点画较多有波磔意味，比传统章草更显含蓄；结体则章草与行书、今草互见，章草比例低于行书、今草。
（2）主笔波磔：偶有波磔，一部分字会夸张这一特点，但更多情况在挑出波磔之前即驻笔。
（3）字内连带：比传统章草略多，基本同于今草。
（4）字形大小：对联中的字大小相近，其他作品字的大小相对自由、随意。
（5）字间关系：多为字字独立，时见字间连写及萦带。
（6）整体韵味：气度沉着，同时又具行书之飞扬气度，有用笔流利之致。
基于此，可如此概括寐叟晚年书风：有章草的内蕴、章草的典型波磔，以及部分章草的结体，但又在较大程度上具有行书、今草的特点。因此，寐叟晚年的书体判断面临两个困难：如果称为“章草”，只有五六成的依据；如果称为“草书”（此名称通常约定俗成是指今草），则又无法涵括其较为外显的章草韵味。
寐叟晚年书风可借孙过庭《书谱》的风格来评述：“章草、行草、今草三美，而寐叟兼之，拟章则馀行、草，比行、草则长章草。虽未限于一体之内，而兼融多优。” 从书法史的宏观角度看，这一书风可视为寐叟在历代已有书体的基础上的一大创新贡献。
（二）沈曾植晚年书风定位：“寐草”
寐叟晚年独具面目的书体，可确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章草。一方面，其结字基本在行草轸域，时而偏于行书，时而偏于今草；另一方面，虽然笔致有浓郁的章草味道，但较少采用传统的章草结体，章草所规定要求的波磔处理亦远未得到完整体现。与王蘧常相比，这一书体面貌中有比蘧草更多的行书成分。本来，行书即是一种相对自由的书体，类似现代排球比赛中方便出现在多个位置发挥作用的“自由人”，可以写到楷书之中，也可掺入草书作品甚至大草之中。同样的字，寐叟有时用规范的草书结体，有时又用行书结体，原原本本属于章草的结字实际占较小比例。
综合如上分析，可以给予这种最终定型的书风一个为寐叟所专属的名称，那便是：寐草。
“寐草”之名的成立，在较大程度上亦得力于其中所含的章草成分。既然“蘧草”在当代被列入章草范围，则“寐草”同样可笼统列在章草范围，这也契合当代研究者大多将其称为章草的共识性做法；同时，称“寐草”而非视作“章草”，则明确标示出它与章草的相异之处，规避了在书体判断上的不严肃。
[清]沈曾植 草书卢仝《新月》诗立轴
101cm×34cm 纸本 怀硕堂藏
释文：仙宫云箔卷，露出玉帘钩。清光无所赠，相忆凤皇楼。雩春仁兄雅属。寐叟。
钤印：知一念即无量劫（朱） 海日楼（白）
（三）书体贡献：寐草”完美实践王献之“稿行之间”的变体主张
东晋时期，章草已基本被今草全面取代，书坛前沿人物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之间曾有一场有关新书体的讨论。唐代张怀瓘《书估》记载此事：
子敬年十五六时，常（尝）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
对王献之“稿、行之间”的书体设想，历来学者并未认真对待，只笼统地理解为今草。直到王献之去世近一千六多百年后的清末民初，直到“寐草”的出现，这一书体设想才真正得以实现。如果结合“寐草”来对照分析王献之原话，会发现王献之所言句句不离章草。“寐草”的完成，则处处皆与之呈显完美的对位。
可以说，寐叟经过接近一生的学养与书艺的淬炼与融汇，以其晚年“寐草”书风完成了对上溯一千五百多年王献之所倡议的处于“稿、行之间”的理想书体样式的真正实现。
在寐叟之前的清代书坛，书法发展呈现为“尊帖”与“尊碑”两大倾向的相互对立与消长。若以现代眼光考量书法在近现代的发展轨迹，单纯地走帖学或碑学之路终难成大器，也难成为将来发展方向。寐叟的伟大在于打破碑与帖的樊篱，以超卓的通人气魄取其精要，更将碑、帖的取法范围扩及晋代之前的章草，旁及简牍墨迹。其学术既博且精，其书法理解超越同时代主碑派（如张裕钊、康有为、李瑞清）、主帖派（如翁同龢）的认识，其书法成就亦超出同样走碑帖融合之路的书家（如赵之谦）之上。
虽然在其前半生主要以学术通人和诗人身份而为文化界认可和推崇，未以书法名世，但其晚岁成就的寐草显然代表了清末碑帖融合的最高成就。碑帖融合之路，寐叟并非最早的启路者，但在他身上达到最完美创新和最高成就，在其身后一百年中，堪称空前而绝后。寐叟的书法实践融入诸多元素，此为同时代书家所未曾有，所以在其去世半个世纪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与其同时期的多数书家的影响似乎被时间赋予除法的同时，他的地位则融入乘法的因素，地位不降反增。（王谦，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书法理论研究所所长）
